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再次绷紧了中日关系的这根神经，其实日本一直是一个需要敬畏的敌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的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在东海油气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利益性问题的根本分歧。所以尽管在一些特定的阶段中日关系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双方都明白，这只是互相利用，友好是暂时的，敌对才是永久的。所以了解他们是必要的，我们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日本文化。

一． 感恩与复仇

在感恩这一方面，日本人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国人有“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的说法；日本人也非常注重感恩，对于任何事情都要有恩必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如果一个人帽子被风吹掉了，在没有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帮他捡起来，否则会造成人家无法报恩的尴尬。

然而，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日本人的复仇意识，在感恩的同时，日本人也感仇——注重报复。这一点和中国人有明显的区别，在中国人的文化里，一方面要“报以涌泉”，另一方面还要以德报怨。在现在的中国，爱憎分明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善”，不愿意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作证，从而使街头行凶的歹徒逍遥法外；不能殴打偷了自己钱包的小偷……而众多的文艺作品都在述说着相近的情节，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个给过自己伤害的恶人，主人公不是去惩罚他的过错，而是对其施恩，最终结局便是恶人被好人感动了，浪子回头，变成了一个好人。不论这样的结局在现实中是否真的经常发生，或者说发生过，或者说这样的东郭先生真正的存在过，但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似乎总是努力要人们相信，怨怨相报何时了，要面向未来，忘记仇恨等等“仁”的观念。

这些在日本的文化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在日本的文化里，恩与仇是同时存在的。在日本人看来，有仇不报是最大的耻辱，而花费惨重代价，最终完成复仇的人则被看作英雄。复仇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日本奉为道德教育读本的《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就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书中的47个浪人为了给自己的主人报仇，不惜杀掉自己的妻子，默默忍受世人的唾骂几十年，最终杀掉了曾经侮辱过自己主人的仇人。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更关注现实中的幸福，绝不可能花那么多的代价去复仇——完成精神上的义务。

一个广泛流行的文学形象能够反映其所在民族的文化特征，因为要想流行，首先要得到广泛的认可。能够和日本的《阿信》，《血疑》相提并论的中国电视剧是《渴望》。如果说刘慧芳是中国人理解中精神偶像，那么阿信也就是日本人的精神偶像。然而在中国人看来，阿信的确有敬业，感恩，努力，上进等优点，但同时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对于不公正的待遇只知道接受和感恩，不知道反抗；而在日本人看来，刘慧芳则是一个不但不知道报仇，还给自己的仇人以恩惠的是非不分的人——这就是在感恩和仇恨关系上两国文化的差异。

二． 没有仁义，忠、孝的绝对化

   日本基本上全盘沿袭了中国的汉唐文化，吸收了中国几乎全部的儒家思想，他们被视为中国封建文化的优秀代表，也是当今儒家思想者推崇儒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日韩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在崇儒。但唯一不同的是日本没有“仁义”的概念，仁义这个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日本人看来“是对原则的破坏，因为有的时候为了实现对具体个人的仁义需要改变既定的规则。”，“中国人讲仁义是因为中国需要仁义，而不是一种美德。”这就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人会在南京进行大屠杀，也没有办法去对付他们。而事实上儒家所说的仁义是一种仅仅针对自己能看得见的具体的事物处理的原则，比如说儒家学者会指责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军纪败坏，不仁义，因为他们看到了记载的他们如何残杀百姓；却不会去考虑为什么他们会起义，去指责造成他们起义的贪官污吏——因为没有看到那样的记载。

同样，日本也继承了中国的孝，在日本的某个地方小学有一个写有“忠孝”两个字的碑，忠孝也就成为了这个学校的校训。同时这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都有体现，比如对父母的尊重，对长兄的尊重，父母决定儿女的婚姻（历史上），媳妇对婆婆的尊重，都属于孝的范畴。但日本的孝和中国的有所不同，中国人讲的孝有一些规则的成分，比如说对家谱上所有先辈的尊重和祭拜。而日本人的孝则更体现为一种感恩，所以他们的对象只是能够看得到的先辈，一般也就到爷爷，再往上的就没有孝的义务了。

这里说的忠是忠君的意思。在中国的文化里，忠是有条件的，就是君首先得仁，臣才可以忠，否则，不忠也不为过。而在日本的文化里，忠最多的体现在武士对其领主的忠，这种忠是绝对的，无条件地。同样象《四十七个浪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们，去杀更高阶层的领主，实际上也是不忠，但这样做是忠于自己直接的领主，所以就做了。

三． 没有科举制度

在制度上，日本同样沿袭了中国汉唐的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唯有一点不同的是日本从来没有实行过科举制。科举制起于隋朝，盛于唐朝，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很奇怪的，日本学习中国最多的是在唐朝，而唐朝是科举制度完善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而日本竟然没将这点学去。

当然，我们不相信是日本人意识到了科举制度的危害——最起码在唐朝，所以估计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行的条件——中央集权。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隋唐那样的中央集权，包括德川时代，各地的潘都有相当数量的武士。而中央没有绝对的权力，就不可能拿出一套让各势力都服从的制度。

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说科举是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八股文抹杀了中国人的想象力，毁掉了一个民族。

四． 极端的反对嘲笑

在日本人看来，杀人犯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所以杀人凶手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原谅，而对于嘲笑，则毫无辩解的余地。

嘲笑在日本的文化看来是最大的不真诚，而对被嘲笑着来说是最大的侮辱。所以日本人借钱的时候会说：“如果我没有能力还钱，宁愿被当众嘲笑。”这在我们看来是开玩笑，而在日本人来说，这是最重的毒誓了。

所以日本人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全自己的荣誉，这在很多时候表现为用自己的行动对嘲笑者进行反击。日本画家牧野吉夫在自传中记录了他自己通过多年努力来反击一个嘲笑他的美国传教士夫妇。实际上那个传教士只是说了句“什么，你也想去美国？”，而且多年以后，他们一定也记不起这句话了，但却被作为刺激一个人取得成就的第一动力。

五． 耻辱感与罪恶感

几乎所有的人做事情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即便有时候不是，也会努力的寻找证据来说服别人相信，比如起义军总会有一个吊民伐罪的理由。但日本人从来不这样，他们是一种耻辱感的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看其正义或罪恶，而是看荣耀或罪恶。这就是为什么二战时日本在亚洲战场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但他们却一直对中国人和菲律宾人心存怨恨，因为这些人阻碍了他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以耻辱感为驱动力的人，做事情的时候当然就只考虑成败，而他的手段，以及行为对别人的伤害则不在考虑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