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說人類文明社會裡的國家組織形式最終會由民主製取代獨裁制，我們可以認為，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的歷史進程是一個民主化過程。儘管各個國家的歷史演化不盡相同，甚至千差萬別，擺脫專制，實現民主似乎是各個國家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但是，各個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也有差異。有些國家在封建社會的專制君主政體瓦解或名存實亡之際及時轉型為自由民主政體，而另外一些國家則在擺脫封建專制主義以後建立極權民主政體。本人認為，極權民主政體是從封建專制政體向自由民主政體演化過程中的一個中間階段。但是，這個中間階段可能會經歷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原因就是，極權民主制度里的掌控者通常時時刻刻牢牢地掌握國家的強力機構，包括警察、秘密警察和軍隊，還嚴密管控輿論工具，包括新聞媒介在內的宣傳工具。一方面在人民表現出希望自主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挑戰當局的時候，當局會動用強大的暴力工具予以鎮壓，另一方面當局能夠愚弄民眾。於是，要擺脫這個極權民主制度相當困難。於是，從極權民主政體過度到自由民主政體就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艱難旅程。就像有些發展中國家從低收入國家提升為中等收入國家以後再要提升到高等收入國家非常困難。這些國家長期地被定格在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落入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同樣，在民主化過程中，也有一些國家落入極權民主制的陷阱。中國是一個典型。自從辛亥革命以後，原本應該及時轉化為自由民主國家的中國卻在專制與民主的拉力賽中停頓在極權民主的階段。中國要退回到封建專制制度去已不可能。民國時期，袁世凱嘗試過，失敗了。後來就再也沒有人嘗試。要前進到自由民主政體也面臨許多困難。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中國已經進入極權民主制度階段。到了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時代，極權民主制度已登峰造極。但是，要進一步提升到自由民主制度階段難度也很大。極權民主制度這個非典型政治制度其實非常值得研究。

極權民主制的畫像

過去，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分析古代希臘各種政體的時候將政體劃分為三種形式：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民主政體。這三種政體又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一個人統治國家的政體、少數人統治國家的政體和多數人統治國家的政體。在現代，這樣劃分政體的方法已不適用，原因是專制君主政體其實已基本消失於地平線之外；貴族已經不復存在，當然也就不再有貴族政體，即使有時有人將現代國家裡出現的寡頭政體等同於貴族政體，這個看法並不妥當，原因是寡頭已經一律出生於平民。自從盧梭提出他的民主理論以後，人們一般理解的民主政體也與亞里士多德所述的民主政體不一樣。亞里士多德指多數人統治的政體是民主政體，而盧梭所說的民主政體是全體人民統治國家的政體。而後面所說的差異是我們理解極權民主政體的一個關鍵。我們在下面再談。

換言之，現代人一般將政體劃分為專制政體和民主政體兩種對立的政體。同時，這些政體代表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可以說，二者的形式涇渭分明。但是，極權民主制度是個奇異的制度。人們無法用黑白兩分法來定義它。它有民主的表述、民主的口號，有民主的形式（包括有形式上的選舉），有實現民主的理想，以實現民主為終極目標，同時這個制度內的掌權者對人民的訴求有所回應，能對人民進行政治動員，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或在一個時期內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但是，掌握政權的政黨或領導人主張和堅持只有這個政黨或領導人代表人民，堅持只有自己堅持的政治理念才是唯一正確的理念，實行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和一個主義的基本原則，排擠、打擊甚至鎮壓其他的政黨、政治人物，壓制其他的政治理念。壟斷真理和政權。於是，在這樣的國家裡，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結社自由，沒有合法的反對黨。對政府的政策不滿的人沒有合法途徑向政府請願。同時，當局對人民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密不透風的管制。政府的權力沒有任何實質的限制。人民內部對這個政治制度的看法往往出現兩極化現象。不少人公開表示熱愛這個制度，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尋找機會表示對這個制度的不滿。

