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蒋同学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英文演讲，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贯穿“全球村”“终结贫困”“人性至上”等主张，引发不少争议。我说过，不要过多批评这位青岛小姑娘，但她所代表的背后的思想是值得严肃探讨的。我们必须看到：世界观、人性观与历史观的争战，早已没有硝烟地激烈上演。

本文试对这场演讲进行深度解读，并指出左派“现代性”（Modernity）背后那些看似光鲜、实则危险的思想假设。

一、世界观的分野：信神与无神，两种信仰的对决

蒋同学演讲的核心，是一种人性普遍、全球一体、命运相连的叙事。Edwardyk（《从蒋同学演讲看哈佛左倾教育》，2025）指出，这种叙事的哲学源头，来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杜尔哥与孔多塞，延伸至黑格尔与马克思，最终汇入当代全球主义、进步主义与联合国治世的愿景。这种愿景表面上倡导人类协作、终结饥饿，实际上却是一种无神论的世界观在起作用。

我想进一步指出，这里面，首先是有神与无神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之争，而更早的源头，从思想上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精神上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巴别塔。

“有神的世界观（Theistic Worldview）”认为，世界是神所创造并掌权的，历史有起点（上帝的创造 ）、有堕落（人的罪 Sin 进入世界）、有救赎（基督的Redemption）、有终点（审判与新天新地 Judgment and New Creation）。人，在世界中只是受造者，不是主宰者。

而“无神的世界观（Atheistic or Secular Worldview）”，则将宇宙视为偶然的演化产物（Random Evolution），人类是高级动物，是自我命运的主人。在这种设定下，灵魂是幻觉，道德是社会协定，所谓“意义”不过是生物体的情绪反应。

然而，这种“无神”世界观的本质，并非否定神的存在，而是拒绝承认神为神——人要取代神，自我为神，并以理性至上（Rationalism）、科学万能（Scientism）、技术官僚主义（Technocracy）、国家主义（Statism）、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等新偶像代替那位圣洁、公义、启示人类的真神。

正如神学家加尔文所说：“人的心是一个偶像的工厂。”（The human heart is an idol-making factory.）人不信真神，并非走向自由，反而陷入各样“假神”的迷信。

二、人性观的争战：堕落与救赎，抑或自我神化？

世界观决定人性观。不同的世界观必然引发人性观大战。

蒋同学演讲中高谈“人性”，并以此作为推动社会公正与全球治理的基础。这恰恰暴露出现代人性观的危机——它建立在否认罪性、排斥救赎的虚假世界观之上。

在圣经所启示的世界观与人性观中，人的尊严来自“按神的形象受造”（创 Genesis 1:27），与此同时，人又是堕落的（罗马书 Romans 3:23）。人因此并非天然良善，而是生来有罪的，需要救赎。基督的福音不是鼓励人“做自己”（Be Yourself），做善人，而是呼召人首先“舍己、悔改、归向神”（Deny Yourself, Repent, Turn to God）。

现代“进步主义”的人性观则相反，它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宣称人性本善（Innate Goodness of Man），只需被“激发”出来。于是他们不断尝试用“启蒙运动（法国）”、“教育改革（杜威）”、“社会工程（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以及今天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等各种动动来改造人，而非仰望十字架的人性救赎。林林总总，其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核心人性观——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是可以自我拯救的，是不需要基督救世主的。

然而，历史早已表明人类无法拯救自己，于是左派便走向另一极端——以暴力（Violence）、专政（Dictatorship）与“大政府主义”（Big Governmentism）强制推行其理想。

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日西方高校中一开始所谓“正义”（Justice）的动听语言，却转化为斗争语言：从阶级斗争，到种族、性别与文化斗争，最终以“仇恨言论”之名取消所有异议声音（“Cancel Culture”）。

他们空谈“包容”（Inclusion），实则只包容左派观念，甚至容忍某些不包容的极端主义，却拒绝圣经真理与基督信仰中的绝对价值。这种“包容”早已变质为“偏执”。

亨利·福特（Henry Ford）曾讽刺说：“你可以选择任何颜色的车，只要是黑色。”今日左派的“包容”逻辑亦然：你可以持任何意见，只要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

因为左派不承认“原罪”（Original Sin），所以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别人”；因为他们不承认“基督”，所以“救赎”只能寄望于制度革命与社会工程；而他们所谓“人性”的背后，是对罪性的无知或故意遮蔽。

三、历史观的撕裂：天上之城，还是人间乌托邦？

世界观、人性观之争，最终体现在历史观的分野上。

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指出，历史是“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交战。前者追求神的荣耀与永恒国度（Heavenly Kingdom），后者追求人类权势与地上荣耀。这是对历史的神圣理解，而非人类工程的进步幻觉。

蒋同学所代表的历史观，是无神论下的“改造论历史观”（Transformative Historicism）：承袭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多塞的“社会完善计划”、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化”、马克思的“历史五阶段论”，直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它是一种将历史的终极圆满寄托在人类自身之上的幻梦。

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苏联式乌托邦的崩溃，已宣告这种历史观的彻底破产。正如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现代性试图将人抬升到神的位置，最终却把人贬低为兽。”（Modernity tried to elevate man to the place of God, and ended by degrading him to the level of the beast.）

因为人类是堕落的，人性无法脱离罪性——脱离罪性谈人性，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人需要基督的救赎（Salvation in Christ），人性需要神的更新。“人愈靠近神，就愈获得人性”；相反，“人愈远离神，就愈沦为兽”。人在罪性中，就如同猪在泥潭中打滚，只能是越来越不堪。

历史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完成什么，而在于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什么。

四、结语：人愈靠近神，愈获得人性

黑格尔说过，人类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不记得历史的教训。蒋同学演讲现场的热烈掌声，或许反映了哈佛成功的白左洗脑，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时代对历史的遗忘、对“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又一轮渴望。

她所高举的“人性”，本质上是去神化的、自我中心的、拒绝救赎的堕落人性。这种“人性”最终只能沦为强权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炮灰、算法社会中的数据符号。

柏拉图说：“人是神与兽之间的存在。”（Man is a being suspended between God and beast.）若离了神，被神性所拯救，人便无可避免地走向兽性。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 John 3:3）

今日的哈佛讲坛，早已不再传讲十字架，也因此日益高举“巴别塔”。但真正的文明，并非来自语言的统一、制度的先进、意识的觉醒或者的所谓“人性的普遍”，而是来自那位自天而降、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

是的，人愈靠近神，就愈获得人性。

这不仅是历史深处的真理，也是今日文明重建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