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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戏院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有过两个姥爷。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按年龄推算，姥姥应该是三十七岁上才有的我妈，这在当初那个年代是极反常的。本来以为是一个无答之问，想不到竟然从姨姥姥那里得到答案。姥姥当年为报答父母的疼爱，一直等到为他们守完孝才考虑婚嫁。奈何四哥也疼这个妹妹，早早就放出话来，除非人品长相经济条件都高于他，否则绝不考虑。就这么着挑来挑去，又耽误了好些时间。最后还是他身边的一个同事获得四哥的钦准，接住了绣球。姥姥结婚后曾经生下一个男孩，两岁上夭折。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他们举家到徐州后不久，她的这位丈夫不幸在车祸中丧生，一个月之后，姥姥生下一个女孩，就是我妈。
姥姥和以后这个姥爷是什么时候，怎么认识的，在长辈人的回忆里总是一个空白。不过我能理解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姥爷的根红苗正，姥姥断断躲不过日后的劫数。
姥爷的老家是青岛周边的胶南县灵山卫，跟我爷爷的老家紧挨着。年轻的时候跟几个同乡进城打工，想来那时候还没有日后的户籍制度，没有暂住证，所以从那时起，姥爷就从农民小兄弟变成了工人老大哥。姥爷好象一直在华阳路附近的针织二厂工作，但从我记事起不久他就退休了。姥爷在厂里的表现一定不错，因为家里从不缺糊墙用的奖状和白底红字，印着“先进生产者” 的搪瓷杯子。姥爷退休后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两点一线：吃过早饭的九点提着马扎子去附近的第三公园打扑克，午饭时间十二点准时回家报到，简短的午睡后，下午两点又提着马扎子出门，晚饭时间六点准时回家报到，吃完晚饭收拾停当，八点跟姥姥一起去第三公园看我练武，九点三人一起回家。
一直不清楚青岛的公园是如何命名的，因为我只知道这个“第三公园”和安徽路上的“第六公园”，却不知一二四五们哪里去了。那时的第三公园，在今天看来也得算是一个工人的entertaining complex，有工人文化宫，工人电影院，工人体育场，还有一个略显凋敝的小公园。平常时间在里边走动的人并不多，附近的临邑路小学、上海路小学和九中经常“借用” 这里的运动场上体育课，算是增添了点生气。当然这里也有常客，就是一班退休的老头，每日里啸聚于树荫之下，人数之多，凑起十几蓬“够级” 来不成问题。也有人专打“保皇” ，但不是主流。第三公园是我每天放学回家的必经之地，有时候放学放得早，我就在那看老头们打扑克。说起来，日后自己那点牌技，多半是这时候观摩出来的，为此中学在班上打扑克的时候少钻过不少次桌子。
第三公园的老头们牌技，说不好听的是老奸巨猾，说好听的是个个身经百战，出神入化，而且常年配合，彼此相当默契。唯独姥爷不敢恭维。有两种“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夹着尾巴作人，不冲则已，瞅准机会一冲就灵；一种是左倾冒险主义，能冲就冲，不能冲也要冲，宁被打死不被吓死。姥爷的牌风属于后者，经常是没吃准对门的存货，也没算准人家发出的火力，提着脑袋就冲锋。偶尔也有冒险成功的案例，不过多数时候是遭到对门儿的毁灭性打击，抱着一两张永远小于五的牌，眼巴巴地等着联邦来救。每次看到姥爷给人家进贡，我在一旁看着就觉得特没面子，转去别的摊子看。现在想来也是牌如其人，姥爷为人耿直，不大会转弯抹角，打起牌来有种“送死我上” 的精神，虽然老是丢分，牌友们却也是喜欢跟他联邦。即使是进贡的时候姥爷也是乐呵呵的，仿佛这些全进不到心里。姥爷的人缘还有一个原因，老爸当时跟外地的印刷厂很熟，家里不缺的就是成包的扑克。估计当时老头们手里的大龙和麒麟扑克，三分之二是姥爷发的。
姥爷也喜欢喝点酒，但酒量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估计半斤景芝白干没问题。姥姥也会喝酒，但只是凑热闹，每天晚饭的时候喝一小盅，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去世。夏天的时候就全部改成喝啤酒。中午放学后一个例行任务，就是从第三公园出来后，先到胶州路上的长城饭店买一斤啤酒带回家。那时候两毛八一斤的啤酒也是稀缺资源，有时候要搭配着饭店的菜来卖。就算这样也常常要排队，先等着经常迟到的啤酒厂的人来送酒，酒用白色的铁皮罐子装着，当着顾客的面在前边的柜台完成交接后，再等着售货员为各自的“关系户”打好“原装酒” ，然后再等着他们把酒倒进一个从你的角度绝对看不见的预先装好了水的缸里，一切就绪，柜台外的长龙才开始慢慢移动。那个缸里的水位似乎没有定规，每次买酒回家，姥爷总要先尝一口，判断一下今天加的是多是少。
