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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得利
阿基米德曾经放言，给我一个支点，我会把地球翘起来。要讲述一个岁月的故事，我需要一个时间的原点。
家里的橱子上总摆着一座半高的老座钟，赭红色的木壳，圆表盘，时间刻度用的是罗马数字，但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刻度下面用孩子涂鸦的笔体写的阿拉伯数字。这座钟，便是属于我的“时间原点” 了，因为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姥姥把它抱到饭桌上，对我说，我教你认表吧。
据说这是姥姥在北京的“亨得利”买的，但具体的时间连她都不记得了。姥姥说她天生胆小，睡觉也浅，听不得响动。当时的机械座钟总是以几下清脆的撞击声善意地提醒目前的时刻，在姥姥来说则是随时随地的惊吓。为此老祖(她的父亲) 特意带她去亨得利，把全家里带响的大小钟表一律换成当时算是新式的这种不打钟的款式。这座钟是其中最贵的一只，因为它不仅不打钟，而且走的时候机械的声音也最小，所以就放在姥姥的卧室。以后也跟着她一路辗转到青岛。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每天上午姥姥的例行公事就是打开座钟的小玻璃窗，拿出下边放的一个铜钥匙一样的东西给表上弦，往左转五圈，不多不少，日日如此。姥爷有时候也给它上油，是他从厂里拿回来的润滑油。不过，即使钟表也战胜不了时间，从我上小学开始，这口老态龙钟便要时常光顾亨得利了。
我一直怀疑“亨得利” 这三个字能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存活下来，得了利，外加一“亨” ，明摆着是得了便宜还不卖乖，又“资” 又横，假如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发挥革命想象，给它做个变性手术，我是绝不奇怪的。只是这一点对我来说已经不可考，要向老同志们求证了。亨得利的地角极好。记得那时候它在中山路上就已经有了两处店面，一处在“盛锡福” 的正对面，一处在天津路和中山路的夹角上，一边对着“天真” ，一边对着“春和楼” ，修表的就在这一处的二楼。印象里当时的修表部只有一老一少撑着门面，两人除了模样不象，别的都象，都姓蔡，平常都戴着一样的套袖，衬衣的口袋里别着一样的钢笔，甚至带放大镜时的预备动作都一样：先撇一下嘴。开始以为这是一对父子兵，后来才知道只是师徒配。一般是小蔡在外边的柜台招呼顾客，有问题了才把老蔡请出来。每次见到老蔡出动，手里都拿着一个特大号的搪瓷茶缸，里边的茶总是酽酽的。姥姥嘴上对小蔡很客气，但每次去都点名要老蔡修。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小蔡，我就把这个破劳什子给砸了。他好象并不在意，一回生，二回熟，以后见到我们去，他总是冲着里边的办公室喊，师父，那个北京的又来了。就这样修来修去，老蔡没烦，姥姥开始烦了。不过有一次去拿表，老蔡说不如我买下这表，你去买个新的，姥姥婉言谢绝了。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以后不来这里修了。这表倒是争气，打那以后就没出过大毛病。
我的学生时代有过三块手表。第一块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爸从上海给我买的一块电子表，对我来说是个surprise gift。第二块表是双历东方表，《铁臂阿童木》前后的广告中总有一个充满磁性的声音告诉我：双狮牌东方表，美观耐用样样好。初二那年拉着老妈去亨得利，用她发的奖金买的。第三块表是TAG Heuer的单历潜水表，是我的姨姥姥送给我的上大学的礼物。
在那以前，我只知道姥姥有过一个妹妹，当年是清华的学生，喜欢画连环画，常给报馆投稿。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后的那个秋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被从家里抓走。老祖上下打点，第二年的春天总算给放了出来，没过多久就死了。
这就是我当时知道的全部，直到高三时的一个晚上，姥姥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姨姥姥，而且不久就会见到她。姥姥的回忆，使我后来有可能拼贴出一幅稍稍完整的马赛克。
老祖生前娶过一房两妾，有过九个子女。姥姥是二娘所生，是老六，此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按照家里的排行，分别被称作四哥，六妹，八妹和九妹。那个清华的学生，就是九妹。大娘生的两个儿子先后去美国留学，后来没了音讯；四哥在民国的盐务局当科长，娶妻生子，生活四平八稳；五哥是三娘所生，姥姥说他是兄弟中最有才的一个，但不务正业，整天不是呼朋唤友去天坛放风筝，就是在家里画美人头，据说他还是踢毽子的高手。五哥在家里的人缘也是最好，三十多岁上得了暴病，死的时候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哭得死去活来。八妹上完中学就出嫁了，嫁的是一个军官，从此辗转于南京、重庆和徐州之间。老祖最疼的是六妹，姥姥当年只读过女子的私塾，没进过新派的学校，老祖在世的时候就让她负责管理家中的大小指使和一应支出，姥姥则一直守在父母的身边，直到把他们的灵柩送走才考虑婚嫁。后来北平形势动荡，姥姥搬到徐州跟八妹会合，最后徐州惨败，八妹她们跟四哥约好从青岛乘军舰南下，结果四哥一家在北平打点行李费了时间，已经抵达青岛的姥姥让八妹先走，她自己等大哥来之后再走。哪知就在她们分手的第二天，四哥一家赶到了青岛，青岛也被风卷残云般地解放了。
一天，只是一天的时间，就能彻底改变人生的轨迹。我想这或许是姥姥一生中最长的一天。我能感觉到，在和八妹分手的那一刻，姥姥的时间停止了，一停就停了四十年。两人机场相见时，八妹哭得老泪纵横，姥姥紧紧抱着她，却没有哭，直到八妹拿出给姥姥的礼物。这是一张黑色的老式唱片，是《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的电影插曲，其中竟有赵丹原唱的“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格浪里格浪里格浪。。。” 原来姥姥是赵丹的老影迷，这张唱片也是她当年买来并珍藏着的，离开徐州的时候忙乱中打在了八妹的行李里。这四十多年里，八妹只拿出来听过一回，因为担心次数多了，唱针会把唱片划坏。
那一刻，姥姥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哭，哭得那样心碎。隐约中我能听见，姥姥的时钟终于再次滴答作响。
姨姥姥送我的这块表，是她在台北的亨得利买的。三年之后的暑假，我去青岛的亨得利换电池。整洁一新的厅堂里再也找不到小蔡的身影。柜台后边一个南方口音告诉我，这种表开盖要150块，进口电池50块，另外需要清洁了，再加100块。我二话没说，拿着表去到四方路市场随便找了一个修表的，10块钱搞定。出国后做过一次防水测试，perfect。
时间是如此强大，它能让风霜熬白了双鬓，让老座钟不再与时俱进，甚至让老字号的传统化于无形。世事又是如此无常，我甚至无法确定明天的我走向何方。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姥姥的时钟就活在我的心里。
要想启动它，只需往左转五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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