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24 13:59:07)
先声明一下，“翘三夫”是我老家土话的发音，究竟是哪三个字，我不知道。 如果一个人老是抱怨，说反话，脾气倔，村里人就称他为“翘三夫”。可能和英语里的“redneck"相近。 话说打我记事起，肚子的饿和干活的累，就像两个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一样，折磨着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小妹。 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我们村里读的。学校由原来的祠堂改成。紧靠着学校的就是村里的坟地。教室里经常放着备用的棺材。村里的老人也常常给我们讲祠堂里闹鬼的故事，什么吊死鬼面单鬼的。对我们这些六七岁的小孩来说，学校是个非常阴森恐怖的地方。4-5年级去了我们镇上的中心校。离家也就一里路左右。 那时，为了积攒公分和生活费用，家里养了猪羊鸡鸭。猪粪羊粪属于生产队，生产队给合算成工分。 我们生产队的劳动单价（也就是一个成年人一天的标准报酬），一般是两角左右。最坏的，8分。最好的，到过三角六分。 在队里，母亲的能干苦干是出了名的。加上我们小孩干农活的工分，和家里养猪的工分，一年能挣400个工左右。是生产队里最多的。 父亲是大队长，不算国家干部。他的报酬，按队里成年人的平均工分算。约300多。 加起来，我们家大约有700个工。也就是说，全家六口人拼死拼活做一年，总收入大概就是140元左右。每月平均不到12元。 每次小麦和水稻收获后，生产队就把交完公粮后的粮食，按每户的人口数分给各家。 年底结算，从工分款里 (工分数乘以劳动单价）扣除粮食款。如果还有结余，那就是“余支户”。如果是负值，叫“超支户”。 我家有4个小孩，劳动单价又低，几乎每年都是“超支户"。 如何处理超支户？看成分。 队里的一户，兄弟俩，哥哥叫银，弟弟叫玉。成分是贫农。据说是赤贫。 哥哥银成家了。生了5个孩子。老大是男孩，和我同年同月又同学。 银的老婆据说多病，从来不出工干农活。银干活也不卖力。家里也从来不养猪什么的。可想而知，他们家年年是队里最大的超支户。 但他们不愁。因为是贫农成分，年底国家给“减免”。 不仅减免超支，他们孩子的学费也是减免的。 我们家的成分是“中农”。 我的奶奶是个童养媳。我叔叔两岁时，爷爷过世了。奶奶一个人，把我父亲，姑妈，和叔叔拉扯大。 奶奶没读过书。嗓门宏大，脾气急躁，干活像男人。但没心眼，不会算计。 她相信土地，不相信读书和房子。我父亲读了三年书，奶奶就不让他继续读了，好省下钱来买土地。到评成分时，孤儿寡母的，居然有了11亩地。自己申报成分时，觉得贫农丢脸，就报了个中农。 到了公社时代，她转不过弯了。怎么，银一家好吃懒做，分粮时优先照顾，年底还全部减免超支。而我们全家累死累活，到头来，还欠一屁股债？ 一年分粮时，奶奶气不过，夺过银家的粮袋子，和银吵了起来。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被村里的造反派关学习班了。据说罪名之一，就是夺贫农的粮袋子。奶奶胆子小，吓得一病不起。53岁就过世了。 那我们怎么付超支款呢？卖猪，卖蛋，卖蔬菜。菜市场就在我们学校门口。我经常一早就站在校门口的街上，去卖蛋卖菜。 早上起来，或放学后，我领着弟弟妹妹出去打猪草。生产队的地，都派人看守，不让人去割草。我们只能打游击。冬天，天寒地冻时，镰刀经常蹦到冻僵的左手上。左手上的十来个刀痕仍清晰可辨。 中午放学，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一里多的路，走到一半，得坐下来歇歇，才能继续。 到家后，我们分工。做饭的，洗衣的，喂猪的，扫地的。人人有份。喝一碗稀稀的菜粥，算是吃过了饭。 周末或放假，就到队里干农活。挣工分。要拿到高工分，就得拿出吃奶的力气。 就这么干，还是吃不饱。到1978年我高中毕业时，才1.55米高。高考填报志愿时，限考。 也常常因为不能及时交学杂费而被老师罚站。记得大概是每学期3元左右。我的同年同月生又同学的银的儿子，自然不用交。 我家最小的是妹妹。比我小6岁。面黄肌瘦的她，老是说“我要饿，我要饿”。我和弟弟们就纠正她，要说“我饿”，不是“我要饿”。可妹妹还是改不过来。 一天，我找了根红毛钱，把她的头发扎成马尾辫。让她站在开满黄花的油菜田旁边。我对自己说，我要把她的这个样子，像图画一样记在脑里。因为那时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照相。 我人生的第一张相片，是78年高考时准考证上的一寸标准照。 