國家領導人也具有非常突出的兩面性。一方面，他們高舉民主或人民的旗幟，他們有時是革命的領導者，聲稱為人民謀幸福，他們被自己的人民視為英雄、大救星，他們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民眾領袖（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型民眾首領），甚至得到人民的崇拜，但是，他們在牢牢掌握國家的權力的同時，不願意聽取其他人的意見，獨斷專行，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壓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國家的獨裁者。法國歷史上的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物。他繼承早先雅各賓當人的某些理念，在歐洲各國輸出革命，他編寫拿破崙法典，給予法國人公民權，建立法國國民軍，讓法國成為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國。但是，他又是一個政治上專斷的人物。他統治法國的時期不允許法國的政治反對派合法活動。他關閉了法國的所有報館，只允許4家報館存在。這4家報館全部是政府喉舌。臭名昭著的德國納粹領導人希特勒鼓吹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屠殺猶太人，對外侵略擴張，發動歐洲的侵略戰爭，對內則用暴力手段消滅反對派，實施殘暴的獨裁統治。另一方面，他是經過選舉而獲取政府權力的政治人物。在他當政之前，德國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之下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人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處於極具動盪的狀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英法為主導的歐洲戰勝國通過苛刻的凡爾賽條約迫使德國支付高昂的戰爭賠款，限制德國的武裝部隊的規模，嚴密監視德國的一舉一動。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被刺傷。於是，聲稱要使德國擺脫經濟危機和使德國再次強大的希特勒獲得眾多德國民眾的支持。在俄國和蘇聯，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黨則以推翻壓迫和剝削人民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基本訴求，主張在帝國主義薄弱環節的俄國將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提出土地和麵包的口號，贏得工人和士兵的支持。隨後建立蘇維埃政權和蘇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熱情能說明這些領導人得到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列寧和斯大林又無情地打擊反對派。列寧當政時期的肅反殘酷鎮壓了那些支持舊政權的人。斯大林則毫不猶豫地清洗了黨內的競爭對手。他們不僅僅對階級敵人實施嚴厲的專政，在統治集團內部也實行個人獨裁。在中國，毛澤東領導社會底層的農民展開一場曠日持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讓那些貧苦的農民和城市的普通市民階層獲得一次翻身解放的機會。讓一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舊中國脫胎而成為一個聲稱已消滅剝削制度的新中國。他被他的人民視為大救星。但是，自他掌權以後，從鎮壓反革命開始，到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反映革命政權專制主義的一面。新政權不僅對所謂的剝削階級實施專政，也打擊那些憑自己的良心說話的知識分子，接着又在黨內進行一場清洗運動，最終確立其個人獨裁的政體。在中國，有不少人對他讚美有加，稱其為革命領袖、共和國締造者，也有人指責他是暴君和當代秦始皇。

同時，幾乎所有的極權民主制都有一套理論。這套理論通常代表着社會的某個或某些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訴求。這套理論通常並非處處毫無道理，能被一部分人理解。於是，至少國家內部有一部分人受到這個理論的感染。至少有一部分人捲入這個理論指導的政治運動之中。極權民主制度能依靠這個理論進行政治動員。但是，也會樹立敵人。在拿破崙時期，拿破崙堅持法國大革命時期傳播的一部分理念。拿破崙曾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擔任法國軍官。拿破崙在歐洲各地打仗的時候也在傳播法國大革命的理念。當然，這個理論有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就是那些為歐洲的保皇黨辯護的理論。德國納粹主義崛起的時候，鼓吹種族優越論，認為雅利安民族是唯一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的民族。是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認為在世界上各個民族互相競爭、優勝劣汰，主張通過戰爭擴大生存空間，建立世界霸權。這種理論通過優等種族論爭取人民的支持，同時又樹立一個對立面。這個對立面就是異族，例如猶太族。這種理論無法與其他社會政治理論兼容並蓄。於是，與其他社會政治理論衝突。馬克思列寧主義則堅持一種階級鬥爭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受到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與壓迫和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需要通過鬥爭，特別是暴力革命的方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實施財產公有制，直至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個理論是動員僱傭勞動者的思想武器，但也將資產階級當作革命和專政的對象。過去的蘇聯和今日的中國都用這套理論建立極權民主制。這種理論無法爭取所有人的認同和支持。用這種理論建立的政治制度就只能是一部分人支持和一部分人反對的政治制度。具有兩面性。就像過去毛澤東對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解說的那樣，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

人民的參與和民主

如果說現代的極權民主制度是一種專制制度，它與前現代的君主專制制度已不可同日而語。君主專制統治是一個家族對國家的統治，或者說是一個家族對一個民族的統治。極權民主制並不意味一個家族對一個國家的統治。如果說極權民主制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我個人認為，只能在某種意義上接受這個說法。準確地說，極權民主制是利用一種不被所有人接受的理念對國家進行全面管制的制度。這種制度最終造成給予一部分人過分的自由，同時有限制和剝奪一部分人原本應有的自由。在君主專制之下，國家的權力是家族私有的；而在極權民主制之下，國家權力已不再為家族私有。其實，在前現代，君主制度之下的國家權力並沒有規定為私有或公有。在法律上說，權力不分公私。國家與統治家族合二為一。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一書中說，中國古代的皇帝管理他的國家如同管理一個大家庭。他的最大責任是維持天下太平。其實，國家就屬於統治家族。到現代，人類已經不能再用家族統治的方法來統治國家。英國哲學家貝特蘭·羅素曾經說，在過去君主專制的時代，人們的眼睛總是盯着君主，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主身上，並且崇拜君主。直到君主專制制度被人民推翻以後，人們將內心裡寄託的對象從過去的君主身上轉移到在造反或革命中一躍而起的民眾首領的身上。顯而易見，在造反或革命中湧現的民眾領袖通常都代表人民或至少一部分人民，他們具有超凡魅力，即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型民眾首領，有的還被視為彌撒亞式的救世主，拯救民眾於水火。這說明，在現代，如論如何，統治者都要訴諸於民意才能掌權。國家的組織方式已發生根本變化。我個人認為，這個轉變也是國家的組織形式從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化過程的一部分。