两点一线之外，生活总还是有些小点缀，比如去“永安” 看戏。从记事的时候起那个剧院就叫“延安剧院” ，老一辈人却一直顽强地叫它“永安戏院” ，简称“永安” ，可见民间记忆的韧性。本来永安的地角很僻静，跟四方路市场保持着距离，跟天主教堂也划清了界限，只有“玉生池” 在它拐角的路上不声不响地为革命群众们去污除垢。然而好景不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使四方路市场象罗马帝国一样向四周延伸，一些卖葱卖蒜的小贩开始在永安附近扎堆，从此精神逐渐被纳入物质的势力范围，时代本身走进了新时代。
说它是戏院，却已不是传统的“戏园子” ，台上龙凤成祥，台下手巾板儿乱飞。自西洋的歌剧舞剧话剧电影传入中土，戏园子就演变成“剧院” ，文武兼备，中西皆宜。就象以前的会议室，自从卡拉得到OK后，就演变成了能歌能舞的“多功能厅” 。对我来说，永安是一个能演京剧的剧院，仅此而已，尽管从二楼上暗红色的木头栏杆和柱子还能依稀感觉到老辈上的荣光。
记得我上小学以前，永安并没有京戏可看，却也有演出，是那种大杂烩的文艺晚会。老爸总能从市文化馆的朋友那里拿到票，晚饭以前送到我们手上。去过几次之后才发现，原来每次演出的节目都是一样的，是当地各厂的宣传队和市里的文艺团体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被打倒的“四人帮”头上再踏上一万只脚。连出场的次序我当时都能背得出来，大致是以大合唱开头，然后是配乐诗朗诵，中间有蒙古舞新疆舞独唱小合唱等等等等，最后压轴的总是那个相声，笑料不多，结尾时斗哏的演员总要唱那首施光南的《祝酒歌》，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是劫后余生的释然与感慨；“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 ，是系统重启动时的焦虑、憧憬与豪放。
畅饮完胜利酒，大家就各自上阵捞人民币去了，永安也归于沉寂。不久以后，锣鼓京胡又让它重新喧闹起来，一拨拨的戏班子开始粉墨登场。很早就知道动物园附近有个青岛京剧团，但一直没见到他们的演出。那段时间来青岛串码头的剧团，印象里有北京河北河南安徽和山东省京剧院的，但都不是实力最强的一团，往往是二团和三团的，可能是嫌青岛的市场盘子小，比不得传统的内地城市。姥爷对剧团的演出规律还有一个总结，就是每到一地，第一天一定是集中班子里的精华，演全本的大戏，争取一炮打响；后几天则是折子戏和大戏搭配着演，满足不同人的口味，最后一天又是全本的大戏，但这时演员是否卖力，取决于整个档期的收入。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一般都是看头天的开场戏，觉得不错再挑一场以后的看。
青岛人“狂” 好象是出了名的，不过在永安的观众里却看不出来。甭管二团三团，头天晚上的演出总是坐无虚席，当然老人居多，但中年人好象也不少，这可能要归功于样板戏的熏陶。观众们也很配合，总是为卖力的演员多喊几声“好” ，谢幕的时候多拍几下巴掌。姥姥说那些喊好的多半是剧团的“托儿” ，我看不象，场子里的气氛在那摆着，一两个人是抬不起来的。印象里常演的大戏，我能记得的有姥姥喜欢看的《玉堂春》、《四郎探母》，姥爷喜欢的《红鬃烈马》，还有《宇宙锋》，《搜孤救孤》等。说起来，姥姥姥爷都只是能哼上一两句的“戏友” (theatre-goer) ，算不上有点来真格的“票友”(amateur) 。平时经常听姥姥哼哼“我本是杨四郎把名姓改换，拆杨字改木易匹配良缘” 这一段，声犹在耳。我惹老妈不高兴的时候，姥姥晚上就拿《三娘教子》里的道白开我的玩笑：“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 有时姥姥能笑出眼泪来。我对《二进宫》一类闷唱的戏一向不感兴趣，喜欢看的是《大闹天宫》一类的猴戏和黑脸的包公戏，可惜这些剧团一向重文轻武，那么多年一直没看成一出全本的《大闹天宫》，多数时间是开场的折子戏，图个热闹。
在永安有戏看的那几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直到初二那年姥爷患肺癌去世。那之后陪姥姥看过几次，尽管台上锣鼓喧天，但感觉她总是提不起精神。最后一次陪姥姥看戏，是大三那年暑假，我们已经搬到台东，是一个安徽团演的《红鬃烈马》，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永安，而是在“遵义” 。回家的路上，姥姥忽然对我说，不要忘了你姥爷，他对我们有恩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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