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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照相館
朱學勤先生曾經提到作為革命史通例的“熱月現象” ，說的是在經歷反覆拉鋸，革命本身也精疲力盡之後，人們才稍稍有機會喘一口長氣。比如法國大革命，“群眾終於厭棄廣場生涯，重新回到廚房去精心雕琢氣鍋里的火雞” ；在七十年代初“繼續革命”的城市中國，“男人在秘密討論半導體收音機的電路，交頭接耳；女人在悄悄編織毛衣的線路，樂不可支；你死我活的‘路線’ 鬥爭居然被置換為另一種‘線路’ 分歧” 。我，就出生在這個中國革命的不太燙手的熱月。
老爸當時在一個無線電廠，但是他參與討論的卻不是電路，而是機器的油路。他出生在一個在青島來說還算普通的工人之家。奶奶是漁民的女兒，老家在石老人附近的沙子口，我記事的時候起她就在台東的一家銅鋁廠工作，每天在軋好的鐵飯盒上蓋上工廠的商標；爺爺的老家在膠南，是建築公司的老職工，退休後居然拿了一個“退休老幹部”的身份，原因好象是解放前一不小心為我黨作了點聯絡工作。每年春節前爺爺都要我陪着去一個退下來的公安局老局長家裡坐坐，據說就是因為他給作的證。爺爺去世後，就成了我跟那個老人的單線聯繫，直到三年後他也去世。
老爸有幾樣東西我很羨慕。一個是他的名字，據說是爺爺當年給起的，我的理解是“待友如君” 或“友吾友以及人之友” 的意思，音意皆佳。他最喜歡的那句“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似也切乎他的名字。老爸也確有一大堆朋友，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我走到哪裡，一般都會有當地的叔叔阿姨的關照，我想這是因為老爸當年在全國各地跑供銷，時間一長，業務關係就成了朋友交情。由他的名字聯想到他事業成敗里總也繞不開的這個朋友圈子，就象是《紅樓夢》裡賈雨村那句“釵於奩內待時飛” 和日後薛寶釵的命運，莫非又是造化的前定？到我和妹妹這裡卻沒了這個意境，但據說也是爺爺給起的，我卻很懷疑，這麼一個孤零零、又很大眾化的單字，全沒了當年老爸享受的創意。
老爸的生日也是我所羨慕的，因為那一天是農曆的二月初二，民間俗稱“龍抬頭” ，龍不抬頭天不雨，龍王爺抬頭則是大倉滿，小倉流，所以這一天是帶來希望、成就希望的一天。說起我的生日就很有些氣短。老媽在人民醫院生下我的那一天，是陰曆六月十四，陽曆七月二十四，老婆對此的解讀很不樂觀，說我的生日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時，是半夜的老鼠，“忙” 的命，為此她還特意去找四方路上那個算命的老瞎子，求來的建議是改在二十二號那天過。這個動議得到家裡參眾兩院的一致通過，並且立即執行。不想還真管用，這幾年果然沒有忙起來，反倒是越過越懶，連晚飯後的洗碗都要老婆催幾遍。
老爸的心靈手巧也是我所遠不及的。一台印刷機，成百上千個零件，他張口就能說出任意一個零件的六位數編號。他跟我媽一樣，也是技校畢業，但他是學機械的，據他說是國內頭一批學印刷機械的，當時他們跟老師一起按照德國海德堡四十年代的型號仿造的凹印機，九十年代初仍然活躍在國內中小型印刷廠里。他說做了這麼多年還叫不出零件的編號，實在對不起他師傅。不過按照這個標準，他的徒弟和徒弟的徒弟，都對不起他。據說老爸原來很顧家，當年在廠里用下角料做了兩個大烤箱，奶奶和姥姥家各一個，居然用了十幾年；以後改做沙發，也是兩家各一對。我記事以後他還曾經做過一個客廳的吊燈，燈管是他在廠里自己焊的，七八個小燈罩，是他從上海買來的雪花膏的瓶子，外形是一串串綠色的葡萄。客人到訪，這個ceiling feature就是我們家一個保留的show。老爸也炒得一手好菜，跑到哪裡學到哪裡，儘管有點偏南方的口味。同樣的菜到了他的手裡，出來的總是與眾不同的鮮嫩。不過自從他開始忙以後，每年只能在大年三十領略到他的手藝。