以往的社會學家認為現代經濟的發展是導致君主專制政體瓦解和人民民主制度形成的決定性的因素。他們認為，市場的交換導致人們產生平等意識，衝擊了過去的封建等級秩序。於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建立民主制度創造條件。換言之，他們認為，經濟的發展決定國家組織的民主化進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導致君主專制政體衰落的原因。本人認為，這個判斷不準確。人們不能說，在農業社會裡國家的組織形式一概是專制制度，而在工業社會裡，人民就普遍地建立民主制。在古希臘時代，人們建立的社會就是一個農業社會。那個時代人們也建立過城邦民主制。經濟結構的變化並不是導致國家的組織方式變化的根本原因。本人一生致力於研究語言與國家的相關關係。本人發明了一套用語言通訊距離延伸來解釋一切國家進步的理論。本人認為，人類在使用語言以前，已經是社會動物。人類那時已形成社會。在社會裡的人互相通訊。他們用行為互相通訊。通訊中的行為是人類社會裡每個人與他人進行通訊的原始媒介。如人們搖頭或擺手來互相通訊。自從人類使用語言以後，人類能夠開發媒介。人類不再僅僅用行為互相通訊。人類能夠在面對面的通訊範圍以外進行通訊。由於人類互相通訊的目的是進行勞動合作、交流生活和生產經驗，傳播知識和觀念以及信仰，人們會組建更大的共同體。於是，以親屬關係為基礎建立的部落被以語言通訊關係為基礎建立的國家所取代。自從建立國家以後，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也是國家內部組織方法變化的基本原因。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是國家組織方式民主化的基本原因。換言之，不是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民主化，而是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推動了民主化。這是本人與世界上所有研究民主制度的學者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人們會問，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就能解釋一切國家民主化的原因嗎？在這裡，本人不得不再做一點解釋。我個人的研究能證明，一旦人類使用語言，他們就會開發媒介。一切語言通訊都必須依靠媒介。人們通常理解的媒介只是物媒介。在很多情況下，人們認識的媒介都是一些平面媒介。當然，在電子化的時代，人們也能理解一些電子媒介，包括廣播、電視或臉譜、推特這樣的媒介。而我本人的研究能證明，人類文明社會裡的人、其行動、其組織、其意識以及一切過程、形式、手段都是媒介。人類在組織國家的時候出現的一切形式、過程和意識都是媒介。國家就是一個媒介的混合體。國家本身也是媒介。具體說，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資本也是一個媒介。因此，世界上的學者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為建立現代民主制創造條件只是解釋了一個媒介在民主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形成這個媒介的原因是語言。因此，應該從語言與人的角度來解釋現代民主制的起源。由於文章的篇幅所限，本人無法在這裡系統地解釋本人發明的理論。有興趣的讀者請讀本人寫的書。

