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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照相馆
朱学勤先生曾经提到作为革命史通例的“热月现象” ，说的是在经历反复拉锯，革命本身也精疲力尽之后，人们才稍稍有机会喘一口长气。比如法国大革命，“群众终于厌弃广场生涯，重新回到厨房去精心雕琢气锅里的火鸡” ；在七十年代初“继续革命”的城市中国，“男人在秘密讨论半导体收音机的电路，交头接耳；女人在悄悄编织毛衣的线路，乐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线’ 斗争居然被置换为另一种‘线路’ 分歧” 。我，就出生在这个中国革命的不太烫手的热月。
老爸当时在一个无线电厂，但是他参与讨论的却不是电路，而是机器的油路。他出生在一个在青岛来说还算普通的工人之家。奶奶是渔民的女儿，老家在石老人附近的沙子口，我记事的时候起她就在台东的一家铜铝厂工作，每天在轧好的铁饭盒上盖上工厂的商标；爷爷的老家在胶南，是建筑公司的老职工，退休后居然拿了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身份，原因好象是解放前一不小心为我党作了点联络工作。每年春节前爷爷都要我陪着去一个退下来的公安局老局长家里坐坐，据说就是因为他给作的证。爷爷去世后，就成了我跟那个老人的单线联系，直到三年后他也去世。
老爸有几样东西我很羡慕。一个是他的名字，据说是爷爷当年给起的，我的理解是“待友如君” 或“友吾友以及人之友” 的意思，音意皆佳。他最喜欢的那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似也切乎他的名字。老爸也确有一大堆朋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走到哪里，一般都会有当地的叔叔阿姨的关照，我想这是因为老爸当年在全国各地跑供销，时间一长，业务关系就成了朋友交情。由他的名字联想到他事业成败里总也绕不开的这个朋友圈子，就象是《红楼梦》里贾雨村那句“钗于奁内待时飞” 和日后薛宝钗的命运，莫非又是造化的前定？到我和妹妹这里却没了这个意境，但据说也是爷爷给起的，我却很怀疑，这么一个孤零零、又很大众化的单字，全没了当年老爸享受的创意。
老爸的生日也是我所羡慕的，因为那一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民间俗称“龙抬头” ，龙不抬头天不雨，龙王爷抬头则是大仓满，小仓流，所以这一天是带来希望、成就希望的一天。说起我的生日就很有些气短。老妈在人民医院生下我的那一天，是阴历六月十四，阳历七月二十四，老婆对此的解读很不乐观，说我的生日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是半夜的老鼠，“忙” 的命，为此她还特意去找四方路上那个算命的老瞎子，求来的建议是改在二十二号那天过。这个动议得到家里参众两院的一致通过，并且立即执行。不想还真管用，这几年果然没有忙起来，反倒是越过越懒，连晚饭后的洗碗都要老婆催几遍。
老爸的心灵手巧也是我所远不及的。一台印刷机，成百上千个零件，他张口就能说出任意一个零件的六位数编号。他跟我妈一样，也是技校毕业，但他是学机械的，据他说是国内头一批学印刷机械的，当时他们跟老师一起按照德国海德堡四十年代的型号仿造的凹印机，九十年代初仍然活跃在国内中小型印刷厂里。他说做了这么多年还叫不出零件的编号，实在对不起他师傅。不过按照这个标准，他的徒弟和徒弟的徒弟，都对不起他。据说老爸原来很顾家，当年在厂里用下角料做了两个大烤箱，奶奶和姥姥家各一个，居然用了十几年；以后改做沙发，也是两家各一对。我记事以后他还曾经做过一个客厅的吊灯，灯管是他在厂里自己焊的，七八个小灯罩，是他从上海买来的雪花膏的瓶子，外形是一串串绿色的葡萄。客人到访，这个ceiling feature就是我们家一个保留的show。老爸也炒得一手好菜，跑到哪里学到哪里，尽管有点偏南方的口味。同样的菜到了他的手里，出来的总是与众不同的鲜嫩。不过自从他开始忙以后，每年只能在大年三十领略到他的手艺。
老爸所在的厂子说起来也蛮有意思，说是无线电厂，主项却一直是印刷机，但是归仪表局管。后来他们先后做过收音机，组装过电唱机、录音机，最后不知动了哪跟筋，竟然做起了军用雷达，终于为厂里各项的跑冒滴漏找到了买单的冤大头。大约是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爸受命把厂里的闲散人员组织成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性质是承包，修理印刷机和经营配件。一年下来营业额和利润都翻了番，厂里却拒绝兑现工人的奖金。老爸一气之下辞了职，领着几个旧部下海落草。等到厂里醒悟到放走了人才，力邀他回去“共商大计”，老爸这时已是肉包子打狗，兼且乐不思蜀了。
老妈曾经深刻总结过当年为什么会嫁给我爸，大致说来有这么几条。除了前文提到的同乡因素和经济因素外，老爸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包括那次北京之行。姥姥与她的四哥和八妹在乱世中有过一个约定，就是将来去世之后，无论如何要葬回北平；即使生前分开，死后也要葬在一处。我的舅姥爷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撒手西去，此时已是火葬，姥姥要为这个骨灰盒找一个归宿。北京的老宅子和老祖的坟听说早就被毁了，姥姥决定把四哥的骨灰沉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那是他们当年最喜欢去远足的地方。在那里，四哥甚至还救过她一命，当时他们在昆明湖上坐着小船要上大船，姥姥一脚踩空掉进水里，是四哥把她救起来。这个暗沉骨灰盒的任务，就是由老爸胜利完成的。我后来一直没有跟他寻问这次行动的细节，不过这期间的惊心动魄可想而知。后来，八妹和姥姥的骨灰，也是由爸爸先后送到四哥的身边。具体的地点，只有他和我妈知道。去年我回北京，按照他说的地点，我往湖水里倒了两瓶二锅头，放了四块萨其玛，算是对三位老人家的祭奠。
