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称她老师
由于历史的误会,77、78级大学生的年龄差相当大。就南来客所在班而言,入学时年龄最大的“老虾饺”已过而立之年,而最小的是新鲜出炉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方十六。南来客当年25岁,算是老大哥中的一个。老大哥们时时对学弟学妹们戏称,“其实我们是两辈人,在旧社会你应该管我们叫叔叔。”
一年后,南来客“叔叔”读研去了。78级研究生班年龄情况与77级本科生班大同小异,只不过学生平均年龄大一些。还有就是形势逆转,南来客一下子从“叔叔”变成了小字辈。
南来客所在的研究生班是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该大学复办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15名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入学前曾担任大中小学教师或在外贸外事部门工作;按学历由文革前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大学生、工农兵学员、文革期间特招的小大学生、以及77级在读大学生组成;按年龄堪称老中青三结合。男生中南来客年龄最小。全班年纪最大的是老班长,三十五岁。老班长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生,上海人,入学前在大学任教,与两位指导教授是同事关系-怪不得一口一个“老曾”“老曾”的叫。
同为文革前大学毕业生的还有一位, 是女生,也是上海人,芳龄姑且隐去。
那就是李老师。
李老师,故人也。数年不见,李老师样子没变,依然保持着典型的上海女知识分子的形象。衣着整洁,举止得体。
久别重逢,李老师和南来客互相对视了一眼,没有打招呼。
南来客与李老师不仅入学时没打招呼,读研三年,南来客没大没小 ,跟其他师姐们有说有笑,唯独跟李老师,至少在入学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同陌路,两人就是偶尔在教学楼过道狭路相逢,也是一语不发,低头疾走几步。
两人并无龃龉,只是互相“敬而远之”。
事出有因,两人都心照不宣。
说起来事情已经过去六七年了。
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之前,南来客曾在中小学教师培训班英语班培训(有点像师范学校),为期两个学期。
英语师训班学员百十号人,编为一个中队,由师院借调来的王老师担任中队长,军宣-一个连级干部,姓名忘了,心里一直称他麻军宣-任“监军”,下辖三个分队,各分队英语教学由三位女教师分别负责。负责南来客所在的第一分队的教学任务的是吴老师,负责第二分队教学任务的是林老师,负责第三分队教学任务的是李老师。
吴老师和林老师是文革前大学生,李老师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生,大家自然对李老师另眼相看。
南来客跟李老师曾就英文语法问题有过短暂交谈,仅此而已。
毕业前,南来客得罪了吴老师,结果吴教头一气之下,与麻军宣合谋策划了一出“白虎节堂”,把南来客发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仁威庙当马骝王去了。
年少气盛,遭此厄运,前途渺茫,一肚子委屈跟谁说去?
道观灯青,南来客一待就是五年半。
这事本来跟李老师没有关系。
话又说回来,李老师脱得了干系吗?
三位女教师都是上海来的,进进出出都在一块,李老师俨然是她们中的大姐姐。
你不杀伯仁,伯仁亦非因你而死,可是你和杀伯仁者糖粘豆一般,把你们归为同类项不算过分吧?
尽管南来客素来恩怨分明,要说心无芥蒂那是假的。
不过,毕竟事情过去六七年了,此事南来客早已放下,何况如今修成正果,当年的是非谁还会斤斤计较?
问题是如何开这个口。
首先,怎么称呼就是个问题。就南来客而言,直呼其名总觉得不礼貌。李老师虽说没有教过南来客,好歹也是英语中队的老师。
而且怎么说南来客也曾叫过她老师。
再叫她一声老师就这么难?
叫她一声老师不难,就怕她以为嘲讽她。称同学为老师,其他同学会怎么看?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南来客有难处,李老师又何尝没有苦衷?看着李老师跟南来客说话时小心翼翼、生怕一言不慎触到南来客哪根筋的样子,设身处地替李老师想想,今非昔比,自己主动示好,这个愣头青若是不给面子,岂不是自取其辱?更别说自己是老师他是学生。先开口的也应该是他呀。
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才略有改善。学习和工作上有些事情具体办理时免不得要互相商量。饶是如此,说话也不带称呼,交谈合计没几句话。
后来,研究生楼落成,每个套间二室一卫,四人住一个套间。男生住五楼,女生住四楼,除了上课相见,宿舍楼低头不见抬头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南来客和李老师上下楼相遇,不再低头加快脚步,有时相互还会点头致意。
南来客至今想不起来是谁先打破沉默开口的,更想不起来是如何开的口。
两人的关系自然而然恢复正常化了。
为什么也没个说法。
毕业后两人都留校任教。看到广州发展的大好局面,李老师把丈夫和女儿从上海接来,“不辞长作岭南人”了。
南来客婚后也在校园安家落户。
南来客结婚时,班上同学凑份子送礼,其中有李老师一份。
二人开始交谈,开始有说有笑,交谈开始有了称呼。不过称呼有所改变。李老师依然叫在下南来客,南来客不再叫她李老师,改为直呼其名。
虽然教师间也互称老师,那是同事。同学三年,大家早已熟不拘礼,姓名相称。
叫李老师未免太生分。
…
最后一次见到李老师是三十多年前。南来客回国探亲,承蒙时任外事处长的同学同事小刘热情款待,得以与师长和同班同学见了一面。能请来的都请到了。李老师也来了。席间,同学告诉南来客,李老师的女儿很优秀,最近赴英国留学了。
南来客由衷地为李老师感到高兴。
李老师却没多谈女儿的事,而是跟南来客讲起大好形势来,“你知道吗,国内现在变化可大了。”
由同学而同事,这在当年国内高校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然而,由师生而同学而同事却不多见。研究生班其他同学都不知道,李老师和南来客之间还有过这么一层师生关系。
前嫌早已冰释。同窗三年,同事数年,时至今日,当年那桩公案以及当事人的情况,二人未提一字。
南来客无意打听,李老师也没主动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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