就語言與民主的關係而言，15世紀德國工匠古騰堡發明的現代印刷術是歐洲民主化進程的開端。當然，紙張也是一個重要的物質條件。如果要追溯紙張的起源，那就要看中國的歷史。但是，現代印刷術是一個關鍵。用一個直白的話來說，現代民主制一定包括選舉，選舉時人們需要使用選票。需要用印刷機印製選票。沒有印刷術，就不會有選票。沒有選票，就不能進行選舉。沒有選舉，也就沒有現代民主制。所以，加拿大的思想家馬歇爾·麥克盧漢說，代議民主制是機械化時代的產物。但是，這裡只是舉了一個具體的事例。關鍵之處在於，現代印刷術的發明宣告人類進入了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大量出版的書籍和報紙締造了一個大眾社會。在大眾社會裡，人口開始集中居住。人們相互之間的通訊更加頻繁。人們開始真正地形成集體。從此，人們能夠採取集體行動。如果人們滿意國家的管理者的管理的話，他們會上街遊行表示支持政府。如果人們不滿意國家的管理者的管理的話，他們就會上街抗議。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專門研究過社會運動。他說，現代社會裡群眾的上街抗議活動始於1848年歐洲革命時期。那年，法國里昂的紡織工人首次上街遊行。由於人民能夠採取集體行動，集體行動中就會產生自發的組織者。組織者漸漸地變成群眾的首領。這就為現代民主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當然，人們會說，歐洲國家在更早的時期就成立了議會。這是事實，但是，只是在形成大眾社會以後才形成大眾參與的民主制度。人們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工業化推動了城市化。但是，本人的觀念是，經濟生活中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導致了城市化。如果人類不使用語言，他們就不會建立大規模共同體。當然，他們也不會建立城市。例如，市場是媒介。市場是導致形成城市的一個原因。城市也是媒介。為什麼說城市是媒介？本人的看法是，凡是能夠為語言通訊創造條件的形式都是媒介。城市能夠為語言通訊創造條件。城市是人們集中居住的一個地區。人們為什麼要集中居住？為了方便彼此進行語言通訊。於是，生產者能集中使用在城市聚集的人。城市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源配置提供支持。城市與城市之間進行更加廣泛的聯絡。交通運輸是媒介。通訊事業也是媒介。國家的組織方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前現代的家族統治已無力再承擔組織國家的職能。能夠反映民眾願望的一個民眾首領得到人民的擁護。有時，他們承擔了組織國家的職能。例如，近代法國的拿破崙就是這樣的人物。漸漸地，一個單獨的民眾首領也難以承擔組織國家的職能，又出現了承擔管理國家職能的政黨。如果我們將民主看做是一個集體語言通訊過程的話（實行民主時人民作為一個集體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表達自己的意志的過程），各個地方的民意代表（隨後成為國會議員的人士）、政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媒介。為什麼說他們是媒介？他們是幫助人民發表意見的人。當人民進行集體語言通訊時，他們需要彼此協調自己的行動，比如，要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集中並一起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有很多不便。於是，人民委託自己的代表發表自己的意見，除非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非要人民親自發表意見不可。根據本人的研究，一旦人類使用語言進行通訊，他們就能夠進行人鏈式語言通訊。一個人能委託另一個人替自己傳話。一個集體也能夠委託另一個人替他們自己傳話。所以，代議制就是建立一個使用媒介進行集體語言通訊的制度。正是在這個條件下，人類開始建立民主制度，當然，在某些限定條件下，也包括極權民主制度。

盧梭筆下的“人民”

人們一般認為極權民主制是專制獨裁制度，不是民主制度。本人認為，從學理上說，我們所說的極權民主制是一種變態的民主制，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民主制，是一種不能發揮正常功能的民主制。本人傾向於從民主的一面看待這個制度。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有些國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有些國家建立極權民主制度？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還有哲學家都曾經從不同的學術角度積極地提供他們的各種看法。例如，在中國，歷史學家在解釋近代以降中國百年來走向共和的曲折道路時竭盡全力發表各種各樣的洞見和觀點。本人非常欽佩他們的熱情和奉獻精神。但是，本人無法就他們的觀點發表評論。本人只能從自己的研究領域發表一點管見。本人的看法是，與美國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出版的著作《論極權主義的起源》不同，祖籍波蘭的政治學家雅各布·塔爾蒙所寫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一書探討了極權民主制的思想根源。這的確是個有見地的觀點。我沒有閱讀過他寫的論述救世主義極權民主制起源的書。但是，知道他明確地說明盧梭的民主理論是現代極權民主制的一個思想根源。我本人無意介入到他的研究領域裡去做專門的研究，但是，我想從我本人的研究的角度來談談這個問題。的確，如果我們論述民主，我們就是談論人民當家做主的方法。首先需要搞清楚什麼是“人民。”我們現代人深受盧梭思想的影響。我們一般都將人民看做一個集體概念，認為人民是個整體。只要將人民拆散為一個一個的孤立的個體以後，這些個體就不再是人民。這些個人的算術之和也不是人民。80年代，我在杭州一家麵館買麵條。服務員大媽態度不好。我看見大堂牆上掛着一個橫匾―《為人民服務》。我說，你們寫着“為人民服務，”你是什麼服務態度？她反唇相譏：你是人民嗎？盧梭論述他的主權在民理論時將人民看做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是正義和神聖的。他說，人民是不會腐敗的。也就是說，當人民親自作出決定時，由於每個人都參與其中，就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利益。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腐敗行為。他強調人民只有產生眾意以後才成為人民。人民的主權是不可轉讓的。人民做主時必須作為一個集體採取行動。他反對英國的代議制。因此，當民眾的首領或人民的政黨以人民的名義執政時，任何反對他或它的個人或群體都不可能是人民的一部分，因為人民是國家的所有成員的集合，而個人或一部分人就不是人民，於是，就成為壓制和專政的對象。因此，在盧梭的這個思想的影響下，人們通常反對黨派競爭。例如，受盧梭思想影響的法國雅各賓黨人就壓制反對派，實行恐怖主義專政。雅各賓黨人用暴力手段消滅了法國革命時期與雅各賓黨人合作的其他黨派如吉倫特派等。在民主制度建立初期，很多政治家反對政黨競爭。美國立國者喬治華盛頓在他第二屆總統任期行將結束時給美國人民寫信，告誡美國人民要警惕政黨政治，認為政黨競爭將撕裂國家。但是，華盛頓卸任後，美國第二位總統執政的時期就出現政黨競爭。第三位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就是美國民主黨的創建人。傑弗遜曾對他的女婿說，歐洲的政黨流血競爭，而我們用選票競爭，從而肯定在選舉之下的政黨競爭的作用。

