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純華

伊朗正在發生的，並非一場“內部騷亂”，而是一場人民與暴政之間的對峙。面對持續擴大的全國性抗議，伊朗當局選擇的不是對話、改革或妥協，而是系統性、組織化的武力鎮壓：實彈射擊、秘密處決、通訊封鎖、全面恐怖統治。據各方報道，死亡人數已達數千規模，8萬多人被“消失”、被監禁、被酷刑對待。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前總統川普公開呼籲伊朗當局“不要殺人”，並宣稱對抗議民眾的援助“正在路上”。然而，殺戮仍在繼續，援助卻遲遲未至。問題由此變得尖銳而無法迴避：

當一個政權對人民實施大規模殺戮時，外部力量是否有正當性、必要性，甚至道義義務，去援助人民推翻該政權？

答案是明確的：有，而且刻不容緩。

從正義性來看，援助人民反抗暴政，符合國際正義與政治倫理。

主權並非屠殺的許可證。伊朗當局及其辯護者反覆援引“國家主權”“不干涉內政”作為鎮壓的遮羞布。但現代國際倫理早已確立一個基本原則：主權的前提是保護人民，而非屠殺人民。

自二戰以來，國際社會逐步形成“保護責任原則”（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當一國政府對其人民實施大規模屠殺、種族清洗或系統性迫害時，其“主權豁免權”即告失效。伊朗當局對抗議民眾實施的鎮壓行為，已明顯越過這一紅線。

援助人民 對獨裁專制的抗議不等於侵略國家。需要澄清一個被刻意混淆的概念：援助伊朗人民，並不是侵略伊朗。恰恰相反，這是將“伊朗”與“伊朗神權政權”區分開來。真正代表伊朗的，不是革命衛隊的槍口，而是街頭手無寸鐵、呼喊自由的普通民眾。

援助的對象是人民，對抗的是暴政，這在道義上完全正當。

從必要性來看，如果沒有外部援助，鎮壓將必然成功。

邪惡的伊朗現政權對人民的鎮壓力量占據結構性優勢。伊朗政權擁有壟斷性武裝力量，擁有完整的情報與監控體系，擁有意識形態動員與恐怖威懾能力，甚至動動一根手指就能對媒體與互聯網全面封鎖。而抗議民眾擁有的，只有人數、勇氣和道德正當性。

歷史反覆證明：在高度軍事化、意識形態化的極權體制下，單靠“自發抗議”極難獲勝。沒有外部支持，抗議往往會被拖垮、瓦解、血腥鎮壓。

外部援助是打破恐懼均衡的唯一變量

援助不必首先是軍事干預，它可以包括：反封鎖的通訊與信息技術，對鎮壓者的精準制裁與國際追責，對流亡組織與地下網絡的支持，明確、可信的政治承諾。

這些援助的心理與結構性影響，遠大於其物質規模。它們能讓抗議者確信自己不是孤軍奮戰，屠殺者終將付出代價。

從緊迫性來看，每一天的拖延，都是新的死亡名單。

暴政有它的時間邏輯。極權鎮壓有一個殘酷但清晰的節奏：第一階段，試探性鎮壓；第二階段，有限妥協 ，加上更大規模殺戮；第三階段，徹底清場與秋後算賬。伊朗已經明顯進入後兩個階段。此時任何“觀望”“謹慎”“等待時機”的策略，本質上都是對屠殺的縱容。

“援助在路上”如果永遠不到，就是政治失信。特朗普的表態，在道義上指向正確，但如果長期停留在語言層面，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對抗議民眾而言，信心崩潰、絕望蔓延；對鎮壓者而言，國際社會虛弱可欺；對全球獨裁者而言，一個明確的錯誤信號

當承諾無法兌現，暴政就會學會只要殺得夠狠，世界終會沉默。

這是一次關於世界秩序底線的考驗。伊朗抗議不僅是伊朗的問題，它拷問的是整個自由世界：當人民被屠殺，自由是否只是口號？當暴政赤裸裸地開槍，國際正義是否仍有重量？當援助被無限拖延，責任是否被時間稀釋？

援助伊朗抗議民眾推翻現政權，不是戰爭衝動，也不是意識形態輸出，而是對一個簡單原則的捍衛：人民不應因為追求自由而被屠殺。在這一點上，正義性已經成立，必要性已經顯現，而緊迫性——正在以鮮血不斷提醒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