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 （2015/08）

對父親的回憶可以追溯到我三歲以前。最深印象是父母帶我去越秀山，在一片草地上，我問母親，“這兒有沒有老虎？”母親說，“有啊，別亂跑。”父親則在旁邊擺弄相機，記下了那一瞬間。還能回想起的是電燈突然熄滅，防空警報在夜空拉響，黑暗中父親對我說，“嘿，怕什麼。”再就是越秀山放焰火發生火災，父親緊緊摟住我靠在山道邊上，避開滾滾而下的人流。兒時的回憶像碎片一樣，不連貫，卻不可磨滅地嵌在腦海中。

四歲以後的回憶漸漸清晰連貫起來。那一年，父親幹部進修到北京，帶上我和大妹妹。我們兄妹在姥姥家住了兩年上下。每到周日，父親都來姥姥家接我們去景山北海，一手拉一個玩上大半天，下午才回姥姥家吃飯。那時的父親是個慈父，對兒女充滿了慈愛，沒說過一句重話。

父親變為嚴父是在我回廣州後。“七八九，厭似狗”。到淘氣的年齡了，也該收拾了。有一次玩泥沙後回家，父親呵斥了我幾句。嚴厲從那一刻開始。那兩三年我整天惹事，還把父親收集的銅錢賣給廢品收購站。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賣報紙–寫東西要參考報紙，一找都沒了。為這我沒少挨父親的罵，有時還得挨上幾下雞毛撣。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我戴上紅領巾。

教育子女，父親不搞諄諄善誘，苦口婆心那一套。說了就得聽。後來是話說到了，聽不聽由你，多一句廢話都沒有。文革初期，父親概莫能外也受到衝擊。我時時在他回家後偷偷瞄一眼他的手臂看有沒有墨跡。想去大串聯，最初父親反對，兒子堅持要父親同意，口氣中已流露出“否則…” –“說不行就不行，要脫離父子關係就脫離父子關係。”還沒開口父親已看穿我的小把戲，把要挾的話替你說出來堵回去 – 老子不吃這套。

政治上父親很敏銳，謹言慎行，心裡對個人崇拜並不以為然，只是眾人皆醉他也得閉上眼睛—誰敢獨醒。臨去幹校前全家到廣州酒家吃飯，心情沉重吃到一半，喇叭里傳來“全體起立，向毛主席表忠，唱‘天大地大’”。父親還不是站起來正經八百地加入大合唱 – 儘管心裡明白有多荒唐。父親不跳舞，交誼舞會從不到場，忠字舞跳不跳則由不得他。多年後母親還笑話父親的忠字舞姿，“你爸爸跳舞不知有多笨拙。”

從青少年算起，父親有十多年煙齡，手指都熏黃了。有一年下去採訪，大雨持續數周，小賣鋪的煙全發霉了，於是順勢把煙戒掉，終生不敢再今天碰 –“幾十年後還夢到在抽煙。”父親好酒，有酒量，也有節制，每天一小杯。還記得我兒時父親喝酒我常要嘗嘗，父親就會用筷子蘸點酒（西鳳之類的）放到我嘴裡。我哈口氣說“辣辣”，父親開心地笑起來。父親一輩子就喝醉過一次。那是三年困難時期，他工作受到表彰，請了幾位同事在家小聚。客人都到了，左等右等不見他老人家，後來傳話說別等了，開動吧。父親很晚才由人攙扶回家。喝慶功酒去了。我後來問父親怎麼會醉了。“咳，喝的是番薯酒，給人灌醉了。”父親另一愛好是吃辣椒。指天椒蘸醬油，吃得津津有味。不過也中過招。據他自己說曾在香港某寺廟見一椒，米粒大小，隨手摘一粒放到口中，登時辣得七魂出竅。吃辣椒也遇上過對手。一日，我在樓下遇鄭老師，邀他到家小坐。鄭老師是歸國華僑，跟我父親聊起來原來有不少共同朋友，遂殷勤留他吃飯。鄭老師吃小米椒一粒粒投入口中，如吃豆豆糖。父親笑道，“他吃辣椒厲害，吃不過他。”