西方人深受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應該是經驗指引他們採用了政黨競爭的制度。本人沒有看到西方人從哲學的角度來論述兩黨制或多黨制的合理性的著作。認為人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概念是有些國家實行一黨制的一個理論來源，儘管學者們沒有直接指出這一點。馬克思本人也受到盧梭的影響。馬克思論述的人民也是一個整體。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他的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中並沒有否認過渡時期由兩個以上的共產黨輪流執政的可能性。但是，本人認為，馬克思無法就這個問題發表看法。如果認為兩個共產黨可輪流執政將摧毀馬克思自己的國家理論，包括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理由就是，共產黨堅持它自己握有唯一的和排他的真理。自由主義政黨遵行的是一種試錯法。自由主義政黨沒有一個唯一的和排他的真理。因此，可以進行政黨競爭。但是，本人認為，從盧梭開始，到馬克思止，將人民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是導致出現極權民主制的一個基本理論來源。在實踐中，西方自由國家已不將人民視為一個整體。或者即使認為人民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也將互相爭論的意見都視為人民的意見。據此，我們應該改變看法，認為人民內部的意志通常是不統一的。儘管人民內部有不同意見，有不同的意志，意見不同的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將其他任何人排除在人民的範疇以外。於是，人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各個不同的政黨也能夠代表不同的人民，通過選舉競爭管理國家的權力。任何政黨都不能否認反對自己的政黨存在的合法性。正如本人所說的，政黨是人民發表意見的媒介。於是，各自代表一部分人民的政黨互相競爭就是合法的和合理的。於是，可以認為，只有兩黨制或多黨制才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極權民主制的問題所在就是否定了兩黨制或多黨制。於是，我們可以說，只有承認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政黨才是真正的民主黨派。否則，就是極權民主黨。

事實上，那種將人民視為一個整體的觀念是一種想象。社會的形成先於國家的形成。在社會中，人民是由分散的個人所組成，但是，並沒有組織。只要國家不將人民組織起來，人民就是一盤散沙。人民內部的個人是千差萬別的。人們的收入和職業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社會地位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個人的成長經歷不同，族裔背景也可能不同，宗教信仰也可能不同，人們的看問題的方法不同，人們的利益也有差別。有的人是自由主義者，有的人是保守主義者。有的人政治立場偏左，有的人的政治立場偏右。就連中國的一位已故政治家也曾經說過：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以後也是如此。他還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雖然他的言論只是為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辯護，此話還是道出實情。只是他的這個評論和他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相互矛盾。他在中國的統治的名義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在那裡，人民是個集體名詞，是個集體概念。反對他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就是人民的敵人。

但是，我們說人民是一盤散沙並不是說在一個國家內放任這種狀態存在。建立國家就要將人民組織起來，就要有人民的參與，需要有人民的統一意志。怎樣形成這個統一意志？通過選舉實現這個目的。所以，選舉是個不能缺少的程序。這是建立自由民主制的必要條件。極權民主制顯然不這麼看。在中國，共產黨認為選舉就是挑選得到人民信任的德才兼備的人來管理國家。它認為共產黨也能替人民挑選這樣的人才。於是，可以免除選舉過程。這顯然表明共產黨沒有完全理解選舉的作用。雖然選民在選舉時會挑選德才兼備的人，選舉的重要功能是讓人民通過討論互相協商達成一致。選舉是全國人民大會。在會議期間，候選人主持會議，提出政綱，選民發表意見，形成共識。這樣人民能夠每隔四年或五年舉行一次全體會議，討論管理國家的事務並作出決定。他們選舉的代表代表他們執行他們作出的決定。由於人民能過通過選舉凝聚共識，人們聯合起來。如果沒有選舉，就不知道人們是否達成共識，也就無法將人民團結起來。

