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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每个父母大抵都有几个自己的小鬼早年的段子，开头的句式一般是“你小的时候，有一次。。。”听者垂手而立，是信是疑，由着他们去编排了。我家里也有一个关于我的段子常说不衰，说的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萱姨和未来的姨夫领着我逛中山路，中午时分到栈桥附近的前卫饭店吃饭。萱姨故意逗我，问我点点儿什么菜。
“一杯啤酒，一个拼盘儿” 。
据说那时我长得还没有饭店的桌子高，据说饭店里的食客们哄堂大笑。这个段子的可信度对我来说是二八开，因为打从记事起我就喝啤酒，这总是可以追溯的一个线索。家里的这种自由化政策甚至泽被老妹。每次假期回家的晚饭上都要先跟她干上一大杯扎啤，然后再叙别来无恙。姥爷对此稍有保留，我想总不外乎“酒能乱性，适可而止” 一类的潜台词。不过今天我可以对他说，我没有发展成一个酒桶，却成了一个影迷。
大银幕对一个小P孩儿来说有着由此神奇的魅力。灯光暗下，大幕拉开，展现给你的是生活与历史的无穷的可能性，这对一张白纸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在一个清教徒的国度里，它满足了一个未成年人对以前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一种偷窥的欲望，兼且对未来的世界和内心的世界添砖加瓦。
《巴黎圣母院》的哥特式教堂，《巴士奇遇结良缘》 里现代香港的百态，《追捕》里繁华熙攘的东京街头，看上去是那样的遥不可及。而《流浪者》 、《两亩地》里印度的逼仄城市和穷困的生活，却让我有更多的认同。吸引我的是他们的歌舞。时而热情澎湃，时而风情万种，时而幽默风趣，现在想来绝不逊于巴黎的红磨坊和纽约的百老汇。Bollywood 几十年长盛不衰，与 Hollywood 和欧洲三分天下有其一，也绝不是浪得虚名。记得那时候看《流浪者》的晚上象是过节，邻居们早早约好出发的时间，提着各式各样的马扎子，汇集到延安六路小学的操场上。散场后人们有说有笑，头顶着满天的星光各自回家。这种露天电影的场面后来有过几次闪回。一是在周末大学的操场上，不过周围尽是相拥而坐的情侣，让你感到孤独的人的确是可耻的。二是来到澳洲，终于赶在当地最后一家汽车影院关门大吉前体验了一下看电影的洋罪。十几辆汽车稀稀拉拉地停在空旷的场子里，每个车位的两边竖着音箱，当然你也可以从那里接听耳机。车顶的天窗上是只有巴掌大的夜空，挡风玻璃上看到的电影抖出一连串的包袱，却听不到别人的笑声，只有车里的两个人大吃爆米花的嘎支嘎支。
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鹿港小镇，也不复是当年的那群父老乡亲。
除了露天电影，《流浪者》留给我的就是那支“阿巴拉乌” 的“拉兹之歌” 了 。记得这首歌如此普及，周围的群众中冒出不少优秀的模仿者，而且是用“音译” 的原文演唱，想来这算是中土普及外国语的一个先声了。小学的班上有个姓郝的同学，尤其擅长这类模仿。从二年级展露才华起，一气活跃了四年，先是这首印度的“拉兹之歌” ，后来是日语的“姿三四郎” ，再后来是粤语的“万里江山永不倒” ，唱得有模有样。每次元旦一类的庆祝晚会上，当学校的领导下到班里“亲民”的时候，班主任总会不失时机地让郝同学献上一曲。不过那时的感觉不象是欣赏，更象是揪心，在每一个高音到来之前为他暗暗使劲。声带事小，班级荣誉事大。
好莱坞总是姗姗来迟，但一来就让我应接不暇。记得第一次的视觉冲击是史泰龙的《第一滴血》 ，是跟大强一起看的。大强是初中时的好朋友，老爸跑的是国际海运。回国休整的日子里，他经常偷他老爸的护照，我们拿着它瞒天过海地溜进新疆路的免税商店，研究各种最新的进口电器。从那里出来，对面就是海员剧场，那里的录像厅据说是岛城的第一家。也就是在那里，一个昏黄的午后，用逃了两节体育课的代价看完了这个肉弹在越南的三次历险。我想男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标志性的事件，对我来说这便是其一。因为从那以后对操场边以前熟视无睹的单杠和双杠突然之间有了兴趣，还让老爸从车间给我攒了两个10公斤的哑铃。我们去刚开张不久的即墨路市场买史泰龙提着火箭筒的招贴画，迎面碰见两个同班的女生，人手一张上海滩的赵雅芝。我和大强高中时已不在一个班，但偶而周末会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他家去。原来这时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搜出老爸藏在家里各处的录像带，我便也有幸参加了这些三级片的小范围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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