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一切政治理論本質上都是民主理論

近十年以來，中國的不少領軍的政治學者一直寫文章熱切呼喚建立中國自己的政治理論。有的人表示他非常遺憾一直沒能為中國創建一套基礎的政治理論。有的人說，中國要創造自己的規範政治理論。也有的人說，中國要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或理論體系，包括政治理論體系。但是，我們很少聽說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宣示要建立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我本人偶然看見有中國的經濟學家寫文章表示要建立中國的經濟學。但這不是常態。很少看見有中國的社會學家說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個人認為，即使是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各個國家之間仍然相同。因此，無所謂中國的經濟學還是西方的經濟學。中國的翻譯家何兆武先生以前就寫文章，表示過這個觀點。我本人完全贊同。例如，中國改革開始時期就不斷運用西方經濟學家創造的經濟學理論服務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對自己的經濟體的運行使用中央政府的調控很多都和凱恩斯經濟學理論有關。控制貨幣發行量的措施又與貨幣主義理論有關。在國際貿易領域，人們充分認可比較優勢的理論。但是，在政治學理論方面，中國唯獨不能照搬或直接採用西方的政治學理論。中國的政體與西方國家的政體特徵迥異。中國的政體為以斯大林主義體制為基礎的一黨專政體制，而西方國家則採用以普選制為基礎的多黨競爭體制。在中國政體之下，沒有法治和言論自由。而這兩者則是西方國家政體的根本原則。

但是，自從中國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運動以來，經濟體製發生極大變化，政治體制的結構和運行勢必要調整，以便適合開放類型的經濟生產模式。因此，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最大的動作就是建立國家領導人的任期制。其次，還進行過黨政分開的嘗試。再次，在鄉和村一級的基層進行過選舉改革。但是，後來國內發生學生抗議活動，政治改革驀然而止。以後，中共領導人不斷開會宣示不搞三權分立、不搞司法獨立等，拒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後來，除了個別領導人重複過去鄧小平的觀點，表示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就最終不能成功，最終，這樣的呼聲再也聽不見了。很多人認為，這與中共領導層趨向保守和回歸毛澤東的路線有關。這個看法不錯。但是，也不全面。沒有總體的政治理論，政治改革很難推行。需要頂層設計，總體規劃。政治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和經濟體制改革不一樣，經濟體制改革可以局部進行，比如建立股票市場僅僅限於社會集資的一項舉措。如果沒有總體的規劃，很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比如，一旦言論自由放開，很快就會有人要求實行自由選舉，接着，多黨制也會出現。過去，蘇聯時期戈爾巴喬夫總統推廣新思維，最後，整個國家的體制都推倒重來。問題也是出在沒有總體的政治理論。事實上，即使在今日之俄羅斯，由於沒有總體的政治理論，俄政體的未來仍然充滿各種不確定性。俄羅斯未來的發展仍然具有很多難以預料的風險。

