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它是个文明的共同体。所以，本人认为，人类社会是先发展出文明形式，然后再形成国家，虽然形成国家后文明形式还在发展。举例来说，史诗（epic）是一个文明形式。它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前。诗史就是以口语通讯的形式记录一个民族的历史的文学形式。当然也是一种文明。从逻辑上判断，口语通讯形式是原始社会部落里的主要通讯形式。文字是在以后时期产生的。只要一个民族有了文字，肯定进入文明社会阶段。文明社会阶段一般都有国家。根据本人的研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历史的早期都有诗史，只有汉民族除外。在中国，藏族和蒙古族就有史诗。例如，藏族的史诗的名字叫《格萨尔王》，直到2004年才形成文字由中国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算是保存藏族文化的一个举措。在印度，在中东阿拉伯国家里历史上都有史诗。在欧洲也如此。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是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则是个典型。据考古学家考证，荷马史诗诞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7世纪之间。有人研判，荷马诗史不是一人所作。一般来说，史诗创作的年代是国家形成之前500-1000年之间。史诗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形成。同时，由于它采用诗歌形式，也是文学形式。都是文明形式。根据本人研究，历史、文艺、哲学、宗教和法律都诞生于国家形成之前。所以，要研究国家的起源，需要研究这些文明形式的起源。没有这些文明形式，国家不会形成。但是，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我们就会立刻发现，他们的理论实在太毛糙。他们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与社会的变化。例如，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直接跳过那些文明的形式而论述国家的起源，声称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曾经经历过几次大的社会分工，于是产生阶级和阶级矛盾，由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形成国家。国家的目的是维护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生产关系，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本人认为，国家的起源其实是个巨大工程，不能那样从一个单一的角度来论证。单从一个方面来论述，会产生偏见。也可能出现重大错误。

例如，如果读者认为本人说的文明形式也是国家形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哲学、文艺、宗教和法律，那么我们将那些文明形式加上去并证明马恩的观点是合理的，是否可能？我说不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一旦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形成，这个民族的成员立刻发现，他们已经拥有共同利益。就是说，所有受到那些文明形式养育、熏陶、关怀和保护的人都会处在同一个共同体内，都会觉得彼此是同一类人。因此，如果再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就是自相矛盾。恩格斯硬是跳过这些文明的形式来论证国家的起源，他似乎觉得，在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建立政府是最关键的一环，所以，只要这一点论述正确，其他方面可以忽略。他其实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说，那些文明的形式根本就不能跳过去。如果读者认为本人的观点有道理，恩格斯的观点也有道理，那我说你没有思考清楚。不可能持有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换言之，如果本人的观点成立，恩格斯的观点就不成立。如果恩格斯的观点成立，本人的观点就不成立。你只能持有其中一个观点。换言之，在此情况下本人不得不向恩格斯的观点挑战，这个挑战其实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只能背水一战。我的意思是说，本人有理由证明那些文明形式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员共享的。不是说，那些文明形式只为压迫阶级服务。例如，中世纪后期到近代，德国和奥地利的古典音乐是灿烂的艺术瑰宝。莫扎特、孟德尔松、巴赫、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家喻户晓。宫廷内的王宫贵族喜欢，平民百姓也喜欢。同样的，在中国，自从徽班进京，京剧就成为东西南北中国人的喜爱。紫禁城内的皇族喜欢，经常请戏班子唱戏。北京胡同里的小老百姓也喜欢。早上，就有人提着京胡拉上一段，还有人清清嗓子唱上一段。法国卢浮宫里的艺术品原来只供贵族欣赏。在今天普通人也喜欢进去参观一下。在中国，故宫里的艺术品原来都是满族贵族的私人物品，现在普通人也喜欢看看。马克思说，文化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需要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他只是笼统地谈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他的意思是说文艺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实，并非如此。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历史阶段的文艺也是与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在他的一本书内发问，既然美学的形式与生产关系相适应，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欣赏古希腊时代的悲剧和中世纪的史诗？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的人还喜欢古代奴隶制时代和中世纪封建时代的文艺？他没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据我所知，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本人替他回答了，因为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本人认为，文艺是不同阶级的人共享的，即使有时文艺被人刻意用于服务于一个阶级，包括反映一个阶级的情怀和意向。事实上，不论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在审美上往往都有相似的标准，人们对雄伟的建筑、寓意深刻的雕塑、优美的音乐、感人肺腑的画作，甚至是选美比赛，几乎都有类似的看法。我还问一句，为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人还喜欢封建时代的唐诗宋词？个人认为，那些文明形式其实都是文明社会里的人共同具有的精神财富，是不分阶级的，因此，不论它们产生于哪个生产关系支配的时代都是建构国家的文化和精神要素，他们不会因为时代变化就完全消失。所以，它们不是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是国家形成过程中一贯起作用的文明形式或基础。所以，根据本人的文明形式导致所有人形成共同利益的观点，国家就是在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不是像马恩所说的是因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对立而形成。

