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的批評者們, 你們好:

我們又見面了。我在第一封信中對你們的對默克爾的指責, 如默克爾是一名“瘋子, 無能之輩, 缺乏政治智慧和不懂政治, 要不然就不會實施這樣愚蠢的, 禍國殃民的難民政策”結論做了詳細的反駁。與此同時, 我在上封信的結尾也對你們的第二個指責, 即“默克爾難民政策是錯誤的。它今後必定會給德國帶來不可想象的災害。默克爾 不僅是德國, 甚至是歐洲的千古罪人。德國現在已經處於分裂狀況”提出了我的質疑。

對於我而言, 僅把側重點集中在批判上, 而不做更深入的分析, 很難辨別它的對錯與否。什麼樣的結論取決於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角度不同則會影響結論的準確度, 主觀或片面角度自然會得出缺陷性結論。那麼什麼樣的角度更貼近實際情況呢? 我的答案是: 沒有標準答案。

針對此次難民問題的激烈討論在德國華人圈裡也是沸沸揚揚, 大家各持己見。總的而言, 你們只是借用不同的言辭來反覆地批評默克爾的這個不是, 那個不妥。你們往往先下結論, 然後把一些自以為能支撐你們觀點的理由像色拉菜一樣混合在一起, 但在思維方式上任然處於僵化狀態, 沒有絲毫變通。

戰後德國經歷的“分裂”

我想在這封信中通過德國當代歷史, 也可以說是宏觀的角度對你們的指責再做一番論證。不出乎各位所料, 我的結論依然與你們截然相反, 因為你們的說法不符合德國二戰後一脈相承的政治連貫性, 既整體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處理危機的方式以及危機後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假如這種政治連貫性的說法成立, 你們絕對式的結論自然也很難站得住腳。

你們常說, 此次難民問題已經導致德國正處於分裂狀態。如果現實真如你們所言, 那麼這次“分裂”(最起碼)是德國二戰後的第六次“分裂”: 一次發生在1968年的“大學生暴力運動”, 第二次是1977年的“德意 志之秋”恐怖事件, 第三次是80年代初的 “北約雙重決議”, 第四次是90年代初大型排外事件以及第五次2003年的“2010年議程”。

它們都發生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 其起因、規模、性質、過程和影響度均有出入。以上所提到的五次危機都對德國社會從不同層次上起到了意義深遠的影響, 以至於我們現在還能感受得到。每次危機都錯綜複雜, 至少可以單獨寫一本書。因此我只能簡單的描述其核心內容做以參考。60年代下半業所發生的“大學生暴力運動”在當時鬧得沸沸揚揚, 滿城風雨。其運動起源於美國的人權運動。自從馬丁∙路德 ∙金被暗殺後, 這股運動也蔓延到眾多其它西方國家。1962年在西德爆發了所謂的“明鏡周刊醜聞”, 那是一起捍衛言論自由的鬥爭。最終以《明鏡周刊》創始人魯道夫∙ 奧格斯坦的無罪釋放和當時的聯邦德國國防部長弗蘭茲·斯特勞斯被阿登納解職而告終。之後,《明鏡周刊》成為德國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多, 影響力最大的政治周刊 (注: 後來成為德國總理的施密特在此次事件中站在捍衛言論自由這一邊)。

四年後, 在1966年, 聯邦西德政府首次誕生了黑紅大聯盟, 即由基民盟和社民黨聯手執政 (以默克爾為首的聯邦政府是繼1966 年和2005年的第三次大聯盟執政)。兩年後便爆發了史稱“68年大學生暴力運動”。這批大學生出生於1940年到1950年之間, 他們自己並不是二戰的直接參與者, 是屬於二戰後第一批上大學的年輕人。在人權運動、捍衛言論自由運動和生活條件快速提高 (經濟奇蹟結束不久, 逐漸出現經濟衰退現象)的背景下, 他們開始質問自己的父母: 你們當初都做了什麼(指責他們在第三帝國時期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是一場兩代人之間的內心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衝突。事情逐漸惡化。不僅社會輿論極其激烈, 甚至也出現了你們所描述 的“分裂跡象”。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反思浪潮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68年大學生爆發時, 政治傾向偏左的社民黨, 尤其是其主席兼聯邦德國外交部長和 副總理勃蘭特支持大學生立場。在次年的聯邦德國大選中, 勃蘭特出任新一任聯邦總理。在此之後, 社民黨連續領導德國長達14 年, 整體社會風氣從中間偏右轉到中間偏左。1971年“聯邦德國教育促進法”實施, 使上百萬窮學生也能夠上的起大學, 其中最著名的受益者就是後來出任第七任的德國總理施羅德。1972年聯邦大選的參與人數高達 91,1%, 創歷史新高(注: 此數據在2013年的聯邦大選中僅占71,5%), 沒有此次運動為前提也就沒有今後勃蘭特在華沙下跪的一幕。

