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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戲院
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我有過兩個姥爺。
我一直有個疑問，如果按年齡推算，姥姥應該是三十七歲上才有的我媽，這在當初那個年代是極反常的。本來以為是一個無答之問，想不到竟然從姨姥姥那裡得到答案。姥姥當年為報答父母的疼愛，一直等到為他們守完孝才考慮婚嫁。奈何四哥也疼這個妹妹，早早就放出話來，除非人品長相經濟條件都高於他，否則絕不考慮。就這麼着挑來挑去，又耽誤了好些時間。最後還是他身邊的一個同事獲得四哥的欽准，接住了繡球。姥姥結婚後曾經生下一個男孩，兩歲上夭折。然而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面。他們舉家到徐州後不久，她的這位丈夫不幸在車禍中喪生，一個月之後，姥姥生下一個女孩，就是我媽。
姥姥和以後這個姥爺是什麼時候，怎麼認識的，在長輩人的回憶里總是一個空白。不過我能理解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姥爺的根紅苗正，姥姥斷斷躲不過日後的劫數。
姥爺的老家是青島周邊的膠南縣靈山衛，跟我爺爺的老家緊挨着。年輕的時候跟幾個同鄉進城打工，想來那時候還沒有日後的戶籍制度，沒有暫住證，所以從那時起，姥爺就從農民小兄弟變成了工人老大哥。姥爺好象一直在華陽路附近的針織二廠工作，但從我記事起不久他就退休了。姥爺在廠里的表現一定不錯，因為家裡從不缺糊牆用的獎狀和白底紅字，印着“先進生產者” 的搪瓷杯子。姥爺退休後的生活可以概括為兩點一線：吃過早飯的九點提着馬扎子去附近的第三公園打撲克，午飯時間十二點準時回家報到，簡短的午睡後，下午兩點又提着馬扎子出門，晚飯時間六點準時回家報到，吃完晚飯收拾停當，八點跟姥姥一起去第三公園看我練武，九點三人一起回家。
一直不清楚青島的公園是如何命名的，因為我只知道這個“第三公園”和安徽路上的“第六公園”，卻不知一二四五們哪裡去了。那時的第三公園，在今天看來也得算是一個工人的entertaining complex，有工人文化宮，工人電影院，工人體育場，還有一個略顯凋敝的小公園。平常時間在裡邊走動的人並不多，附近的臨邑路小學、上海路小學和九中經常“借用” 這裡的運動場上體育課，算是增添了點生氣。當然這裡也有常客，就是一班退休的老頭，每日裡嘯聚於樹蔭之下，人數之多，湊起十幾蓬“夠級” 來不成問題。也有人專打“保皇” ，但不是主流。第三公園是我每天放學回家的必經之地，有時候放學放得早，我就在那看老頭們打撲克。說起來，日後自己那點牌技，多半是這時候觀摩出來的，為此中學在班上打撲克的時候少鑽過不少次桌子。
第三公園的老頭們牌技，說不好聽的是老奸巨猾，說好聽的是個個身經百戰，出神入化，而且常年配合，彼此相當默契。唯獨姥爺不敢恭維。有兩種“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夾着尾巴作人，不沖則已，瞅准機會一衝就靈；一種是左傾冒險主義，能沖就沖，不能沖也要衝，寧被打死不被嚇死。姥爺的牌風屬於後者，經常是沒吃准對門的存貨，也沒算準人家發出的火力，提着腦袋就衝鋒。偶爾也有冒險成功的案例，不過多數時候是遭到對門兒的毀滅性打擊，抱着一兩張永遠小於五的牌，眼巴巴地等着聯邦來救。每次看到姥爺給人家進貢，我在一旁看着就覺得特沒面子，轉去別的攤子看。現在想來也是牌如其人，姥爺為人耿直，不大會轉彎抹角，打起牌來有種“送死我上” 的精神，雖然老是丟分，牌友們卻也是喜歡跟他聯邦。即使是進貢的時候姥爺也是樂呵呵的，仿佛這些全進不到心裡。姥爺的人緣還有一個原因，老爸當時跟外地的印刷廠很熟，家裡不缺的就是成包的撲克。估計當時老頭們手裡的大龍和麒麟撲克，三分之二是姥爺發的。
姥爺也喜歡喝點酒，但酒量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估計半斤景芝白乾沒問題。姥姥也會喝酒，但只是湊熱鬧，每天晚飯的時候喝一小盅，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她去世。夏天的時候就全部改成喝啤酒。中午放學後一個例行任務，就是從第三公園出來後，先到膠州路上的長城飯店買一斤啤酒帶回家。那時候兩毛八一斤的啤酒也是稀缺資源，有時候要搭配着飯店的菜來賣。就算這樣也常常要排隊，先等着經常遲到的啤酒廠的人來送酒，酒用白色的鐵皮罐子裝着，當着顧客的面在前邊的櫃檯完成交接後，再等着售貨員為各自的“關係戶”打好“原裝酒” ，然後再等着他們把酒倒進一個從你的角度絕對看不見的預先裝好了水的缸里，一切就緒，櫃檯外的長龍才開始慢慢移動。那個缸里的水位似乎沒有定規，每次買酒回家，姥爺總要先嘗一口，判斷一下今天加的是多是少。