在我看來，選舉是個語言解決方案，是個巨大的語言工程。它是現代國家的組織方式。正如本人一貫認為的，人類使用語言以後才建立國家。建立國家後的一切組織的合理化都是一個一個的語言解決方案。就選舉而言，這種選舉是一個集體語言通訊程序設計之下人們發表意見凝聚共識的根本途徑。每個人都是自私的，這是人的天性。所以，在選舉前，每個人都為自己考慮，有自己的小算盤，有的人並不想多勞動，有的人不反對通過不合法的手段多撈一點好處，有的人甚至小偷小摸，人們對他人沒有熱情，冷漠相對，人們都是一個個體，沒有集體概念，也沒有為集體做好事的想法，人們甚至沒有道德。但是，一旦進行選舉，進入選舉過程的人就突然會變樣。他們會變得講道理，有理性，為集體和社會着想，對公共事務滿腔熱情，人們充滿正義感。這是為什麼？在這裡我想引用英國哲學家和法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觀點。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防備錯誤管理的手段》（Security against Misrule）一本書裡說，人們在選舉時，各自提出自私的主張不會得到他人的贊同。於是，反過來說，人們提出最有利於公共利益的主張最有可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從他的這個判斷里我們已經能夠看到選舉的實質作用了。換言之，只要是進行選舉，人們考慮的就是公共事務，為了能夠做出集體的決定，這個決定一定是有利於這個集體的。人們就開始放棄那些自私自利的想法。人們開始重視公共道德。人們的精神境界就得到提升。所以，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在他的著作《論代議制政府》一書中就說，在沒有選舉的情況下，人人都是自私的，人們根本不關心公共事務，人們只是被動地服從法律，但是，人們沒有主動的奉獻，沒有為國家服務的熱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沒有公德，更不用說私德了。在這裡我又想起來我們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國家領袖毛澤東號召人民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方法。他最喜歡的方法就是讓他的人民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通過人的身體承受痛苦的方式來改變人的固有的私有觀念。讀者一定能想象這一種方法與世界上最先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英國的思想家們的想法的差距有多遠。毛澤東是不會想到用選舉的方法來淨化人的心靈的。雖然我們不能說人能夠完全消除他的私有觀念，任何社會裡的思想健全的人都希望提升人的道德水準。但是，本人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考慮選舉。本人對語言的社會性的基本看法是，只有人們使用語言互相進行通訊，彼此之間一定有共同利益。如果人們彼此沒有共同利益或潛在的共同利益，他們就不會使用語言。如果有人發脾氣，他就不會好好說話。如果兩個人互相敵視，彼此之間連話也不想說。反過來說，如果兩個人之間正常說話，一定彼此尊重，互有需要，彼此就有某種共同目的，有共同利益。選舉是個語言解決方案。人民通過選舉表達自己的意志的同時，他們會因此而團結起來。這正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力量所在。本人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揭示這樣一個道理：生活在社會裡的人都能提供一種剩餘價值。如果一個人不將自己的剩餘價值提供給他人，這個剩餘價值就浪費了。如果能夠將這個剩餘價值提供給他人，就增進了整個社會的價值。這是決定人具有社會性的原因。如果每個人沒有剩餘價值，人們也不會聯合起來。亞當·斯密在他的著作《國富論》裡說道，每個到市場上去交換的人都是自私的。他進行商品交換的目的就是滿足自己的欲望。他僅僅替他自己考慮。但是，一旦進行商品交換，他就在客觀上有利於和他進行商品交換的人。人們簡單地概括說，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他是這樣為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辯護的。他的這個論斷是將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經典論述。本人從語言學角度看這個問題。正如斯密自己也說的，人是會交換的動物，而狗就不會。還有好多動物都不會。我在這裡補充一個問題：為什麼狗不會交換？為什麼兩隻狗遇到一根骨頭時只用暴力手段決定分配？我的回答是：狗不會使用語言。人會使用語言，因此人會交換。同樣，人會使用語言，人就會使用語言來合理地組織自己的社會，包括建立自己的國家。選舉就是人類通過使用語言將國家組織起來的一個方法。這個方法的本質是，人類在確定一個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將國家組織起來。實行極權民主制的國家放棄了這個方法。當然，有些極權民主制國家有一個形式上的選舉，但是，這個選舉無效。

解析“多數暴政論”

由於人們深受盧梭的人民主權論的影響，人們習慣地將人民視為一個整體。雖然在歐美國家裡，人們已經接受政黨競爭，並沒有一個充分合理的理論來替代盧梭的理論。西方的學者盡最大努力專研民主的理論，特別是在美國，學者們所說的政治理論幾乎等於民主理論。但是，本人沒有看到能夠足以替代盧梭的理論的理論問世。一個重要的表現是，有很多歷史上的和現在的思想家和學者都持有一種“多數暴政”的理論。就是反對這個理論的人也難以提出一個有力的理論來駁斥多數暴政論。詹姆斯·麥迪遜、阿列克塞·德·托克維爾、阿馬提亞·森等人就持有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實行民主制，就要舉行選舉。選舉時，獲得多數票的選民壓倒獲得少數票的選民。如果說少數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為什麼他們不能做主？如果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看，這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按照盧梭的觀點看，這是一個問題。盧梭堅持全體人民享有主權。雖然他們堅持說，西方國家的憲法保護少數人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但也間接承認少數派沒有在選舉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主張。問題在於思想家們無法自圓其說地論證說，在多數派的意見占上風時多數派的意見也符合少數派的利益。很早以前，為現代政治學奠定基礎的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就遇到這個問題。霍布斯說，人們進行投票表決的時候，會有反對票和贊成票。如果反對票比贊成票多，那麼，反對票與贊成票互相抵消，剩下的反對票就是有效票。盧梭說，既然少數人同意參加選舉，少數人不接受多數人的選擇時，多數人就有權利強迫少數人服從。盧梭自己的理論也不能自洽。後來的西方學者不滿意於這樣的解釋。但是，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說法。這是西方學者的民主理論的致命傷。此種狀況已延續三百多年。換言之，既然人民當家做主，少數派也是人民，為什麼要否決他們的意見？我在網絡上看見有人寫文章，引述阿倫特的話說，西方學者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阿倫特下了這個結論。