老爸打动老妈的一个法宝，就是他那台海鸥120。老爸那时是个摄影迷，在技校的时候中午就经常拉着老妈去第二海水浴场附近照相。那个海水浴场后来有不少说法，有的说是为西哈努克修的，有的说是为中央领导疗养建的，总之一般人进不去。老爸当时有个朋友在里边做事，有时就偷偷把他们两个放进去，但不能下去游泳。想来彼时还没有三脚架，所以绝大部分照片是老妈的单人照。当时她留的长发，有时编成两个俏皮的辫子，有时很自然地垂下去。如果按照老爸的后续作品追溯，一直到我四五岁的时候她才改成短发，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老爸不知在哪里还有一个暗房用于冲洗底片。后来他交代是厂里的一个工作室，但除了放大机以外的东西都是他从家里拿的，比如那个显影的盆是洗脸盆，定影的盆是奶奶的洗衣盆。家里的那床薄毛巾被他拿去盖灯泡当作安全灯，结果被烧出几个大窟窿，所幸没引起火灾。因为是自己冲洗，一切都是随意的，所以经常能发现同一张照片，但有大有小，有四方形有三角形，有半身有全身，好不热闹。我出生后头几年老爸也不忙，所以我那时的照片也最多，装相纸的长方盒子加起来足足有几大盒。但有于形状不规则，却为日后如何整理到整齐划一的影集里带来不少麻烦。有几张照片被家里人公认为经典，其中有一张我的三岁照，一个小胖孩坐在中山公园一进门的喷泉边上，穿着姥姥给改的小外套，围着小围脖，手里拿着姥爷的大烟袋锅儿，居然还放在嘴边。可爱有余，只是在大众禁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个道具和动作显得有点politically incorrect。
妹妹出生后不久爸爸厂里的工作开始逐渐恢复，所以她的照片比我要少得多。不过家里照片最少的并不是她，而是爸爸。有一张他的照片我还差点儿错过，它一直被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边，好多年里我竟熟视无睹。直到有一天心血来潮问老妈这张穿着新疆服装的集体照是谁的，她说你看看最后一排，从右向左数第二个就是你爸。我还纳闷，没听说过老爸还去新疆插过队。老妈说那是当年你爸参加厂里的文艺宣传队，排演的一个新疆舞。老爸回忆说他们最初是模仿《东方红》，他演过“码头”一场里边一个苦大仇深的码头工人。后来粉碎四人帮，市里组织文艺调演，他们就排了这个新疆舞，但在最后的选拔中输给了四方机厂的一个远为强大的阵容，无缘省里的调演，从此就收队了。不过散伙前，大家还是穿着戏装，去“天真” 拍下了这张照片。
爸爸的那台老爷120我依稀有些印象，但从我懂事起就再没见过，只是从照片上小时候的我背过它外边的套子。大约是我上初一的时候，老爸为了与时俱进，决定鸟枪换炮，从120双反跑步进入135单反，但市场调查的任务却交给了我。当时中山路上卖摄影器材的并不多，“一百” 和“国货公司” 的顶楼都有柜台，但都是些老掉牙的“海鸥” 、“凤凰” 以及“珠江” 的镜头。靠近栈桥的地方有过一家叫“海鸥” 的店，有进口货在卖，但规模太小。相对全一些的，只剩下“天真” 了。
“天真” 在中山路和天津路的夹角上，亨得利的对面，位置相当显眼。这个店名很有意思，既没有“祥”字号的厚重，也没有“斋” 字辈的古朴。从这个店名不难判断它绝不是“始于光绪” ，而是Since 1949，不过对我这一辈，甚至对老爸这一辈来说，都算是一家老字号了。然而这个响当当的招牌也有与时俱进的隐忧，比如很难想象一家叫“天真” 的婚纱影楼会有多少生意。
那时的“天真” 有好几层。一楼的一半是摄影器材，另一半是为楼上照相开票的。一个四层的大玻璃橱窗里展示着各种牌号和型号的相机，柜台里的一个个镜头象一只只眼睛，你端详着它，它也盯着你。有一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要去“天真” 踩点，看看有没有新来的机器，再更细地比较一下现有各款的性能，运气好的话还能旁听到当时的发烧友们和店员之间的技术性交流，一来二去，居然也成了半瓶子行家。后来向老爸作了口头汇报，他去上海的时候顺便买回那部我推荐的理光KR10。不过这时他已经是忙得四脚朝天，这部机器被我理所当然地据为己有。第二年，我又去“天真” 买回那只令我心仪已久的28-100的变焦镜头。这个金玉组合一直跟了我十多年。老爸以后也曾买过一部佳能的EOS630，可我每次看见它都放在AE和AF上，成了一部笨重的高级傻瓜。去年回国时我问他准备什么时候退休，他说等我有心情玩莱卡M6的时候吧。想想当年那个举着120，心里算着快门速度和曝光量的青年，如今已成了两鬓有些斑白的老爸，不得不慨叹彩云易逝，霁月难逢，青丝蔓绕画梁中。
翻看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照，发现竟然也都是“天真” 师傅们的作品，因为在照片的右下角，你总能发现那个小鹿的标志和“天真” 的字样。然而，对于一个红旗下的蛋，汉语里的“天真” 就未免有些笼统，“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支宝剑”，这是naive的天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 ，这是innocent的天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这是ignorant的天真。但是有一个人却告诉我，脖子上系着的那块红布，其实一直是蒙在眼上的。
你问我看到了什么，我说看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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