68年的運動對德國起到了深遠的影響。據一些史學家和當事人們認為, 自那時候起, 德國才真正的成為現代化國家。人們的思想變得更加開放, 很多保守觀念被打破, 更加有包容心, 對歷史的積極反思, 性開放(或許你們認為這也是錯的)以及生活方式更 加自由。不可否認, 相伴隨的也有眾多負面社會現象, 比如價值觀墮落和出生率下降。 德國二戰後出生率最高的是1964年的2.54%, 降到1968年的2.38%, 再下降到2012年的 1.38%。全球倒數第二。

談到德國70年代危機, 人們普遍會提到以下三個: 石油危機(或經濟危機), 在慕尼黑奧運會期間十多名以色列體育健兒被謀殺 (此次恐怖事件在2005年被斯皮爾伯格拍成電影)和“德意志之秋”恐怖事件。尤其是後者, 它一度使德國陷入癱瘓階段。德國的民主和國家內部安全受到迄今為止最嚴峻的挑戰。舉國上下, 人心惶惶。這是西德聯邦政府建國後第一次遇到發生在本土內的大規模恐怖分子屠殺事件, 而且行兇者都是德國本地人。眾多經濟界名人和政府官員先後被綁架和殺害。

施密特當時出任德國總理。他通過強悍的手段妥當地處理了1977年“德意志之秋” 恐怖事件。對外, 德國在國際上的聲譽更上一層樓; 對內, 進一步鞏固了德國民主。除 此之外, 1975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全球安全會議上, 施密特和前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象徵性的握手, 此舉為今後的德國統一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也就是說, 沒有70年

代的石油危機也就沒有如今每年舉行的“八國峰會”。

80年代初,施密特“一意孤行”鼎力支持在德國版圖上安裝遠程核導彈以便和前蘇聯保持軍事平衡, 史稱“北約雙重決議”。此舉遭到國內巨大阻力, 上百萬德國公民上街遊行抗議。最讓他鬱悶的是, 在抗議隊伍中竟然有一大批社民黨國會議員, 即“自己人“。施密特的舉措使當時的和平運動加速, 進一步促進了今天綠黨前身的誕生。

最後, 施密特幾乎“綁架”了社民黨國會議員, 使自己的提議在議會中會上被通過。雖然他在1983年被迫下台, 但這與“北約雙重決議”並沒有直接關係, 而是社民黨的政治盟員, 自民黨有意毀約才導致紅黃聯盟以解散告終。其主要原因是自民黨和社民黨在經濟政策上無可彌補的意見分歧: 自民黨想消弱社會福利, 提倡經濟自由。社民黨 不可能答應, 因此自民黨“改嫁”, 與基民盟“聯姻”。而在經濟政策上, 當時的“里根經濟學主義”風靡全球。不知道這是不是巧合? 最終, 以科爾為首的新一任內閣也沒有放棄德國的根本國策, 即社會市場經濟。

施密特在“北約雙重決議”問題上的決策使他在社民黨內眾叛親離。批評者們嚴厲譴責施密特的“一意孤行”會把德國再次捲入戰爭中(這與你們對默克爾的譴責, 稱她是德國的千古罪人, 將德國引向覆滅極其相似)。他肩上背負着巨大的壓力。我想, 現在也只有默克爾一人能夠體會得到這種壓力。 但正是因為他的政策直接導致前蘇聯加速軍備競賽而最終崩潰。6年後,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柏林牆倒塌, 德國實現統一。數年後, 施密特搖身一變成為德國公認的智者。不僅世人對他萬分敬仰, 歷史也給予他正確的評價。

90年代初, 德國爆發了二戰後最為嚴重的反移民, 反難民以及種族歧視浪潮。它也導致上百萬人上街遊行, 抗議。此次事件後進一步強化了德國式的公民社會和政治正確態度。如今, 你們當中卻有很多人嘲笑或諷刺德國的政治正確。不可否認, 它並不完美 (世上有完美的東西嗎?), 也有瑕疵和可批評之處。儘管如此, 它的優點遠遠大於它的缺點。如果你們問我, 讓我在一個有政治正確和一個沒有或缺乏政治正確的德國生活做選擇, 我會不加以思索地選前者。當然, 我不反對你們選後者。

施羅德的“2010議程”

1998年科爾下台, 施羅德上台。科爾之所以落選, 是被時代推下台, 而不是完全依靠施羅德的個人能力。如果沒有柏林牆倒塌, 德國獲得統一, 科爾說不定就只能連任兩屆。