那麼，為什麼那些搞改革的國家沒有自己的政治理論？有人認為，那些國家的政治學者無能。創造成為體系的政治理論並非一日之功。我的看法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是，在專制國家裡，應該說缺乏創立政治理論的條件。只要確定國家的政體以專制為不可動搖的原則的話，就像中國那樣確立四項基本原則的話，政治學者無法創造政治理論。為什麼這樣說？我的解釋是，當一個國家實行專制統治的時候，只需要經驗就夠了，不需要理論。中國古代就有不少歷史學家總結過國家的統治經驗，寫了《資治通鑑》和《左傳》等這類書。人們都總結過國家的統治經驗。這些經驗非常豐富。但是，就是無法形成理論。專制統治的實質就是暴力統治。實行暴力統治，不需要理論，也沒有人會創立這樣的理論。即使有人試圖創立專制主義的理論也會徒勞無功。所以，我多說一句話，像以政治為人生的王滬寧這樣的政治學者主張國家權力集中實質是主張極權主義統治的人是永遠不可能創造出政治理論的。他只能抄抄寫寫，詮釋別人的理論。他可能能成為學問家，但是，不會成為思想家。所以，在中共對中國的政治生活進行嚴密控制的條件下，社科界沒有學術自由，更不可能創造政治理論。其道理就是本人在我的一本書內創造的一個政治理論：一個政治理論代表一個長距離語言通訊過程。創造政治理論的人與人民群眾進行語言通訊。既然採用一本書的形式來闡述這個理論，而且書公開發行，那麼，這個語言通訊過程就是一個開放的互動過程。很多人了解到這個理論。這個理論在大範圍傳播。那麼，它的運行必須依賴一個長距離語言通訊過程。由於這個理論代表一個一對多語言通訊過程，又是一個開放的語言通訊過程，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創造理論的人肯定不能使用武力強迫人民大眾接受自己的理論。它只能憑藉其理論的合理性說服人民接受。這個理論必須迎合人民的心願和期待。人民的心願和期待是什麼？人民當然希望滿足自己的願望，這些願望歸根結底就是要求政府為人民服務。可以簡單說，用通俗語言說，人民要過好日子。人民希望政府能夠傾聽人民的呼聲。人民希望能夠自由表達自已的意見。人民希望有自由選舉。人民希望社會公正。那麼，人民也不會反對司法獨立和權力制衡。但是，不會有哪個人會寫一本書鼓吹獨裁和專制。即使有人試圖這樣做，也只能在一個偽裝之下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在人的內心裡思考問題，即使沒有多少文化的人都明白，人民獲得自由比遭受壓迫要好。

海外的民主人士魏京生鼓吹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這不符合邏輯。古代人就曾經實現過民主。如果在當代實現了民主，那也不意味着現代化，而只能說西化。歷史學家金觀濤寫書說現代性包括工具理性和個人權利。在某些方面，他的思維與魏京生類似。我個人認為，民主化應該是國家組織和管理的合理化。不叫現代化。民主比專制合理。但是，民主與道德相合，而專制則與道德相悖。原因在於，道德是一個開放的語言通訊過程，民主也只能生存於一個開放的語言通訊過程。專制的背後是暴力統治，不需要一個開放的語言通訊過程。前不久，中共通過召開人代會宣布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而且還投票通過這個決定。其實，就是宣布國家主席必須由一人長期擔任，可終身任職。這個國家主席就是終身國家主席。國家實行個人獨裁制。由於需要公布這個決定，於是，進入一個開放的語言通訊過程，需要迎合人民的願望，因此用詞謹慎，僅僅指取消任期制，而不是赤裸裸宣布已實行獨裁制。同樣的道理，國家實行人治，不需要理論。但是，實行法治則需要理論。執行媒體姓黨不需要理論，而實行新聞自由則需要理論。質言之，實行民主需要理論，而實行專制不需要理論。一切政治理論歸根結底都在尋求避免暴力統治條件下的最合理國家管理的方式和途徑。暴力統治是一種簡單化的國家治理方式，而民主制是複雜的國家管理方式。就像在一個家庭內部，小孩會提出各種要求，大人家長不進行解釋，而直接用暴力壓制。大人家長認為小孩不懂事，所以，不需要解釋。但是，在一個國家內，人民是否不懂事？盧梭已經做出回答。人民有判斷國事的能力。那麼，怎樣讓人民親自決定國家的事務？這就需要研究。所以，民主制需要理論。但是，在現實中，中國實行專制統治，中國的政治學者要創造自己的政治理論則是緣木求魚。換言之，在中共的治國理政過程中，中共最終依靠的是暴力，它不需要進行解釋和獲得人民的同意。