老爸所在的廠子說起來也蠻有意思，說是無線電廠，主項卻一直是印刷機，但是歸儀表局管。後來他們先後做過收音機，組裝過電唱機、錄音機，最後不知動了哪跟筋，竟然做起了軍用雷達，終於為廠里各項的跑冒滴漏找到了買單的冤大頭。大約是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老爸受命把廠里的閒散人員組織成一個“勞動服務公司” ，性質是承包，修理印刷機和經營配件。一年下來營業額和利潤都翻了番，廠里卻拒絕兌現工人的獎金。老爸一氣之下辭了職，領着幾個舊部下海落草。等到廠里醒悟到放走了人才，力邀他回去“共商大計”，老爸這時已是肉包子打狗，兼且樂不思蜀了。
老媽曾經深刻總結過當年為什麼會嫁給我爸，大致說來有這麼幾條。除了前文提到的同鄉因素和經濟因素外，老爸還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包括那次北京之行。姥姥與她的四哥和八妹在亂世中有過一個約定，就是將來去世之後，無論如何要葬回北平；即使生前分開，死後也要葬在一處。我的舅姥爺在文化革命的高潮中撒手西去，此時已是火葬，姥姥要為這個骨灰盒找一個歸宿。北京的老宅子和老祖的墳聽說早就被毀了，姥姥決定把四哥的骨灰沉在頤和園的昆明湖裡。那是他們當年最喜歡去遠足的地方。在那裡，四哥甚至還救過她一命，當時他們在昆明湖上坐着小船要上大船，姥姥一腳踩空掉進水裡，是四哥把她救起來。這個暗沉骨灰盒的任務，就是由老爸勝利完成的。我後來一直沒有跟他尋問這次行動的細節，不過這期間的驚心動魄可想而知。後來，八妹和姥姥的骨灰，也是由爸爸先後送到四哥的身邊。具體的地點，只有他和我媽知道。去年我回北京，按照他說的地點，我往湖水裡倒了兩瓶二鍋頭，放了四塊薩其瑪，算是對三位老人家的祭奠。
老爸打動老媽的一個法寶，就是他那台海鷗120。老爸那時是個攝影迷，在技校的時候中午就經常拉着老媽去第二海水浴場附近照相。那個海水浴場後來有不少說法，有的說是為西哈努克修的，有的說是為中央領導療養建的，總之一般人進不去。老爸當時有個朋友在裡邊做事，有時就偷偷把他們兩個放進去，但不能下去游泳。想來彼時還沒有三腳架，所以絕大部分照片是老媽的單人照。當時她留的長髮，有時編成兩個俏皮的辮子，有時很自然地垂下去。如果按照老爸的後續作品追溯，一直到我四五歲的時候她才改成短髮，並且一直保持到現在。老爸不知在哪裡還有一個暗房用於沖洗底片。後來他交代是廠里的一個工作室，但除了放大機以外的東西都是他從家裡拿的，比如那個顯影的盆是洗臉盆，定影的盆是奶奶的洗衣盆。家裡的那床薄毛巾被他拿去蓋燈泡當作安全燈，結果被燒出幾個大窟窿，所幸沒引起火災。因為是自己沖洗，一切都是隨意的，所以經常能發現同一張照片，但有大有小，有四方形有三角形，有半身有全身，好不熱鬧。我出生後頭幾年老爸也不忙，所以我那時的照片也最多，裝相紙的長方盒子加起來足足有幾大盒。但有於形狀不規則，卻為日後如何整理到整齊劃一的影集裡帶來不少麻煩。有幾張照片被家裡人公認為經典，其中有一張我的三歲照，一個小胖孩坐在中山公園一進門的噴泉邊上，穿着姥姥給改的小外套，圍着小圍脖，手裡拿着姥爺的大煙袋鍋兒，居然還放在嘴邊。可愛有餘，只是在大眾禁煙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這個道具和動作顯得有點politically incorrect。
