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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每個父母大抵都有幾個自己的小鬼早年的段子，開頭的句式一般是“你小的時候，有一次。。。”聽者垂手而立，是信是疑，由着他們去編排了。我家裡也有一個關於我的段子常說不衰，說的是我小的時候，有一次萱姨和未來的姨夫領着我逛中山路，中午時分到棧橋附近的前衛飯店吃飯。萱姨故意逗我，問我點點兒什麼菜。
“一杯啤酒，一個拼盤兒” 。
據說那時我長得還沒有飯店的桌子高，據說飯店裡的食客們哄堂大笑。這個段子的可信度對我來說是二八開，因為打從記事起我就喝啤酒，這總是可以追溯的一個線索。家裡的這種自由化政策甚至澤被老妹。每次假期回家的晚飯上都要先跟她幹上一大杯扎啤，然後再敘別來無恙。姥爺對此稍有保留，我想總不外乎“酒能亂性，適可而止” 一類的潛台詞。不過今天我可以對他說，我沒有發展成一個酒桶，卻成了一個影迷。
大銀幕對一個小P孩兒來說有着由此神奇的魅力。燈光暗下，大幕拉開，展現給你的是生活與歷史的無窮的可能性，這對一張白紙來說意義尤其重大。在一個清教徒的國度里，它滿足了一個未成年人對以前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一種偷窺的欲望，兼且對未來的世界和內心的世界添磚加瓦。
《巴黎聖母院》的哥特式教堂，《巴士奇遇結良緣》 里現代香港的百態，《追捕》裡繁華熙攘的東京街頭，看上去是那樣的遙不可及。而《流浪者》 、《兩畝地》裡印度的逼仄城市和窮困的生活，卻讓我有更多的認同。吸引我的是他們的歌舞。時而熱情澎湃，時而風情萬種，時而幽默風趣，現在想來絕不遜於巴黎的紅磨坊和紐約的百老匯。Bollywood 幾十年長盛不衰，與 Hollywood 和歐洲三分天下有其一，也絕不是浪得虛名。記得那時候看《流浪者》的晚上象是過節，鄰居們早早約好出發的時間，提着各式各樣的馬扎子，匯集到延安六路小學的操場上。散場後人們有說有笑，頭頂着滿天的星光各自回家。這種露天電影的場面後來有過幾次閃回。一是在周末大學的操場上，不過周圍儘是相擁而坐的情侶，讓你感到孤獨的人的確是可恥的。二是來到澳洲，終於趕在當地最後一家汽車影院關門大吉前體驗了一下看電影的洋罪。十幾輛汽車稀稀拉拉地停在空曠的場子裡，每個車位的兩邊豎着音箱，當然你也可以從那裡接聽耳機。車頂的天窗上是只有巴掌大的夜空，擋風玻璃上看到的電影抖出一連串的包袱，卻聽不到別人的笑聲，只有車裡的兩個人大吃爆米花的嘎支嘎支。
不再是當年的那個鹿港小鎮，也不復是當年的那群父老鄉親。
除了露天電影，《流浪者》留給我的就是那支“阿巴拉烏” 的“拉茲之歌” 了 。記得這首歌如此普及，周圍的群眾中冒出不少優秀的模仿者，而且是用“音譯” 的原文演唱，想來這算是中土普及外國語的一個先聲了。小學的班上有個姓郝的同學，尤其擅長這類模仿。從二年級展露才華起，一氣活躍了四年，先是這首印度的“拉茲之歌” ，後來是日語的“姿三四郎” ，再後來是粵語的“萬里江山永不倒” ，唱得有模有樣。每次元旦一類的慶祝晚會上，當學校的領導下到班裡“親民”的時候，班主任總會不失時機地讓郝同學獻上一曲。不過那時的感覺不象是欣賞，更象是揪心，在每一個高音到來之前為他暗暗使勁。聲帶事小，班級榮譽事大。
好萊塢總是姍姍來遲，但一來就讓我應接不暇。記得第一次的視覺衝擊是史泰龍的《第一滴血》 ，是跟大強一起看的。大強是初中時的好朋友，老爸跑的是國際海運。回國休整的日子裡，他經常偷他老爸的護照，我們拿着它瞞天過海地溜進新疆路的免稅商店，研究各種最新的進口電器。從那裡出來，對面就是海員劇場，那裡的錄像廳據說是島城的第一家。也就是在那裡，一個昏黃的午後，用逃了兩節體育課的代價看完了這個肉彈在越南的三次歷險。我想男人的一生會有很多標誌性的事件，對我來說這便是其一。因為從那以後對操場邊以前熟視無睹的單槓和雙槓突然之間有了興趣，還讓老爸從車間給我攢了兩個10公斤的啞鈴。我們去剛開張不久的即墨路市場買史泰龍提着火箭筒的招貼畫，迎面碰見兩個同班的女生，人手一張上海灘的趙雅芝。我和大強高中時已不在一個班，但偶而周末會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他家去。原來這時他已經可以很熟練地搜出老爸藏在家裡各處的錄像帶，我便也有幸參加了這些三級片的小範圍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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