2016年夏，習近平總書記召開一次全國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會議。後來，很多中國的領軍社會科學家不斷開會和寫文章，呼籲創造中國自己的理論。習總考慮的是如何在國際範圍內為政府爭取話語權。也聽見習總在非正式場合說，一個國家不能沒有自己的靈魂。其實，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共的靈魂。但是，習總為何這樣意有所指地說需要新理論呢？或許，習總也意識到，隨着改革開放，隨着時代的變遷，政治理論需要與時俱進，需要創造新的政治理論。但是，或許習總不知道，只要中國實行專制主義，政治學者很難創造政治理論。雖然現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者也沒有創造任何重大政治理論，而且這樣的局面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未來能創造政治理論的地區還應該在西方。中國是不會出現新的政治理論的。所以，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就連在國際上獲得話語權都做不到，更不可能創造新的成體系的政治理論。所以，中國與俄羅斯一樣，其政體和國家建構一直存在一種歷史的不確定性。它們不願意照搬西方的政治理論，但也沒有自己的政治理論。它們會保持觀望。但是，一旦西方國家產生具有強大解釋力的政治理論而令西方國家的建設取得明顯的進步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一樣可能會面臨更加難以應付的政治理論危機。其實，現在的中國已經陷於政治理論危機之中。馬克思的理論是經濟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如果說馬克思有政治理論，那還不是政治學理論。馬克思沒有創造完善的政治理論。例如，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但他也力主工人階級的政府必須實行普遍制。一旦實行普選制，所有階級背景的人都能投票，那麼，當選上台的政治力量如何組建代表工人階級的政府而不代表其他階層的人士？能推行無產階級專政嗎？馬克思的理論內還有更多的理論問題。在此不再贅述。

顯而易見，中國的國家建設需要完善的和系統的政治理論。但是，一切真正的政治理論肯定就是民主的理論。既然中共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它就必然實行專制統治。專制統治根本不需要理論。它怎麼會歡迎社會科學家們創造自己的獨立的政治理論？我表示質疑。從一個獨立學者的角度看問題，如果中國不實行民主，不要說沒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創造政治理論也不可能。只有在西方國家裡才能創造政治理論。個人認為，由於沒有政治理論，中國已陷於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統治危機。沒有理論，你看不見未來發展的方向。也還是前面舉出的一個例子：你要搞政治體制改革，怎樣改？如果不是最終與西方國家的政體趨同，你的政治改革最終要搞一個什麼樣的制度？沒有人說的清楚。政治改革自然也就不能進行。這已不能依靠經驗。必須有上升到理論層次的指導原則。所以，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政治改革虎頭蛇尾和半途而廢其實就是沒有可行的政治理論。如果學術界能創造出一套政治理論，不僅能讓國外的學術界認同，而且也能鞏固中共在中國的領導地位，那中共也一定會歡迎和欣喜。問題在於，在專制制度下，領導人是不能接受鼓吹民主的政治理論的。儘管中國也有一些主張自由化的學者寫一些含沙射影的著作或文章力陳民主制度的合理性，無奈這樣的作品不適合中國的專制制度國情。所以，儘管這些年中國不少學者大肆鼓吹中國的治國理政的所謂偉大成就，政治理論危機始終揮之不去。過去，中國的理論導師一直宣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中共的治國理政也需要理論的指導。但是，由於實行專制制度，實際上沒有政治理論指導，至少沒有宏觀的高瞻遠矚的政治理論指導，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習近平總書記要將中國引向何處？要建立專制主義獨裁政府領導的偉大國家？

本人創造了一套全新的國家理論，也包括一套非常特別的政治理論。我可以保證理論完全獨特，而且具有很深刻的見地。目前，幾乎無人知曉。我證明，人類從使用語言開始，逐漸開發和利用媒介，這些媒介創造了人類的文明，人們逐漸建立自己的文明社會，原始社會也因此而解體。人類在自己的語言通訊過程中建立自己的社會和國家。人們在語言通訊過程中組織國家，並且通過採用各種語言解決方案實現國家的管理合理化。這些合理化就包括自由、平等和民主。我的研究證明西方國家治國理政的合理性。我用一種特殊的政治理論說明西方國家的制度的合理性。西方人也開始了解到，他們國家的制度還有另一種非常特別的解釋。這是他們聞所未聞的。我的研究沒有能夠證明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儘管我認為，我的研究拓展了人類的政治理論知識的疆界，為人類社會增加了很多政治理論知識，我估計以習總為領導的中共是不會對我的理論感興趣的。但是，我個人並不擔憂這個問題。人們要認識到我獨自創立的政治理論需要時間。我很耐心。但是，我也認為，人類能夠創造的政治理論不會很多。到了將來的某個時刻，人們或許會發現，本人創造的理論具有使用價值。這個時候，我或許也會發現，這樣的理論能為後代人建設自己的自由平等的幸福國家做出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