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跨年夜在科隆火车站前发生的大规模性侵事件震惊了全世界。以往的德国社会新闻很少被美国主流媒体所关注。这次不同。它不仅受关注, 而且还上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头版, 这实属很罕见。可想而知, 它在德国本地所引起的舆论地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科隆性侵事件举世瞩目 

这次性侵事件不仅严重, 而且还很复杂。它同时涉及到政治(包括舆论上的政治正确与否)、司法、警察、媒体、右翼运动和难民问题(包括难民政策)。加上受害者又是体质弱势的女性, 因此它很容易让人情绪化。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 但过于偏激的反应却也不能接受。 

很多中文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 其中除德国的中文媒体以外也有很多来自国内和美国(比如“美国之声”)媒体。当然, 还有更多网络论坛或微信群的偏激讨论就不必多说了。

如我所说, 该事件牵连的种种问题都有相互关联, 很难做到客观看待。最终, 多数中文舆论把这次事件限制于两个范畴: 难民和默克尔。准确地说: 一切都是难民惹的祸, 因此他们要必须“滚出德国”和默克尔是危害德国安全的“婊子”或“女妖转世”, 因此她也要“滚”下台。 

如果尽可能地把众多因素联系起来分析, 是对德国社会了解的一种妥当方式。清楚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比单方面的批判或者发泄自己的情绪更加有意义。采取前者做法会使人更加理智的看待事情发展, 避免下错误的结论。后者除了让自己图一时之快以外, 依然处于无知状态, 甚至还能加深对某些事情的误解。前者是理智性的选择, 也是黑白分明之士, 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吸收各方面信息, 寻找论证和采纳不同意见。后者基本上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对错、不经过大脑思考就随意下结论, 甚至还抱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 

我对这次性侵事件非常关注, 但每天公布的信息量过于惊人, 不是我一人所能消化的了的。对于我而言, 更加注重事情发展的过程和分析其中微妙的变化, 而不是枉下结论。在不具备信息完整的条件下, 我的说辞存有漏洞也在所难免。即便如此, 我也想提一些被众人忽视的观点。 

   科隆警察、警察局高层和北威州政府政客

性侵事件爆发后不久, 科隆市警察局局长阿尔博斯和科隆市长雷克一起召开记者发布会。后者表示相信和支持阿尔博斯的工作。之后不久, 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便公开批评科隆警察以及警察局高层。他还声称,有关人员(指阿尔博斯)必须要承担人事责任。几乎在同一时间, 自民党主席林德纳 (Lindner)也要求阿尔博斯务必辞去科隆市警察局局长一职。与此同时, 北威州内政部长耶格尔(Jäger)出面维护阿尔博斯。 

基民盟在北威州的主席拉舍特(ArminLaschet)称, 科隆市警方在这次性侵事件中表现欠佳,尤其是该局长有严重的失职嫌疑。他还说道, 经过此事件后阿尔博斯名誉扫荡, 已经不适合出任警察局长一职。比如 2014年名为萨拉菲派(Salafisten)的伊斯兰组织团伙和德国足球流氓(Hooligans)在科隆发生恶劣街头暴力冲突时(注:Pegida之所以成立, 也是受了这次殴打事件的启发),科隆市警察也表现极差。当时阿尔博斯则拍胸脯对媒体称,“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 随后便有一辆警车被烧毁。 

 拉舍特和林德纳同时对阿尔博斯施加压力可以理解。前两者是北威州议会上的在野党党魁, 而阿尔博斯是北威州执政党社民党党员, 他和北威州内政部长同属一党, 是党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耶格尔刚开始极力维护阿尔博斯的缘故。联邦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对阿尔博斯的批评似乎也合情合理, 大家毕竟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但当他批评科隆市警察办事不利, 有关人员必须要承担人事责任的同时, 无意间也批评了自己。此话怎讲?事发现场的警察分两种: 火车站以内和火车站以外的警察。火车站以外的属于地级市警察, 火车站以内的属于联邦警察, 而联邦警察的一把手恰恰是他自己。 

这时, 媒体也强烈批评科隆市警方办事不利, 但主要矛头依然指向阿尔博斯本人。当媒体指责警察的同时, 也道出了一个政客们不愿听到的事实: 警察裁员问题。在过去几年内, 德国共有13000 名警察出于政府财政赤字而被裁职。其中包括地级市和联邦警察, 而负责裁员的是各个州的内政部长和联邦内政部长。如果说科隆性侵事件是因为警察人数不够,可想而知, 除了警察以外, 还有哪批人也要负上一定责任。想必大家都已经找到了答案。