那么又怎样来解释马恩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论点？本人认为，他们误读了国家。国家是因为人们具有共同利益而形成。至于国家机器有时被用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的说法，应该认为，应该由某个时期掌握国家政权的人负责，而不是要国家来负责。就是说，某个时期，有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以权谋私。比如说，一伙人掌握国家政权后为某一个阶级谋取特殊利益。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国家制定法律，防止掌权者以权谋私。因此，需要实行法治，举行选举，保证言论自由等。通过打碎国家机器和让国家消亡来解决阶级的不平等和阶级矛盾是不可行的。例如，根据马克思的设想，将来国家要消亡。但是，人是社会动物，肯定要有自己的共同体，一旦保留这个共同体，一定要有人来管理，这个时候这个共同体不称为国家那还叫什么？其实，今日中国的各种各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乱象的总根源就在这里。掌权者不将国家视为由人民的共同利益建构的共同体，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人专政的社会。于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党永远领导国家。就是说，掌权者有敌对意识。认为人民中存在一部分敌人。一旦进行自由选举，资产阶级或境外势力的代理人会上台。记得一年多以前，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女士发表一个讲话，叫做“请让文明来说服我”。她讲了一个国家的哲学、文学和历史的重要性。其实，这些文明的形式里面体现的就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它们是形成共同利益的形式，是建构国家的基础。台湾人认为在文化上有一个中国。他们不认同的就是阶级专政的理念。换言之，一旦讲哲学、文学和历史，人们会有更多的共识，因为那里面有体现正义的精神。如果大陆的掌权者从哲学、文学和历史中表达的意见来治国，就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其实也就是说，会抛弃一些人的狭隘利益，会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看问题，分歧就会减少。这个问题也说明国家是因为人民有了共同利益而形成。专政不是建国的合理方法。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就像一个魔方。可以随意拼凑。马克思将文明的形式说成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是颠倒了事物的本来面目。继承马恩遗志的人将国家弄得混乱不堪。中国的统治者声称他们正在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其实，本人认为，他们走的还是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延伸出来的道路，其实还是一部分欧洲人走过的道路。

我的意思是说，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的思路方向错误，写的越多，错误也越多。影响力越大，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可能也越严重。但是，我个人认为，马克思的思路走偏可能还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开始的。是从卢梭那里开始的。在十八世纪，卢梭写了一本书，叫《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他在这本书里说，人类在原始社会里的时候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出现了不平等。出现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一部分原因是出现了私有财产权。但是，卢梭只说了问题，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所以，我说卢梭提出了问题，希望后面的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过了一百多年，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人表示，他愿意自告奋勇回答这个问题。他给予的解决方案是：消灭私有制。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没有了国家和阶级，所有人平等。这意味着那个时代是有一个管弦乐二重奏，即小号与小提琴的深情对话。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卢梭的预设前提，即原始社会是美好的，当时是没有财产权的。后来的问题出在私有财产权上。但是，后来看来，这个答案不对。卢梭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不平等，让后来的人感到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对立。没有看到，文明进化后，语言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提供了一个建构共同利益的基本条件。因此，为了认清人类文明社会的本质，认清国家的实质，应该从语言对国家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研究国家的起源。

本人不是刻意要和马克思恩格斯过不去。他们出于好心，提供人类社会前进的解决方案。但是，为了找到今日中国出现乱象的根源，找到中国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弯路以至于到今天还不能自拔的深层原因，我们还是从头来研究国家的起源。本人认为，关键的因素是我们使用的语言。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出现阶级压迫，如果出现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语言造成的。语言不仅是通讯工具，其实也是我们建构社会和国家的一个实在。说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其实是将国家当作了替罪羊。根本原因在于语言。但是，我们不能丢掉语言，让语言消亡。思考未来的合理的国家形式的着眼点还是在于语言。当然，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