大概12-13岁时，我矮小瘦弱，但肚子却是鼓鼓的。偶尔吃顿米饭时，米粒稍微生硬一点，就疼痛难受。母亲把外村的老婆婆叫来，求神烧纸。后来我学营养学了，才知道这是因为摄入的蛋白质太少。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还得去歌功颂德，去忆苦思甜，去诅咒解放前的苦难。去唱“社会主义好，就是好来就是好”。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怀疑，生活还能比现在这样的更苦吗？那些解放前贫下中农受苦受难的故事是真的吗？地主无情地残酷剥削贫下中农的故事是真的吗？ 没法问人。只能自己瞎猜瞎想。 不过，银的弟弟，人称“翘三夫”的玉，给了我答案。 话说这个玉，小时候得过天花，成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玉麻子。他长得和他哥哥完全不一样。他白白大大，老是眯细着眼。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近视眼。 玉麻子喜欢抱怨，老是说些气人的话，所以大家说起他，就说他是“翘三夫”。 玉麻子没成家。一个人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年年是“余支户”。 一年中，最难度日的是青黄不接的4月份。 一天，我和队里的社员在地里除草。快近中午了，天气热了起来。大家早就有气无力，做做停停，磨洋工。可队长就是不让放工。 我边上的玉麻子开始不满起来。他嘟囔一阵后，干脆站在那，手倚铁趴，骂了起来。“他奶奶的，饭都吃不饱，还要干活。我以前打工，每天早饭团子中午饭，还有点心吃。。。。”他继续骂骂咧咧。我却如醍醐灌顶，如梦初醒。 因为，我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他说的肯定是真的。 为了养猪，我们家每年都要挖“草埂”来垫猪圈。 所谓“草埂”，又是土话。也不知道普通话怎么写的。就是晒干的一尺见方的土块。挖“草埂”的程序是：翻土，浇水，踩成泥，压平，然后用铁锹把他们挖成一尺见方，摆列好，晒干，再堆起来。堆的顶端用稻草盖好防水。用时，把草埂放到猪圈里，敲碎，以保持猪圈干燥。 这是个重体力高技术活。我们家没人能做。只能请村里的强劳力。 请他们来干活时，我们家就会东借西挪，做好吃的给他们。早饭一般是糯米粉做的米团，中饭是糯米饭，上午下午还有点心，如糍粑，也是糯米做的。晚饭吃面条。 每当这时，我们小孩也能沾点光，吃些剩食和边角料。 为什么是糯米？我那时认为，糯米贵，好吃。现在，我知道了是因为糯米消化慢，饱感长。 其它时候，譬如盖房子，也会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忙。同样的，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得给这些请来打工的人好吃好喝好招待。这， 是农村的习俗。 贫农玉麻子的一句话，和我以前的这些经历，如正负电极般地碰上了，电闪火耀。 是啊，你请人来做工，哪有不让人家吃饱饭的道理？吃不饱吃不好，他能做好工吗？他将来还能为你来做工吗？农村就是靠口口相传，你这样不懂得待人，还有谁愿意来给你做工？ 于是，我知道，政府说的那些，解放前生活如何苦难，地主如何剥削贫下中农，那都是假的，是编出来骗人的。这个政府这个党，在说谎话。 又想起高玉宝的“半夜鸡叫", 顿时觉得可笑。这地主，半夜里还得起来去学鸡叫，够辛苦的。问题是，你把那些长工赶到地里去，天还没亮，他们能做什么？他们饿着肚子，会做什么？哪里有这样愚蠢的地主。 这，大概是在74-75年，我12-13 岁。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质疑政府的所有宣传。 所以，76年“伟人”驾崩时，我一点也没有悲哀。也没有高兴。只是觉得，他死他的，和我，和我家，一点关系也没有。 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参加公社里的“伟人”悼念仪式。我们排着队，低着头，去向主席台上的“伟人”像鞠躬。我上了台，一抬头，见我的表哥（我舅舅的大儿子）全副武装，拿着杆枪，立正在那。我们一个村的，常见面。但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个打扮。不知是觉得亲切还是滑稽，我冲他就笑了起来。他把两个大眼瞪得如铜铃。 后来的事，证明我当时的想法错了。“伟人”驾崩后，高考恢复了，土地承包了。农村人终于有希望摆脱饥饿了。我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