当然, 警方本身确实也有责任。据称, 当晚有很多来自附近其他城市的警察愿意提供增援, 但最终被拒绝。最大的疑点还是警察和警察局高层负责人的对外说法不一致。当科隆警察被“千夫所指”, 谴责他们在事发时犹豫不决, 对众多的投诉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时, 一些匿名警察秘密地向媒体透露,称他们迫不得已, 因为有上头指示, 他们只不过服从命令而已, 而这一说法又被警察局高层否定。真是疑点重重。我想, 在这种信息不一致情况下大众会更倾向于相信匿名警察的陈词。毫无疑问, 情况并没有得以好转。 

媒体之所以攻击阿尔博斯, 是因为他隐瞒事实, 欺骗公众。此时, 科隆市长雷克也对外称, 阿尔博斯没有对她述说实情而让她感到非常失望, 因此他们在工作上的相互信任关系也不复存在。然后她把责任推卸给了警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北威州州立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耶格尔的主持下对科隆市警察内部报告做了一次深入分析, 其最终结论也是把所有责任推卸给了科隆市警方。当晚, 阿尔博斯被搁置, 被迫提前退休, 成为这次事件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在此要给科隆警察说一句公道话: 他们都是公务员, 不是公众人物, 相对而言没有太大话语权。即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失职, 但这么大的一个黑锅由他们单独背着确实有点冤。 

事已至此, 耶格尔只能试着牺牲阿尔博斯来平息民愤, 名义上是为了挽回公众信任, 实则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 他以为这样做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而这时媒体和北威州在野党又把矛头指向耶格尔, 要求州长将他解雇。他只好解释称:“出于职务性质的不同, 内政部长不可能天天巡逻, 因此责任不在他。这就好比联邦卫生部部长也不会在医院亲自给病人做手术。”此话一出, 就马上后悔, 立即向公众道歉, 说这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与此同时, 北威州州长克拉夫特也被迫出面维护野格尔, 表示对内政部长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事情暂时告一段落。至于今后是否还会有人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就很难说了。

信息不对称

科隆性侵事件所引起巨大的舆论和政治风波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除了和此次事件本身以外,某些行凶难民的言辞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比如:“我是叙利亚人,是默克尔女士邀请我们来的,你们(指德国警察)必须对我友好。”或者当面骂警察是种族歧视者。毋庸置疑,这种说法不仅让普通群众(或警察)难以接受,而且还会加剧右翼分子的排外情绪。不管是在德文还是中文论坛上都有言辞过于偏激的情况。它们的担忧和谴责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 行凶者大部分是刚到德国不久的难民 (长相貌似北非和阿拉伯人),因此所有来自这些地区的难民都有性侵犯的嫌疑。不仅如此, 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潜在恐怖分子。他们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德国国家安全问题, 因此都必须走人。 

第二: 这些事本来都不会发生。其“罪魁祸首,千年罪人”是默克尔。如果不是她一意孤行的敞开大门, 让一百多万难民涌入德国, 在科隆或其他城市就不会出现性侵事件。

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这次性侵的行凶者或许真的和默克尔难民政策有间接的关联。在感情上他们已被定罪。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在现实中我们依然还不知道对方具体是谁, 有多少人, 其动机是什么。不是吗? 即便属实, 也不能轻易的得出所有难民都有行凶嫌疑的结论。很多留德华的信息来源只限制于中文媒体, 包括《华商报》、《欧洲时报》、《欧洲新报》和众多微信公众号。但是中文媒体对此话题的报道数量和深度远远低于德文媒体。因此会出现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sasymmetrie)。这就是说,德国人对此问题的了解程度和分析深度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而在华人圈里依然没能与时俱进。 

当德国媒体对此话题正式报到时, 他们的信息也不健全。尤其是在刚开始的前三天, 文章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我承认, 当我看完各种报道后心中也忐忑不安, 忧心忡忡, 让情绪主导了我。从第四天开始, 各大媒体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后(包括自我批评和信息来源渠道数量的增加), 报道内容也逐渐变得更加广泛和客观。我之前由情绪所主导的思维也渐渐的被冲淡, 但这不意味着我因此轻视它。我只是意识到,当人们对某件事的信息量逐渐增加的同时, 会开阔看待问题的视角。德国戏剧学家,海纳·穆勒曾经说过:“乐观主义源自于对信息的缺乏(Optimismusist nur einMangel anInformationen)。”这句话也可以改成: 悲观主义源自于对信息的缺乏(Pessimismusist nur ein Mangel an Informationen)。很多人持有悲观(或乐观)态度不恰恰正是出于对信息的缺乏吗?再此我举几个能说明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例子。