兩點一線之外，生活總還是有些小點綴，比如去“永安” 看戲。從記事的時候起那個劇院就叫“延安劇院” ，老一輩人卻一直頑強地叫它“永安戲院” ，簡稱“永安” ，可見民間記憶的韌性。本來永安的地角很僻靜，跟四方路市場保持着距離，跟天主教堂也劃清了界限，只有“玉生池” 在它拐角的路上不聲不響地為革命群眾們去污除垢。然而好景不長，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使四方路市場象羅馬帝國一樣向四周延伸，一些賣蔥賣蒜的小販開始在永安附近扎堆，從此精神逐漸被納入物質的勢力範圍，時代本身走進了新時代。
說它是戲院，卻已不是傳統的“戲園子” ，台上龍鳳成祥，台下手巾板兒亂飛。自西洋的歌劇舞劇話劇電影傳入中土，戲園子就演變成“劇院” ，文武兼備，中西皆宜。就象以前的會議室，自從卡拉得到OK後，就演變成了能歌能舞的“多功能廳” 。對我來說，永安是一個能演京劇的劇院，僅此而已，儘管從二樓上暗紅色的木頭欄杆和柱子還能依稀感覺到老輩上的榮光。
記得我上小學以前，永安並沒有京戲可看，卻也有演出，是那種大雜燴的文藝晚會。老爸總能從市文化館的朋友那裡拿到票，晚飯以前送到我們手上。去過幾次之後才發現，原來每次演出的節目都是一樣的，是當地各廠的宣傳隊和市裡的文藝團體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在被打倒的“四人幫”頭上再踏上一萬隻腳。連出場的次序我當時都能背得出來，大致是以大合唱開頭，然後是配樂詩朗誦，中間有蒙古舞新疆舞獨唱小合唱等等等等，最後壓軸的總是那個相聲，笑料不多，結尾時斗哏的演員總要唱那首施光南的《祝酒歌》，把全場氣氛推向高潮。“勝利的十月永難忘，杯中灑滿幸福淚” ，是劫後餘生的釋然與感慨；“待到理想化宏圖，咱重擺美酒再相會” ，是系統重啟動時的焦慮、憧憬與豪放。
暢飲完勝利酒，大家就各自上陣撈人民幣去了，永安也歸於沉寂。不久以後，鑼鼓京胡又讓它重新喧鬧起來，一撥撥的戲班子開始粉墨登場。很早就知道動物園附近有個青島京劇團，但一直沒見到他們的演出。那段時間來青島串碼頭的劇團，印象里有北京河北河南安徽和山東省京劇院的，但都不是實力最強的一團，往往是二團和三團的，可能是嫌青島的市場盤子小，比不得傳統的內地城市。姥爺對劇團的演出規律還有一個總結，就是每到一地，第一天一定是集中班子裡的精華，演全本的大戲，爭取一炮打響；後幾天則是折子戲和大戲搭配着演，滿足不同人的口味，最後一天又是全本的大戲，但這時演員是否賣力，取決於整個檔期的收入。根據這個理論，我們一般都是看頭天的開場戲，覺得不錯再挑一場以後的看。
青島人“狂” 好象是出了名的，不過在永安的觀眾里卻看不出來。甭管二團三團，頭天晚上的演出總是坐無虛席，當然老人居多，但中年人好象也不少，這可能要歸功於樣板戲的薰陶。觀眾們也很配合，總是為賣力的演員多喊幾聲“好” ，謝幕的時候多拍幾下巴掌。姥姥說那些喊好的多半是劇團的“托兒” ，我看不象，場子裡的氣氛在那擺着，一兩個人是抬不起來的。印象里常演的大戲，我能記得的有姥姥喜歡看的《玉堂春》、《四郎探母》，姥爺喜歡的《紅鬃烈馬》，還有《宇宙鋒》，《搜孤救孤》等。說起來，姥姥姥爺都只是能哼上一兩句的“戲友” (theatre-goer) ，算不上有點來真格的“票友”(amateur) 。平時經常聽姥姥哼哼“我本是楊四郎把名姓改換，拆楊字改木易匹配良緣” 這一段，聲猶在耳。我惹老媽不高興的時候，姥姥晚上就拿《三娘教子》裡的道白開我的玩笑：“現有家法在此，望母親高高舉起，輕輕落下；打兒一下，如同十下；打兒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兒身，痛在娘心。” 有時姥姥能笑出眼淚來。我對《二進宮》一類悶唱的戲一向不感興趣，喜歡看的是《大鬧天宮》一類的猴戲和黑臉的包公戲，可惜這些劇團一向重文輕武，那麼多年一直沒看成一出全本的《大鬧天宮》，多數時間是開場的折子戲，圖個熱鬧。
在永安有戲看的那幾年，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時光，直到初二那年姥爺患肺癌去世。那之後陪姥姥看過幾次，儘管台上鑼鼓喧天，但感覺她總是提不起精神。最後一次陪姥姥看戲，是大三那年暑假，我們已經搬到台東，是一個安徽團演的《紅鬃烈馬》，只是這一次不是在永安，而是在“遵義” 。回家的路上，姥姥忽然對我說，不要忘了你姥爺，他對我們有恩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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