本人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認為人民內部也會分成派別。形成多數派和少數派很正常。人民的意志在大多數情況下不統一。如果出現兩種對立的意見，我們不能否認他們都是人民發表的意見。但是，兩種意見都是重要的，不能摒棄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意見。人民都是主權者。他們在選舉中投票就是行使自己的主權。主權就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由於人民至少發表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他們行使的權力互相制衡。假如我們說人民分為左派和右派，左派和右派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力，然後互相制衡。正如孟德斯鳩提倡的，在政府的權力機構內部實行分權與制衡，這樣才能防止掌權者濫用權力。所以，他建議當政者實行三權分立的體制。其實，人們內部也應該實行分權與制衡。如果沒有分權與制衡，人民內部也會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於是會出現暴政。但是，在選舉條件下，選舉將人民主權分割開來，左派掌握一部分權力，右派也掌握一部分權力。同時，在一般情況下，會有一派暫時獲得多數票，於是，在人民內部會形成一種本人稱謂的“人民內部的跨時間分權與制衡”的機制。在一段時期內，左派是多數派。左派執政，右派監督。 在另一段時期里，右派執政，左派監督。形成左派和右派相互制衡的制度和共治的局面。任何一派都無法專權。例如，多數派上台執政就意味對少數派制衡。但是，由於有少數派監督，多數派也不能為所欲為。政府的統治會變得溫和。由於各派之間需要妥協，互相之間會有牽制，法律和政策就會照顧到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例如，在台灣，國民黨執政十年後，民進黨執政十年。民進黨執政一段時期後，國民黨再執政。政黨是人民發表意見的媒介，即進行集體語言通訊的媒介，政黨競爭就是人民內部的分權與制衡。相反，在極權民主國家內，由於沒有這種分權與制衡，一黨執政就是無人可以制衡的暴政。我個人認為，在“多數人的暴政”的質疑聲中，本人的這個解釋已經替西方人成功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困擾西方人三百多年的這個理論難題。已經替西方人解套。這樣可以保證西方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我不知道這裡的網友怎麼看。是否是真正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網友可以辨別。

從人類社會的整個發展過程看，語言是導致原始部落解體的原因，也是導致文明社會裡國家形成的原因。如果說，在原始社會裡，親屬關係（或直接的血緣關係）是維繫共同體統一的基本要素的話，在文明社會的國家裡，語言通訊是維繫這個共同體的基本要素。通過採納多數人的意見來保持一種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分權與制衡的關係則是維護共同體統一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語言解決方案。讓我們來做一個思維實驗。假定在選舉中獲得選票最少的候選人當選，每個候選人就會提出最自私自利的政策建議，就是根本不考慮他人願望的政策建議，這樣每個候選人得到的選票就會最少。這樣，每位候選人均提出滿足自己私利的獨特政策建議會呈現一個各說各話的局面。人們無法達成共識，人民就不會團結起來。國家就沒有凝聚力。反過來說，規定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當選，則鼓勵所有的候選人提出符合公眾利益的政策建議。由於每位候選人都競相提出滿足多數人願望的政策建議，結果，候選人的政策建議就會儘可能包容人民內部的各種各樣的願望和利益。人民就會團結起來。當國家內的所有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時候，政治制度最具有包容性。人民內部的分權與制衡的制度就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最好手段。也就是說，多數派和少數派都能生存。原因是，在原始社會裡，管理者會因為血緣關係而主動考慮所有人的利益。而在國家內，掌權者不一定會主動關心每個人的利益。所以，人民需要有表達自己意願的自由。選舉則是人民表達這種願望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人民內部的分權與制衡的制度就是最大可能地滿足人民的最大願望的形式。反過來說，如果實行一黨制，就沒有這種人民內部的分權與制衡。如果人民通過其他途徑表達自己的意願還可能遭打壓制。極權民主制缺乏包容性。極權民主制通常有一個唯一的和排他的意識形態。由於不承認反對派有合法存在的權利，不允許建立分權與制衡的制度，一旦發生衝突，就剝奪對立的一方的合法權利。在政權內部，也可能有內部衝突。統治者也可能將一些內部的掌權者說成是人民的敵人或者反革命分子或反黨分子，消滅對立的一方。統治者最後甚至成為孤家寡人。人們放棄利用語言的建設性作用。於是，在極權民主制國家裡，有持不同政見者，還有叛逃的人。但是，在自由民主國家裡人民內部的價值觀基本統一，人民通常比較容易達成共識。