第一: 德国媒体也指出不能盲目的实施和错误的理解“政治正确”。

第二: 在一次民意调查中, 95%的右翼党派“选择党”选民称科隆事件和新来难民有直接联系, 同时该党高层人士却否定此说法。

第三: 按人口比例而言, 来自叙利亚难民的违反刑事案件低于1%。该比例最高的都来自东欧国家, 并不是北非或阿拉伯国家。

以上德文报道只是冰山一角。类似德文新闻有很多, 但几乎没有或很少被中文媒体所采用, 即便有, 也是一笔带过, 不会深入。甚至还有可能为了迎合读者, 直接把那些另类报道“和谐”了。当然, 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 因为我也没有证据去证明。即便这种猜测合情合理,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只能视为猜测来对待。反言之,  在此次性侵事件问题上也不是这样吗?  即便众人的猜测在情在理, 但终究没有确凿证据。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 双发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一致。或许误解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纵观这次性侵事件, 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把难民赶出德国, 顺便把默克尔也赶下台, 德国今后就太平了。是这样吗?在我看来, 人们忽略了此次事件的重点。为什么一定要把难民和性侵事件混为一谈呢? 为什么不能把它们分开来看待呢?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找出行凶者及其动机, 找出事发的原因, 而不是先把所有难民都列入嫌疑犯的行列再说。据当前形势而言确实很难找出所有真凶, 落网之鱼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不能因此就采取简单化的做法: 赶走难民,一了百了! 后者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也难, 最起码不可能马上执行。 

反言之, 行凶犯被确认后,遣返回国又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谁能够保证他们(行凶者)遣返后一定受到当地法律的惩罚? 在德国犯法, 对德国妇女进行性侵犯后依然能逍遥法外, 这不是对性侵犯受害者的一种侮辱吗? 对受害者而言, 这批人首先是罪犯, 而不是难民。既然是罪犯, 有必要将其绳之于法。我们是否更应该给受害者一个交代呢?有人会反驳说, 最好的交代就是默克尔当初就不应该放难民进来。不错,大部分行凶犯或许真的都是难民, 但是反过来就讲不通, 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有区别。

第二: 假如对德国妇女的性侵犯是不可容忍的。那么在阿拉伯或北非国家的妇女就理应被性侵犯吗?那些强烈主张遣返(所有) 难民的人正好支持这种观点。这些人心里可能会想,只要这些事不在我所生活的环境中发生就行了, 至于行凶者会不会受到法律惩罚则不重要。这似乎也有点双重标准的嫌疑。

各党派的反应

对这次性侵事件的反应, 德国党派可分成两种: 执政党和在野党。右翼党派暂且可以忽略。科隆事件后第一个提出加强安全措施的是科隆警察: 增加监控摄像头。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紧随其后。它提出的建议最多, 也最严厉。比如: 今后德国每年只能接纳20万难民, 必要时自己单独动用武力维护巴伐利亚州边境, 所有科隆性侵犯行凶者一律赶出德国, 今后所有违反刑法的难民无需通过判刑就能被遣返回国, 判刑尺度不能作为遣返回国的衡量标准等。默克尔也申明支持今后实施更严格的遣返政策。副总理加布里尔也表示加重对有违反刑法的难民遣返政策。同时他还称, 今后要指定难民的居住义务, 不能让他们随意进入大城市, 他担心因此会出现平行社会。基民盟秘书长称, 把遣返人数从目前的每天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少提高到今后每天1000人。联邦家庭部长宣称要修改性犯罪法来保护女性。联邦部长第一个提出这是有组织的性侵犯事件。联邦刑事局局长也相信这是一起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事件, 行凶者必定事先约好。类似建议穷出不尽, 无法一一详细描述。 

那么左党和绿党的立场又是什么? 左党是难民的坚定支持者。绿党中只有个别人声称加重难民法, 比如图宾根市长。但联邦党领导层次的立场至今还不清晰或还没有达成一致。

德语里有一句话叫做“恐惧不是最好的建议者”, 同样, 操之过急的行动主义也不是最理想的解决问题方式。常言道, 最有效的处理问题是对症下药。假设这次行凶者都是德国人, 那么应该如何处置它们? 是要把他们遣返德国, 还是把他们当作行凶犯来看待呢?答案一目了然。 

