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细胞是天生的。

从幼儿园开始，阿姨就发现了我的天才。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亲自教我学手风琴。不知为什么，她只教了我一次就没下文了。为此，我妈妈有点不高兴，觉得打击了我幼小的心灵。她可能去跟阿姨抱怨了。阿姨决定让我学跳舞，也是就学了一次就又没下文了。别的孩子接着学，没我什么事了。我至今对这个老师的没长性感到不满。否则，我现在至少能在伦敦的地铁站拉个手风琴什么的，据说一天也能有１００多镑的收入。弄不好还能在皇家芭蕾舞团充当个小角色。

当然，我后来加入了乐器队。目标是敲大鼓，多威风啊。本以为再次也能打个铃鼓什么的。没想到，我得到的是一个木鱼儿。我越想越觉得窝囊，这跟当尼姑有什么区别？那年头当尼姑可没有现在这么辉煌。我很气愤，毅然决然地撅起了嘴。老师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改让我敲三角铁。敲了没几天，我就上学了。

我的唱歌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加入了学校合唱队。当时我爸爸非常反对，认为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下棋上，而不是去唱歌。但是唱歌的同学能上台，能涂红嘴唇，而且春天还能比别的孩子名正言顺地早穿几天裙子。这些事情的诱惑力是不容低估的。
到了合唱队一测发声，老师把我分配到了低声部。我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低声部的曲调和平时我们习惯唱的不一样。学了歌回家跟胡同里的其他朋友显摆。他们说这唱的是什么呀？我的积极性备受打击，所以本该回家练习基本功的，我从来也没练过。后来学校合唱队过五关斩六将杀入了全市前六名。

最后一天上台决赛，我们唱了三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春天在哪里》和《小放鸭》。台上灯光很亮，照得我们直发晕。最可恶的是等了好几个小时才上台，我的红嘴唇干得很，还哗哗地冒汗。老师不让随便跑，连上厕所都要报告。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这次表演之后就退出歌坛。唱歌这个行当实在是束缚个性。还是下棋好，能一边比赛一边吃巧克力、喝水，等对方出棋的时候还能出去溜一圈。唱《春天在哪里》时，旁边的同学用胳膊肘顶我两次，我一生气也回顶了一下。唱完出来，她说我该唱第二段时唱成了第三段。我挺不高兴，回嘴说：怎么可能，那我第三段唱什么？后来我们拿了冠军，大家也没有心思闹别扭了。不过我还是放弃了唱歌，重新开始下棋。我爸爸看到我浪子回头，当然挺高兴。毕竟我是登到了音乐的顶峰，急流勇退的，应该没有什么损失。

很多年以后到了伦敦，一个朋友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孩。把孩子带回来的时候买了一盘童歌曲。我去她家看望时，孩子已经快一岁了。孩子妈妈说孩子一听中国歌就兴奋。打开录音机，其中就有《春天在哪里》和《小放鸭》。我跟着唱起来，居然所有的词儿都记得，足见我当时唱错的可能性有多小。小孩儿见我都会唱，那满脸的崇拜就别提了。不过这盘带子里没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儿我应该最熟。

我的音乐表演生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结束了。到了中学，我基本上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吹塑料笛子和口琴。口琴没学几天，塑料笛子还不错。能吹整首的《长亭外古道边》。来英国时担心这里生活单调，还戴上了乐谱和一支塑料笛子。想着万一有朋友请客吃饭，能活跃活跃气氛。上街一遛，发现原来街头要饭都吹这个笛子，回家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桶。

后来毕业想过回国。单位招聘顺利，即将成为领导和同事的人们领着我一起去唱卡拉ＯＫ。大家一人一段之后，非让我唱。我说我没唱过，而且是几经推辞。大家对能碰上我这么谦虚的海归感到十分高兴。盛情实在难却，我只好拿起了话筒。唱的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我心潮澎湃，感到自己多年前积攒的音乐天赋终于海归了。曲罢，观众席里一片寂静。未来的领导左顾右盼了一会儿，然后说：“不错不错。以后到了我们这里，就总能有机会练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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