在2000年前後, 德國被英國媒體諷刺為 “歐洲病人”。當時的德國經濟確實不景氣、失業率偏高、勞工市場極其僵化、2002 年國民生產值為零增長、國庫赤字連續創新高。同一時間, 互聯網泡沫又一次襲擊德國經濟。次年的“9∙11事件”後使國際經濟整體衰退。依賴於出口的德國經濟再一次受到當頭一棒。 2003年, 在施羅德的領導下德國頒布了 “2010議程”, 即二戰後規模最大的勞工市場改革。那時候德國左派勢力也對施羅德本人進行壓倒性的“攻擊”, 他面對幾乎和施密特一樣的困境: 眾叛親離! 2004年, 他在無奈之下辭去社民黨主席一職。此時此刻, 施羅德依然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 義無反顧地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奮鬥。次年五月份, 社民黨在北威州的議會大選慘敗而淪為在野黨。丟了北威州就等於丟了參議院(Bundesrat)的執政多數席位, 丟了參議院的執政多數席位就等於丟了社民黨在參議院的執政力。因為近三分之二的德國法律都必須要經過參議院投票通過。

施羅德深知, 這種癱瘓狀態不能一直延續到2006年。最終他下定決心, 請求總統解散國會, 提前明年的聯邦大選。施羅德心知肚明, 在這個時間段舉行聯邦大選無疑是螳 螂擋車, 自取滅亡。因為在過去幾年內社民黨在所有大選中都連戰連敗。此次大選勝出的概率極其渺茫。除他本人以外, 似乎沒有人相信他會扭轉乾坤。社民黨的大勢已去亦。但他還是願意放手一搏, 因為他有堅定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他堅信自己所提倡的改革從長遠角度而言是絕對正確的。因此, 無論如何也要把它進行到底, 即便丟了頭上的烏紗(或大傷社民黨的元氣)也是值得的。

事過10年, 社民黨在後來的兩次聯邦大選中成績依然保持在25%左右, 把權力讓給了基民盟。這都拜施羅德“所賜”。 不出所料, 施羅德在2005年的聯邦大選中雖然獲得驚人的成績, 但票數依然低於基民盟0.9%, 最終默克爾出任德國總理一職, 而他自己從此退出政治舞台。自那時候起, 德國政壇又多了一個左翼黨 (注: 之前也有左翼黨派, 即民主社會黨(PDS-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自“2010 議程”頒布後, 導致很多社民黨左翼黨員退黨, 在西德創立了所謂的WASG, 包括前社民黨主席 Oskar Lafontaine。其宗旨就是推翻 “2010議程”。我所說的左翼黨是民主社會黨和WASG合併後的稱呼)。數年後的今天, 大多數人給予施羅德正確的評價,曾經的批 評者們也原諒了施羅德。

默克爾上台後, 她也繼承了施羅德的 “2010議程”。從2008年到2014年夏天, 她先後面對的是國際金融風暴和歐債危機(歐債危機還沒有完全得以解決就被難民潮淹沒了)。如果她自己是個“廢物“, 為何處理各種危機如此到位? 如果她不重視國家利益, 為何德國的經濟還能一枝獨秀? 她在處理歐債危機時,損害德國人的利益了嗎? (注: 德國雖然花巨資作擔保, 但這些錢是有利息的。據我所知, 德國政府在歐債危機中還賺了幾十億歐元)。

歐債危機還沒有結束又爆發了2015年秋天的難民危機。通過此次危機, 德國今後很有可能會再多出一個黨派, 既有右翼傾向的選擇黨。你們難道一點都沒有察覺, 德國歷史有多麼驚人的相似嗎? 就在這時候, 你們卻斷然下結論, 默克爾將德國引向覆滅。我不得不再回顧德國二戰後的種種危機。如果你們所言屬實, 那麼很多總理曾經都把德國“引向覆滅”。試問, 德國覆滅了嗎? 現今有覆滅的現象嗎? 咱們言歸正傳。

 在過去50年當中, 德國出現過很多貌似毀滅性的危機。每當危機爆發時, 有哪一次 是風平浪靜的? 有哪一位總理在處理危機時不被質疑過? 答案是沒有! 如果你們一定要把此次難民危機描述為德國正處於分裂狀態, 那我也沒辦法。對於我個人而言, 這種 “分裂狀態”在德國是常態。它不是第一次, 也不可能是最後一次。我深信, 德國在 10年後會陷入下一輪“分裂”。如果你們對德國歷史毫無興趣, 到時候你們又會大驚失色地說: “德國分裂了”, 而下一任總理依舊會成為你們口誅筆伐的對象。

