一個實際上令人尷尬的事實是歷史學家論述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周期律的發生原因反而是無能為力的或勉為其難的。當包括朱維錚、袁偉時及秦暉在內的一些中國歷史學家在拷問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律的時候，他們傾向於問：是制度的原因還是文化的原因導致了歷史上的王朝更迭周期發生？本人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如同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每個國家的文化里存在制度。而每個社會或國家裡確立的制度里也有文化。二者是互為因果的。探討這個孰先孰後的問題不會有結果。歷史學家只能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但是，無法創造理論。結果就是，歷史學家的解釋總是各種各樣的，人們很難統一結論。每個歷史學家都會強調某個方面。歷史學家的本分是說明歷史的發生過程。解釋這個問題的人應該還是哲學家或其他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有時也被認為是社會科學家的一部分。其實，他們不是，歷史應該講還不是科學。歷史學是社會科學的原始形態。人類社會最初建立歷史學，然後才建立社會科學。在原始社會的末期，人類用詩歌記錄歷史，那個時候還沒有社會科學。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內有歷史書，但是卻沒有社會科學的書。

現在，中國的歷史學家希望完成社會科學家能夠完成的任務，例如，要解釋中國歷史上大規模暴亂周期發生的原因。固然，歷史學家能從大量的史料里梳理歷史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從而得出是什麼原因導致民眾暴亂發生或王朝更迭，要系統地研究這個問題恐怕還是需要哲學家或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來幫忙。原因就是他們能夠進行系統的研究，他們能發揮邏輯思維的能量，他們可能進行計量分析。當歷史學家進行縱向比較和橫向比較的時候，他們就需要進行更加系統的思維，就開始跨界向社會科學領域進軍，但是，如果不改變歷史學家的思維，難有明顯的成果。

本人是研究人與語言關係以及語言與國家關係的人。本人的看法很簡單。人類因為使用語言而擺脫了原始社會並建立文明社會。人類因為使用語言而建立國家。建國的基本形式就是語言互動，而不是物理互動。所謂的民眾暴亂是一種物理互動，是建構國家失敗的表現。但是，要分析這個問題應該從語言互動來解釋，而不是從物理互動來解釋。歷史學家，包括秦暉，總是強調物理互動是看錯了問題。應該從語言互動來看待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周期律的發生原因。換言之，本人認為，人類建國其實是一個契約行為。契約就是語言通訊的一種形式。契約的本質是訂立契約的各方各自向對方做出承諾，於是，彼此合作，建立國家。如果發生了大規模的暴亂，特別是全國範圍的暴亂，就意味着原有的契約已經終止。也就是說，歷史上的統治者建國的時候，都會對民眾許諾。秦末時期的劉邦就有過約法三章的說法。在英國，諾曼人登陸不列顛的時候也有許諾。根據美國歷史學家的描寫，征服者威廉登陸英倫後命令自己的軍隊不得擾民，承諾不列顛原有的法律不變等。這就是說，統治者會一開始單方面做出許諾，人民會接受。就是人民會減少抵抗或沉默，願意觀望一段時間再說。其實，就是統治者開出一個統治的條件，人民予以接受。還有一種情況：統治者奪權之前並沒有許諾，人民想象統治者做出了許諾。如果人民痛恨目前的王朝，他們就希望造反的人奪權看看是不是比以前的王朝要好一點。我將這種造反過程產生的意外想象稱作“客觀的許諾。”於是，各方訂立一個不成文的契約。但是，契約是有期限的。統治者希望契約是永久契約，人民通常不接受。人民要看契約能否兌現。人民會等待一段時間。就是一個契約的合法期限。一旦這個契約到期，人民就認為已經終止這個契約。於是，人民就不再服從。在一段時期內，統治者可能欺騙人民，以圖延續契約。如果不成，統治者會用暴力鎮壓反抗。人民可能不得不忍耐一段時間。如果這一段時間過長，人民忍無可忍，大規模暴亂就隨後爆發。也就是說，周期性的民眾暴亂和官府的鎮壓就是社會契約到期後人民開始尋求訂立新的契約的過渡期。如果統治者讓步，人民可能與原有的統治家族訂立契約或者與新的統治家族訂立契約。總之，是因為社會契約有期限，民眾的暴亂會周期發生。這個道理不論在中國或在歐洲的歷史上都是一樣的。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不必糾纏於形式。要看本質。

至於中國的情況，共產黨在中國掌權之前對人民也有許諾，例如，許諾將來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人人都過上美好的日子，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都有自由等。共產黨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許諾將來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有言論自由，實現法治，有至高無上的憲法，實行全民的選舉等。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通過它自己興辦的報紙《新華日報》做出這些許諾。但是，契約總是會到期，這是中共必須面對的問題。中共怎樣來延續這個契約或者怎樣與人民重新訂立一個契約？個人認為，人類歷史上從來都沒有無限期契約。中國的那個契約何時到期？我們拭目以待。

總之，根據本人的研究，人類國家的進步就體現在確立語言的主體性。這種語言的主體性要求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必須是語言互動，而且各個歷史時期交替的時候要無縫對接。就是說，人類需要用語言來制定規則，而這個規則必須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例如，人們制定選舉的規則來選擇國家領導人其實就是周期性地訂立社會契約。人們訂立法律也是語言行為。法律的權威也是語言的權威。如果人們總是說假話，語言的權威盡失。如果人們不說假話，人們承認語言的權威。語言的權威是真正的持久的秩序。用武力樹立的權威無法持久。訴諸武力就是迷戀物理互動。物理互動有損國家的建構。只有人們願意長期使用語言互動，才能建立基礎穩定的國家。而且，一旦排除了物理互動或減少物理互動的可能性，周期性的暴亂就會被周期性的選舉所替代。這個時候，人們每隔一段時期就治理國家的問題達成一個共識。減少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分歧。當然，時間一長，人們又產生分歧。於是，再進行選舉，人們就治理國家的問題再達成共識。國家內部的動盪就逐步消除。人類開始步入真正的政治文明的新階段。在這個方面，中國應該走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在走的道路。在這個方面，西方人沒有理論。西方人說到底還是經驗主義者。本人總結了一套理論。絕對有說服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下一本書：

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出版商：UPA     出版年代：2015  長度：566頁

這本書最近幾天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法國等地都有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