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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得利
阿基米德曾經放言，給我一個支點，我會把地球翹起來。要講述一個歲月的故事，我需要一個時間的原點。
家裡的櫥子上總擺着一座半高的老座鐘，赭紅色的木殼，圓錶盤，時間刻度用的是羅馬數字，但細看的話你會看到刻度下面用孩子塗鴉的筆體寫的阿拉伯數字。這座鐘，便是屬於我的“時間原點” 了，因為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姥姥把它抱到飯桌上，對我說，我教你認表吧。
據說這是姥姥在北京的“亨得利”買的，但具體的時間連她都不記得了。姥姥說她天生膽小，睡覺也淺，聽不得響動。當時的機械座鐘總是以幾下清脆的撞擊聲善意地提醒目前的時刻，在姥姥來說則是隨時隨地的驚嚇。為此老祖(她的父親) 特意帶她去亨得利，把全家裡帶響的大小鐘錶一律換成當時算是新式的這種不打鐘的款式。這座鐘是其中最貴的一隻，因為它不僅不打鐘，而且走的時候機械的聲音也最小，所以就放在姥姥的臥室。以後也跟着她一路輾轉到青島。從我記事的時候起，我就記得每天上午姥姥的例行公事就是打開座鐘的小玻璃窗，拿出下邊放的一個銅鑰匙一樣的東西給表上弦，往左轉五圈，不多不少，日日如此。姥爺有時候也給它上油，是他從廠里拿回來的潤滑油。不過，即使鐘錶也戰勝不了時間，從我上小學開始，這口老態龍鍾便要時常光顧亨得利了。
我一直懷疑“亨得利” 這三個字能在那個激情澎湃的歲月里存活下來，得了利，外加一“亨” ，明擺着是得了便宜還不賣乖，又“資” 又橫，假如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們發揮革命想象，給它做個變性手術，我是絕不奇怪的。只是這一點對我來說已經不可考，要向老同志們求證了。亨得利的地角極好。記得那時候它在中山路上就已經有了兩處店面，一處在“盛錫福” 的正對面，一處在天津路和中山路的夾角上，一邊對着“天真” ，一邊對着“春和樓” ，修表的就在這一處的二樓。印象里當時的修表部只有一老一少撐着門面，兩人除了模樣不象，別的都象，都姓蔡，平常都戴着一樣的套袖，襯衣的口袋裡別着一樣的鋼筆，甚至帶放大鏡時的預備動作都一樣：先撇一下嘴。開始以為這是一對父子兵，後來才知道只是師徒配。一般是小蔡在外邊的櫃檯招呼顧客，有問題了才把老蔡請出來。每次見到老蔡出動，手裡都拿着一個特大號的搪瓷茶缸，裡邊的茶總是釅釅的。姥姥嘴上對小蔡很客氣，但每次去都點名要老蔡修。當時我就想，如果我是小蔡，我就把這個破勞什子給砸了。他好象並不在意，一回生，二回熟，以後見到我們去，他總是衝着裡邊的辦公室喊，師父，那個北京的又來了。就這樣修來修去，老蔡沒煩，姥姥開始煩了。不過有一次去拿表，老蔡說不如我買下這表，你去買個新的，姥姥婉言謝絕了。回家的路上她對我說，以後不來這裡修了。這表倒是爭氣，打那以後就沒出過大毛病。
我的學生時代有過三塊手錶。第一塊是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老爸從上海給我買的一塊電子表，對我來說是個surprise gift。第二塊表是雙歷東方表，《鐵臂阿童木》前後的廣告中總有一個充滿磁性的聲音告訴我：雙獅牌東方表，美觀耐用樣樣好。初二那年拉着老媽去亨得利，用她發的獎金買的。第三塊表是TAG Heuer的單歷潛水錶，是我的姨姥姥送給我的上大學的禮物。
在那以前，我只知道姥姥有過一個妹妹，當年是清華的學生，喜歡畫連環畫，常給報館投稿。日本鬼子占領北平後的那個秋天，不知道什麼原因她被從家裡抓走。老祖上下打點，第二年的春天總算給放了出來，沒過多久就死了。
這就是我當時知道的全部，直到高三時的一個晚上，姥姥告訴我，我還有一個姨姥姥，而且不久就會見到她。姥姥的回憶，使我後來有可能拼貼出一幅稍稍完整的馬賽克。
老祖生前娶過一房兩妾，有過九個子女。姥姥是二娘所生，是老六，此外還有一個哥哥，兩個妹妹。按照家裡的排行，分別被稱作四哥，六妹，八妹和九妹。那個清華的學生，就是九妹。大娘生的兩個兒子先後去美國留學，後來沒了音訊；四哥在民國的鹽務局當科長，娶妻生子，生活四平八穩；五哥是三娘所生，姥姥說他是兄弟中最有才的一個，但不務正業，整天不是呼朋喚友去天壇放風箏，就是在家裡畫美人頭，據說他還是踢毽子的高手。五哥在家裡的人緣也是最好，三十多歲上得了暴病，死的時候連家裡的老媽子都哭得死去活來。八妹上完中學就出嫁了，嫁的是一個軍官，從此輾轉於南京、重慶和徐州之間。老祖最疼的是六妹，姥姥當年只讀過女子的私塾，沒進過新派的學校，老祖在世的時候就讓她負責管理家中的大小指使和一應支出，姥姥則一直守在父母的身邊，直到把他們的靈柩送走才考慮婚嫁。後來北平形勢動盪，姥姥搬到徐州跟八妹會合，最後徐州慘敗，八妹她們跟四哥約好從青島乘軍艦南下，結果四哥一家在北平打點行李費了時間，已經抵達青島的姥姥讓八妹先走，她自己等大哥來之後再走。哪知就在她們分手的第二天，四哥一家趕到了青島，青島也被風捲殘雲般地解放了。
一天，只是一天的時間，就能徹底改變人生的軌跡。我想這或許是姥姥一生中最長的一天。我能感覺到，在和八妹分手的那一刻，姥姥的時間停止了，一停就停了四十年。兩人機場相見時，八妹哭得老淚縱橫，姥姥緊緊抱着她，卻沒有哭，直到八妹拿出給姥姥的禮物。這是一張黑色的老式唱片，是《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的電影插曲，其中竟有趙丹原唱的“春天裡那個百花香，浪里格浪里格浪里格浪。。。” 原來姥姥是趙丹的老影迷，這張唱片也是她當年買來並珍藏着的，離開徐州的時候忙亂中打在了八妹的行李里。這四十多年裡，八妹只拿出來聽過一回，因為擔心次數多了，唱針會把唱片劃壞。
那一刻，姥姥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哭得那樣心碎。隱約中我能聽見，姥姥的時鐘終於再次滴答作響。
姨姥姥送我的這塊表，是她在台北的亨得利買的。三年之後的暑假，我去青島的亨得利換電池。整潔一新的廳堂里再也找不到小蔡的身影。櫃檯後邊一個南方口音告訴我，這種表開蓋要150塊，進口電池50塊，另外需要清潔了，再加100塊。我二話沒說，拿着表去到四方路市場隨便找了一個修表的，10塊錢搞定。出國後做過一次防水測試，perfect。
時間是如此強大，它能讓風霜熬白了雙鬢，讓老座鐘不再與時俱進，甚至讓老字號的傳統化於無形。世事又是如此無常，我甚至無法確定明天的我走向何方。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姥姥的時鐘就活在我的心裡。
要想啟動它，只需往左轉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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