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良心】——杜叶锡恩引发我的思考

2016/2/11        

最近在上班途中于多伦多乘地铁拾到一份过期（2015年12月）的『民报』。香港本地要闻登载，一位久居香港的英国老太，中文名字“杜叶锡恩”享年 102岁，寿终正寝。香港所有政要均参加吊唁，并扶灵。我对照片上的杜叶锡恩有似曾相识感？89年北京特殊事件时，我曾见一位西人老太太，她独自安静地站在天安门广场，非常引人注目，我用英文向她问候，不意听到非常流利的中文回答，让我诧异不已，“我是香港人，到此来只是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她对当时的事情并不做任何评论，只是聆听。

杜叶锡恩女士服务香港五十多年，上世纪60、70年代时，贪污

于香港十分普遍，警员甚至参与贪污。杜叶锡恩多次向伦敦提出

香港的贪污问题，甚至要求涉贪的时任香港总警司葛柏接受调

查、审讯。其后杜叶锡恩明查暗访之后，直接到英国游说国会议

员批准成立廉政公署，为香港日后的廉洁奠定基础。令贪污问题

逐渐绝迹香港。杜叶锡恩被很多超过50岁的香港市民视为真正的

“香港良心”。在民意未受尊重的七十年代，她愿意聆听市民的

意见，并呼吁推动民主政制，因而被很多老一辈的香港人视为真

正的“香港民主斗士”。

我对杜叶锡恩的传教士经历非常感兴趣，虽然，她后来，由于教义的分歧，离开教会，并与丈夫离异。杜叶锡恩生于英国纽卡斯尔，1947-1950期间年被普利茅斯弟兄会派往中国江西省宜丰县和南昌市传教。

我外婆，母亲和舅舅曾经在英国传教士当中生活过。而外婆

1947至1949年之间，正好在江西宜丰任英国来华传教士的中文

教师。我相信，杜叶锡恩一定认识我外婆，而西教士当中，外

婆，母亲和舅舅最熟悉的是韩仁（Hanlon）夫妇，以及他们刚

出生的儿子艾伦。1950年韩仁全家被驱除出境前，韩曾对我母

亲说，他们先去香港暂住，然后，去印度XXX继续传教。中国改

革开放后，我曾投信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试着打听韩仁家的情

况，结果杳无音讯。

杜叶锡恩的传奇故事再次触动我寻找韩仁夫妇的念想，我在互联

网上搜索，有篇出自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博士论文“传教士工作

与中国现代化”，这是仅有唯一线索，文中提及对韩仁夫妇采访。我试着电邮作者，他回答说，采访时间是2010年，恐怕韩仁

夫妇已不在人世。上周，韩仁先生的末女（Valerie）给我发来

电邮并附上照片，说，世界真奇妙，感谢神！Amazing，Thanks God!

她的父亲还健在，已经91岁，并且他仍能回忆起与我外婆，母亲

和舅舅在宜丰的往事。Hanlon家1950年离开中国后去了印尼，直到

1961年才回英国。电邮让我百感交集，既非常惊喜，但又非常悲

伤，因为韩仁太太于2014年去世，而我外婆，母亲和舅舅在30几

年前也先后离世。但，我相信他们已在乐园与主耶稣同在。

中国抗战结束后，宜丰县是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在中国的中转

驿站, 来华传教士在那里休整并强化中文数月后,随即去国内各

地传福音,足迹远至西藏,蒙古,云贵高原。他们冒着疾病危险，

克服险峻地形、气候、文化、价值观等等迥异情形，为的只是宣

扬基督救恩之道，并免费给原住民看病, 或是教原住民识字。他

们和原住民生活再一起,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令人感佩。

我自幼对传教士的印象是，天地长久，爱心不变，他们亲自体验工人，农民，水手，露宿者的生活，那里有孤单无告和人间不义，便有机会见到他们，让人感到温暖和希望，心中油然生了敬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会惹来同情，也常引来咒骂，但他们不计较，为那些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奔波，为大家寻找地上的公义。回首岁月，他们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像白球恩同志那样，甚至是心灵洁净的“毛派共产党人”？