德國戰後的危機與生機

縱觀德國在過去50年間的各種危機可以總結以下幾點作為參考。第一: 二戰後的德國幾乎每隔10年都會出現顛覆性的危機。也可以說, 今天的德國是從危機中一步一步爬出來的。但每次危機後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收穫。比如68年大學生暴力運動後改變了德國社會, 80年代初的 “北約雙重決議”危機後讓德國出乎意料的獲得統一, 2003年的“2010議程”讓德國經濟成為一枝獨秀。不可否認, 所有的重大變革都會有副作用。但, 如果你們把正負兩面衡量一下, 答案還是顯而易見的。

在默克爾之前有過7任聯邦總理。試問, 哪一位總理在重大決策上危害德國(長久)利益了? 為何這種傳統必定會毀在默克爾手裡? 每當危機爆發時和改革初期都會引起社會轟動。這難道不是正常現象嗎? 古往今來, 有哪些重大改革是立馬上立竿見影,同時又不會傷及他人利益的? 答案是沒有。我們不凡參考一下中國歷代著名的三位改革家。比如商鞅、王安石和張居正變法。哪些變法立即起到了效果? 哪些變法不會侵害某一群人的利益? 如果沒有事先的商鞅變法為前提怎麼會有後來的秦國統一天下?

第二: 如果你們再仔細看德國歷史還會發現一個現象。歷代德國新任總理都會延續上一任的根本性國策。勃蘭特在繼承前三任總理“傾西方政策”(Westbindung)的基礎 上又開創了“新東方政策”(Ostpolitik)。施密特在繼承“新東方政策”的基礎上不僅進一步緩和了與東歐各國, 尤其是與前東德的關係, 又實施了“北約雙重決議”(Nato- Doppelbeschluss)。科爾不僅繼承了“北約 雙重決議”, 同時在他的領導下德國實現統一。施羅德不僅繼承了科爾的歐洲融合政策(比如歐元), 同時又頒布了“2010議 程”(Agenda2010)。默克爾也延續了這種政治連貫性傳統, 繼承了“2010議程”。為何如此? 因為它歸根結底是對的。你們大可反思一下。假如新一任總理一律推翻前一任所 頒布的爭議性政策, 今天的德國會是什麼樣子?

這次爆發的難民危機雖然把德國再一次推向了風口浪尖, 但今後的德國總理(或許默 克爾2017年再連任)很有可能延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 使這次危機轉化為生機。難道這個可能性就不存在嗎? 在你們眼裡, 默克爾不僅是德國政治連貫性的終結者, 她同時又成為了德國歷史的千古罪人。當然, 你們可以下這種結論, 但你們給出的理由卻無法說服他人, 我是其中之一。自難民危機爆發後, 很多人也在問, 這是否是默克爾的“2010議 程”或“北約雙重決議”? 我不敢斷言。假如是, 默克爾也因此下台, 基民盟今後也連續敗選(像2003年後的社民黨), 也不能說明她是錯的。不是嗎?

第三: 毋庸置疑, 所有的危機或變革都會使某些人感到擔憂和產生恐懼感。因為他們無法預測未來是否會給他們帶來好處或反映出自己對未來不抱有任何期望。但, 僅僅是你們無法預測或者在短期內看不到絲毫對你們自身有利之處, 就能完全否定變革所帶來的潛在優勢嗎? 衡量一個問題(比如此次難民危機)是否對錯, 很多時候取決於觀察者和決策者的眼光, 其中也包括視察問題的深度與緯度, 再加上時間的推敲。但凡重大的決策都必須經歷一個過渡期。在過渡期間出現很多各種不稱心如意事件也在所難免。或許你們反對默克爾的根本原因在這裡: 你們只關注當下, 不僅沒有參考歷史上所發生的危機, 同時又堅決排除一切未來往好處發展的可能性。

二戰後的德國發生過眾多危機, 但它們最終的結果往往都一樣: 使國家或社會與時俱進。變革的本質就是打破久式, 不合時宜的制度。它必定會影響社會中的某些群體。 越是大規模的變革或政策, 受影響人群則越多。很多人之所以害怕變革有眾多原因, 其中不凡也包括個人因素。值得探討的是: 很多害怕者或者反對者大多都出於本身利益, 而不站在國家領導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你們真的以為, 只要把默克爾罵下台, 難民危機就會自動消失嗎? 我不確定。

不知不覺地又碼了這麼多字。我相信你 們心中依然還有很多很多的疑問。但是你們放心,我還有更多的話沒說。下次有時間咱們再繼續聊。

祝好

周磊

 此文發表一德國華商報第4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