民主與階級

馬克思認為民主具有階級性。沒有超階級的民主。他批評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他批評英國的兩黨制是資產階級的兩隻手，政權從一隻手轉到另一隻手中，是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把戲。他似乎認為，在社會不平等條件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例如，他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有錢人的民主。富人操縱選舉。當選的是資產階級代理人。本人不贊同他的這個觀點。我從我的語言通訊的理論來看待他所指稱的問題。我認為，他通過他的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論述民主必然要得出一個片面的結論，原因就是他的那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不是分析人類社會演進的理論原點。相反，語言是人類文明社會演進的理論原點。本人從語言通訊距離的延伸論述文明社會逐步進化設定了國家組織合理化的五個目標：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義。本人認為，各種語言解決方案是實現這五個目標的基本條件。馬克思對此一無所知。根據本人的研究，得出的看法是，實現這五個目標必須有一個先後順序，根本不可能同時實現。本人無法在這裡詳細說明這個五個目標的語言解決方案。僅僅就民主和平等這兩個目標而言，二者的語言解決方案完全不同。民主就是人民表達管理國家意見。人民不可能親自管理國家。他們一定會委託自己的代理人來管理國家。人民行使主權的途徑基本上就是選舉或公決。這兩種形式都是一個集體語言通訊過程。這個語言解決方案比較簡單。於是，人類社會一定會先實現民主。實現平等需要很多複雜的語言解決方案。原因就是，民主僅僅是一個程序，而平等則包含收入和社會地位的平等，身份地位象徵物的平等以及平等的心理感知等。不可能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但是，馬克思要求這兩個目標同時實現。他認為，如果實行民主，而人們的財富不平等，這個民主就是假民主。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實現收入的平等還是很遙遠的事情。在人類社會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達的時候是難以實現真正的平等的。但是，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原因是人們可以通過民主制度改善自己的狀況，爭取一步一步地實現平等。韋伯曾經談到，在古羅馬時期，最早的法律都是不成文法。主要是習慣法。這些法律對社會上層階級貴族和僧侶有利。平民，包括農民和市民則不斷向統治者施加壓力，要求訂立成文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於是，先後制定十二銅表法和查士丁尼法典。這就是人民爭取自己的權利的過程。同樣，建立民主制度也會有利於改善下層階級的狀況。社會的進步需要有個過程。實現平等比實現民主困難，原因就是實現平等是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工程。

按照本人的研究，實現自由、平等、和平、民主和正義必須有一個先後次序。違反這個次序將會受到懲罰。本人將它稱為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程序。違背這個歷史程序的次序，人類將遭受災難。例如，如果人們將實現平等時間計劃表移到實現民主的時間計劃表之前，人們不僅會失去自由，追求的平等也毫無意義。正如盧梭所說的，奴隸一無所有，也是平等的。鄧小平總結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的結論是：貧窮的社會主義。雖然以實現平等為目標，卻沒有實現致富的目的。馬克思不了解實現這些不同目標面臨的不同情況。他將民主與平等混為一談就是一個證明。他的那個“批判”更顯得幼稚。而根據本人的看法，人類只能通過語言通訊的程序實現平等。通過暴力手段無法實現平等。如果通過暴力手段剝奪有產者的財產去補貼窮人，那會造成一種不平等替代另一種不平等。馬克思卻支持通過暴力手段實現平等。他說過，剝奪剝奪者。而本人只能說，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語言解決方案。所以，儘管他的經濟學理論深入地解析了資本主義經濟，他沒有為後人提供一個可靠的社會發展理論。而他的關於民主的理論也是前蘇聯和今日中國實行極權民主制的一個理論來源。在前蘇聯和今日中國，人民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改變了一種形式的不平等，卻又製造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平等。他的這個理論對中國落入極權民主制陷阱也負有一定責任。我不知道中國人民是否已經了解這種情況。也不知道中國人民將來是否會覺醒。

至於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之間的關係，我記得馮友蘭先生曾經看到，資本家與僱傭勞動者都處於同一個生產關係之中，彼此互相依存。少掉一方，另一方就不會存在。因此，認為雇主和雇員合作才是一個合理的解釋。勞資雙方都為對方提供剩餘價值。於是，才能互相合作。不是階級鬥爭推動歷史前進，而是人類使用語言以後會不斷開發媒介。在開發媒介的過程中，人們設計和執行各種不同形式的語言解決方案，通過這些語言解決方案，實現共處、合作，使自己提供的剩餘價值不斷增值，推動社會的發展。

本人寫有以下一本書：Language and State: A Theory of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出版商：UPA。出版年代： 2015。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主要的大學圖書館能借到此書。本人的研究僅僅證明語言預設了人類社會文明進程的整個過程。在我們使用的語言中已能看見社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