经历过这次事件后, 德国社会在某种意上正处于一种恐慌和愤怒状态。大众(选民)期待政客们马上提供解决方案来安抚他们,给予安全感。再回头看看这些政客们的建议。它们都禁得起现实的推敲吗? 不见得。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 巴伐利亚州的基社盟提出今后所有违反刑法或规章制度的难民无需通过判刑便可遣返回国。然而德国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施无罪推定法。它是指任何人在没有被法院判刑前都属于无罪之身。这是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基社盟的建议和德国法治国家规则背道而驰。假如此建议在国会上被表决通过, 不难想象它会产生哪些意义深长的负面后果。因为它或许不只限制于难民, 而是所有在德外国人, 包括中国人在内。再说的夸张一点: 某某拿了德国居留的中国人因为因为乱停车而被罚, 第二天就被遣返回国。请问, 你会支持类似政策吗? 提建设性意见来解决实际问题是政客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人人都像基社盟秘书长这样, 尽提一些煽动情绪性的意见则百害而无一利。 

第二: 副总理加布里尔(同时也是社民党主席)提议, 今后对难民实施居住义务, 不能让他们随意进入大城市。对此我也保持怀疑。首先: 我质疑该提议对今后避免类似科隆性侵事件会起到哪些作用。其次: 这种实际可行性多高? 不清楚。据说, 社民党副主席之一, RalfStegner已经提出反对意见。除此之外,社民党多数左派人士已经申明, 不想过度加重难民法,再加上加布里尔自己在社民党的威严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政治正确”问题

“政治正确”问题在德国其实一直都存在,它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在此之前只不过没有广泛浮出水面罢了。而这次科隆事件让它有缺陷性的一面也公众于世。不管是媒体或科隆警方的行为都备受谴责, 让全世界的人作为笑柄来看待。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说到德国式的“政治正确”, 大家都会称这是当初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后所留下来的历史负担。毋庸置疑,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每个民族对其“政治正确”的定义有所不同。古人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国人的“政治正确”态度也不是一夜之间而形成的。依我的愚见, 二战后的德国又经历过两次历史事件巩固了他们对“政治正确”的看法:60年代末的大学生运动和90年代初的大规模排外运动。 

前者可以简单的总结成对二战(第三帝国)的彻底反思运动, 反个人崇拜主义, 反专制主义, 反权威, 反种族歧视, 思想开放, 性解放和女权运动。90年代的极端排外事件使德国人的反种族歧视态度受到严峻挑战。随后举国上下又一次加强了对此问题的警觉性和敏感度。出于对自身历史的沉重负担, 他们意识到要抵制一股正在兴起的新种族歧视运动必须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 那就是决不妥协, 不能让它继续蔓延下去。对此, 当时的公民社会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后, 90年代初的排外事件被列入教科书,教育性的揭开种族歧视丑陋的一面。我90年代中期到德国。当我上初中的政治课时, 老师就拿这些教科书来教, 学生们这样学, 周围的朋友们也这样做。 

经历漫长岁月的“政治正确”教育, 很多德国人对此态度已经根深蒂固, 甚至有一点僵化。难道就能因此判断德国人的做法是错的吗? 很多人喜欢拿德国和日本在对自身历史的反思态度上作对比, 借此批评日本要学习德国。然而, 对历史的反思程度和“政治正确”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德国人的自我反思值得学习, 为什么现在突然间就变成一种错误呢?科隆事件后很多人又开始谴责科隆警察和媒体(也包括德国人在内), 说他们是否过于“政治正确"?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说科隆警察和德国媒体有过错, 还不如说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产生的“恶果”更为恰当。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对 „政治正确”——出于历史和教育因素——有不同的尺度。让我们再假设一下, 如果科隆警方在事发时对行凶者或可疑者采取稍微强硬的手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虽然有可能会避免性侵事件的发生及因此引发的一连串负面问题。但毫无疑问, 世界舆论不仅严厉的谴责德国, 甚至还会夸大其词的说德国警方有多么的排外, 种族歧视气焰有多么的嚣张, 德国人根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等。即便德国人在这方面已经洗心革面, 但一旦发生任何意外事故, 很多人依然会不加以思索给德国人戴上“纳粹”的帽子。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正是德国人多年以来所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局: 自己一松懈,就会挨骂; 自己一强硬, 还是被骂。 

德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自信了很多 (比如2006年的足球世界杯就是一个很好的列子), 但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历史留下来的担子, 仅凭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实现。这次外界, 尤其是来其他国家严厉批评科隆警察和媒体出于“政治正确”因素而过度的小心翼翼或许是一种机会, 没准真的能帮助德国从历史背负中解脱出来, 今后面对“政治正确”时无后顾之忧, 哪怕是一点点。但是凭心而论, 依然很难。这让我又想起已故德国总理斯密特说过的一句话: 纳粹在二战时期的种种行为让德国人在今后的500年里都要背负着这段历史的包袱, 甚至是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