父親不好交遊，但重情義，寬厚待人，所交三六九等，談笑有鴻儒，往來也有白丁，不講社會地位甚至階級立場 –頗有幾位右派歷反朋友。與人交往，看上去不冷不熱，其實古道熱腸。賈伯伯我們很小就知道，脖子一年四季裹着條圍巾，據說有歷史問題，人多避之不及。父親身正不怕影子斜，與他交談從不避忌。文革後期，父親已離開新聞界，仍有不少新聞界故舊來家坐，不時談到敏感話題。父親往往一聲不吭地聽。在父親身上，我看到了朋友的信賴。即使道不同不相為謀，仍然可以做朋友。郭叔叔曾是志願軍，李一哲“小集團”三個主要人物外的重要人物，與父親也有交往。李一哲中的李在反精神污染前後曾“被邀”到各單位與群眾辯論，有發言權。會上與其爭鋒的主要是不讀書不看報者，李舌戰的其實是群醜，不是群儒。有次某人發言批駁李的一句話，父親不得不遞條子提醒那人那句話是魯迅說的。李雖詞鋒犀利，唇槍舌劍，並非無懈可擊。宣傳口理論界高人多得很，不屑參與圍攻罷了。父親最恨溜須拍馬反覆無常的政治學徒，特別是告密賣友求榮之輩。可是對在特定歷史時期發生的一些事，父親持諒解寬容態度。文革中我到學習班探望父母，看到有些給父親貼的大字報是他以前過從甚密的朋友寫的，心想這叔叔怎麼這樣。父親後來說，人人都得寫，不要怪人家。想想也對，都是些不痛不癢的官樣文章。就是對動真格的，他也寬容。某叔叔曾被其他叔叔稱作三姓家奴，父親既往不咎，“人家真心道歉了。”

父親為人耿直。母親曾說過一事。父親在新聞界工作時，上級領導發話下面沒人敢找不愉快。領導有次不知道做了什麼批示，“你爸爸居然說不對。別人提醒他那是誰誰的批示，他居然說誰誰批的也不對。也就他敢。”後來怎麼樣不清楚。後果不嚴重，沒給小鞋穿，而且一直保持革命友誼。父親一身正氣，母親有些在單位東家長西家短的朋友，來家裡見到父親多少有點怵他，不敢碎嘴。

父親出身華僑資本家家庭，投身革命並非逼上梁山，是帶着理想來的（看“亮劍”聽到政委愛人這樣評說政委，想到很多很多）。我曾問父親後悔不後悔，父親回了一句，“有什麼好後悔的。”父親兢兢業業，廉潔奉公，愛家人但不徇私。77年高考，上山下鄉的小女兒成績離入圍僅十分之差，父親當時在省招生辦，多少有門路的人為親友“查分”把分數拉高，他近水樓台硬是不肯幹這種事。母親問我父親是否有點不近人情。兒子答，“他在那個位置上就該這樣做。” 像許多同齡人一樣，我們兄妹都沒擁抱過父親，但是對父親的感情不是一兩句能說清的。

以前家裡藏書除了幾本唐詩宋詞“閒書” 以及專業書，主要是政治書籍，從“資本論”等馬恩列斯著作和“毛澤東選集”到聯共黨史。 然而家裡不搞馬列主義。父親從未給我們上過政治課，父子倆也從未探討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人生哲理倒是多次談論。毛澤東思想當時講究活學活用，全面理解是後來的事。母親最愛引用的毛語錄是“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特別是在我們地沒掃乾淨時。父親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要立於不敗之地”，特別強調不要走路不看道頭撞南牆。兒子說，“我是眼看着南牆一頭撞上去的人。”父親評曰：“那就更蠢。”父子倆還談論過生死。一天晚飯後，我莫名其妙問起父親死是怎麼一回事。父親沒有用“未知生焉知死”來搪塞。他說人都會死，避不開的，那是自然規律，過早地給時為小學三年級學生的兒子上了關於生死的第一課。在對待死的態度上，他向來持淡然處之的態度，希望“到時候就走，不願沒有尊嚴半死不活地撐着”。求仁得仁。去世那天，父親上午出去散步，中午感到不適，下午就走了。 前一天，我還在落基山上跟他通電話，聽他和小孫子 “你幾好嘛？” 互致問候，笑聲爽朗洪亮。

我和父親信仰不同，父親未給我講過馬列，我也沒敢給父親傳播過福音。來美後, 我曾在教會請教查經班輔導員一個問題，“一個信主的壞人和一個不信主的好人，誰能進天堂？”老美輔導員想了想說，”Good question. But I cannot answer it.” Who can answer it? No one except God. 我們充其量只能根據個人的信仰閱歷角度等等說,”I believe….” 對於我， I believe 後者肯定能。

父親去世正直盛夏，連續數日家中來人一撥接一撥，最後母親都招架不住， 由我們出面接待。追悼會自發來了數百人，除了親戚，還有八十多歲的老領導老紅軍、半個多世紀前一起滿懷激情從南洋經香港歸國的海外赤子、以及工作單位的師生同事，多年不見仍能叫出我們小名的原新聞單位與父親共事的叔叔阿姨也差不多全到了。兒子知道父親不喜歡“駕鶴西去”之類的輓詞，斗膽寫了一對輓聯高懸靈堂總結父親一生：

數十年行事無怨無悔
一輩子為人有理有情

追悼會後母親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叔叔代表父親在新聞單位的故舊寫的。信很短，請我母親節哀順便，結尾說，父親“以他的正氣和正直，贏得了我們大家的敬重。”

父親逝世十三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