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周前，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場討論美國貿易問題的晚宴，話題很快轉向中國。幾位資深專家意見迥異：有人支持特朗普總統強硬、激進的政策立場，也有人主張採取較少對抗、更加傳統的策略。
我並非貿易專家，但多年來一直在中國投資，且剛剛結束為期一周的訪華行程。最終我鼓起勇氣提出，這兩種路徑都難以奏效。中國既是強大的競爭對手，也是至關重要的製造業強國，無法通過外交手段或激進的政策轉變來約束它。唯一真正的解決之道是先把我們自己的事情理順，並在中國的領域戰勝它。
這樣做的必要性正在不斷增長，因為特朗普重返白宮的第一年所引發的動盪已讓美國陷入倒退。除製造業之外，中國還在一系列快速增長的行業中威脅着美國的領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和製藥研發。就在特朗普試圖削減我們在基礎研究等重要政府職能上的支出之際，中國卻將這些領域列為國家優先事項。
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進展令人震驚。雖然在尖端半導體芯片方面仍落後於美國，但中國擁有另一個推動人工智能成功的關鍵要素——電力。它的發電能力是我們的兩倍多，一些數據中心的電力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
這幫助中國以驚人的速度開發出諸如Manus這樣的產品。這是一款性能可與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代理工具，在我前往該公司參觀後不久，它便以超過20億美元的價格賣給了Meta。
人力資本是中國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我會見了無數年輕企業家，他們的精力與智慧至少不遜於硅谷同行，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現在仍睡在辦公室里。
雖然特朗普大打關稅牌，但我們未能在這場貿易戰中占得上風。這個亞洲巨人依然穩坐全球出口頭把交椅，去年貿易順差更創下1.2萬億美元的紀錄。這一整體增長表明，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最終仍然抵達美國港口。不管有沒有關稅，人人都離不開中國製造。
以汽車為例。此行我參觀了小米公司。這家以智能手機和電子產品起家的企業五年前才宣布進軍電動汽車行業。在一座幾乎看不到工人的巨型廠房裡，形似機械恐龍的龐然大物輕鬆地將鋁製車身部件精準嵌入流水線上的車體。而在大廳里，停放着一輛足以被誤認為保時捷的黃色跑車。
我還走訪了一家機器人公司，那裡一些看似塑料兒童玩具的裝置在地面上靈活移動，展示該公司研發人形機器人替代特定人類工作的進展。（202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安裝數量幾乎是美國的九倍。）
去年夏天，福特CEO吉姆·法利在訪問中國之後直言，中國車載技術“遠超”美國車型，稱中國的進步是“是我所見過的最為震撼的體驗”。無論巧合與否，福特最近停產F-150電動皮卡，並對其電動車業務計提了高達195億美元的巨額減值。
再說藥物研發。就在幾年前，中國還需向海外企業引進大量藥品專利。如今其對外技術授權已反超引進量，臨床試驗數量更是超越美國。
當然，中國仍面臨挑戰。持續消退的房地產泡沫所帶來的影響仍在擴散。消費意願低迷便是連鎖反應之一。隨着經濟增長放緩，青年失業率一度攀升至接近20%（之後僅略有回落），投資也出現下滑。
凡此種種勾勒出一個事實：當下中國存在着兩個並行的經濟態勢：一個是增長乏力的國內經濟；另一個則是統治全球製造業的巨獸，它在長期由美國主導的快速成長、技術導向型領域內正取得非凡的進展。
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種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其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模式。當政府意識到自己在人工智能競賽中落後時，便明確將追趕列為國家優先事項，並通過資金支持、監管鬆綁以及大規模電力產能建設加以落實。成效有目共睹。
即便在最理想條件下，與中國競爭也絕非易事。顯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美國的產業政策——如何調動政府資源，扶持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產業。這實際上就是美國版本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遺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反覆無常，正將我們置於極為不利的境地。
首先，我們需要扭轉特朗普在科學研究及其他領域削減投資的做法。
儘管我對民主政府挑選贏家企業的能力持相當懷疑態度，但我們已再無資本讓聯邦政府袖手旁觀。尤其是我們應聚焦未來產業——其中多數與技術相關——並降低特朗普對傳統金屬加工製造業的強調。例如，在拜登總統任內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推動下，亞利桑那州及其他地區正在建設大型半導體晶圓廠。
政府職能的重塑不止於財政支出。我們受制於關鍵礦物短缺，並非因為它們稀缺，而是新礦開採與加工設施審批程序太過繁複。我們完全可以在不犧牲合理環保標準的前提下，找到提升本土採礦能力的路徑。
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其他人，都該認清一個事實：靠加征關稅，或試圖達成中國很可能會違反的貿易協議，根本無法擊敗中國。（需要指出的是，合理的產業政策並不意味着像特朗普政府那樣入股企業或索取特許權使用費。）
要超越中國，必須從內部發力，從理順我們自己的經濟秩序開始——這同樣應促使特朗普反思其諸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