另外，传教士都具有天生豪放侠义的特质，有无惧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在圣灵的呼召下，效法基督，身体力行的去爱和改变世界，生活俭朴，並将最崇高的美好和欢乐赋予你的生命中。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基督传教士。他们向往人人生活在由基督徒组成的社群，人人平等和不分等级差别，重视传统家庭和社会群体应有道德操守。

我外婆同样也有传教士的特质，她少年时就迷恋武侠书籍。我记得一些外婆爱管“闲事”故事。抗战时期外婆在浙赣交界区传道，有二位年轻国军女文艺兵掉队滞留那里，并受地痞骚扰。外婆将她们隐藏，然后，将她们化装成乞丐，并护送她们至上饶市。抗战胜利后，我母亲有一次病危急需盘尼西林（青霉素），那时，此药是非常昂贵，二位被帮助过的女兵之一，吴女士，她毫不犹豫地就承担全部药费。民国时，外婆在乡村小学任校长，因保护年轻的女教师不受乡长的诱骗，而得罪了他，以至于3个月的薪水被扣压。毛泽东时代，我们家住在南昌东湖区戴家巷，住户均为低收入工薪族，小区电费贵得离奇，大家叫苦不迭，外婆代表小区向供电局查询，经历曲折的申诉，使问题得以解决。60年代，社区医疗落后，外婆赤手为邻居难产妇紧急接生，并为邻居提供针灸和药物注射服务。文革时，我们家下放井冈山，外婆将受冤案迫害致死者的母亲接到县城,为她们写伸诉状,并领她们去找县委书记当面陈情。为此，有人认为她癫狂。外婆老年时曾被自行车撞倒，车主为一中年干部模样男子，他当时表现非常惊恐，不知所措，而此时，外婆却招手让他与她一起坐在马路上，外婆抓住他的手为他祷告，希望他能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安慰那男子，说，“我没事，你可以走了，主耶稣爱你”

据我所认识的老一辈基督徒回忆，西教士对国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非常清楚，他们同情中共革命。当年燕京大学之父司徒雷登同情中共，他出面请北洋政府释放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的学生。其实，燕京大学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窝。我舅舅在世时曾说：“西教士目睹乡村抓壮丁鸡飞狗跳乱象而茫然苦笑，说，国民党必垮无疑”。我母亲在世时也曾回忆，教会学校藏有不少思想激进同情中共的学生，他们将自己扮成虔诚基督徒，非常会祷告，表现的很属灵。中国解放之初，我外婆那辈的基督徒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共产党的廉洁，贪腐没了，娼妓和吸毒消灭了，各大城市欣欣向荣， 一片祥和，这是符合人的基本的道德观念的，他们由衷地赞成和拥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其实，基督徒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力量。与其说基督教是外来的文化侵略，不如说是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多伦多是国际多元文化共存的大都市，我的同事有来自非洲刚果，埃塞俄比亚，乌干达等国的，他们回国探亲回来说，太有趣了！他们国家大城市里20%的居民都是中国人，并在那儿结婚生子，混血孩童非常漂亮可爱，中国人很受当地人欢迎，到处都是中国字，中国人的企业。假如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看问题，人们会说，这是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文化侵略，或种族“稀释”？

国与国的交往就如人与人的关系，一旦有伤害，冤仇，猜忌便难以消弭，甚至会被反复翻炒，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我不否认，帝国主义列强曾经与中国有不平等的条约，以致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但，也要说明一个事实，在不平等条约之前，已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虔诚相信，唯有信靠耶稣，人的灵魂才能得救，他们真诚地祈求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有更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灵魂有依归。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投入很多，并设立现代医院，除此以外，他们别无其它政治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