妹妹出生後不久爸爸廠里的工作開始逐漸恢復，所以她的照片比我要少得多。不過家裡照片最少的並不是她，而是爸爸。有一張他的照片我還差點兒錯過，它一直被壓在寫字檯的玻璃板下邊，好多年裡我竟熟視無睹。直到有一天心血來潮問老媽這張穿着新疆服裝的集體照是誰的，她說你看看最後一排，從右向左數第二個就是你爸。我還納悶，沒聽說過老爸還去新疆插過隊。老媽說那是當年你爸參加廠里的文藝宣傳隊，排演的一個新疆舞。老爸回憶說他們最初是模仿《東方紅》，他演過“碼頭”一場裡邊一個苦大仇深的碼頭工人。後來粉碎四人幫，市里組織文藝調演，他們就排了這個新疆舞，但在最後的選拔中輸給了四方機廠的一個遠為強大的陣容，無緣省里的調演，從此就收隊了。不過散夥前，大家還是穿着戲裝，去“天真” 拍下了這張照片。
爸爸的那台老爺120我依稀有些印象，但從我懂事起就再沒見過，只是從照片上小時候的我背過它外邊的套子。大約是我上初一的時候，老爸為了與時俱進，決定鳥槍換炮，從120雙反跑步進入135單反，但市場調查的任務卻交給了我。當時中山路上賣攝影器材的並不多，“一百” 和“國貨公司” 的頂樓都有櫃檯，但都是些老掉牙的“海鷗” 、“鳳凰” 以及“珠江” 的鏡頭。靠近棧橋的地方有過一家叫“海鷗” 的店，有進口貨在賣，但規模太小。相對全一些的，只剩下“天真” 了。
“天真” 在中山路和天津路的夾角上，亨得利的對面，位置相當顯眼。這個店名很有意思，既沒有“祥”字號的厚重，也沒有“齋” 字輩的古樸。從這個店名不難判斷它絕不是“始於光緒” ，而是Since 1949，不過對我這一輩，甚至對老爸這一輩來說，都算是一家老字號了。然而這個響噹噹的招牌也有與時俱進的隱憂，比如很難想象一家叫“天真” 的婚紗影樓會有多少生意。
那時的“天真” 有好幾層。一樓的一半是攝影器材，另一半是為樓上照相開票的。一個四層的大玻璃櫥窗里展示着各種牌號和型號的相機，櫃檯里的一個個鏡頭象一隻隻眼睛，你端詳着它，它也盯着你。有一段時間，每個周末我都要去“天真” 踩點，看看有沒有新來的機器，再更細地比較一下現有各款的性能，運氣好的話還能旁聽到當時的發燒友們和店員之間的技術性交流，一來二去，居然也成了半瓶子行家。後來向老爸作了口頭匯報，他去上海的時候順便買回那部我推薦的理光KR10。不過這時他已經是忙得四腳朝天，這部機器被我理所當然地據為己有。第二年，我又去“天真” 買回那隻令我心儀已久的28-100的變焦鏡頭。這個金玉組合一直跟了我十多年。老爸以後也曾買過一部佳能的EOS630，可我每次看見它都放在AE和AF上，成了一部笨重的高級傻瓜。去年回國時我問他準備什麼時候退休，他說等我有心情玩萊卡M6的時候吧。想想當年那個舉着120，心裡算着快門速度和曝光量的青年，如今已成了兩鬢有些斑白的老爸，不得不慨嘆彩雲易逝，霽月難逢，青絲蔓繞畫梁中。
翻看小學初中和高中的畢業照，發現竟然也都是“天真” 師傅們的作品，因為在照片的右下角，你總能發現那個小鹿的標誌和“天真” 的字樣。然而，對於一個紅旗下的蛋，漢語裡的“天真” 就未免有些籠統，“諸葛四郎和魔鬼黨，到底誰搶了那支寶劍”，這是naive的天真；“隔壁班的那個女孩，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前” ，這是innocent的天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沒有人能夠告訴我，山裡面有沒有住着神仙” ，這是ignorant的天真。但是有一個人卻告訴我，脖子上繫着的那塊紅布，其實一直是蒙在眼上的。
你問我看到了什麼，我說看到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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