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我在纽约参加了一场讨论美国贸易问题的晚宴，话题很快转向中国。几位资深专家意见迥异：有人支持特朗普总统强硬、激进的政策立场，也有人主张采取较少对抗、更加传统的策略。
我并非贸易专家，但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投资，且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访华行程。最终我鼓起勇气提出，这两种路径都难以奏效。中国既是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强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或激进的政策转变来约束它。唯一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理顺，并在中国的领域战胜它。
这样做的必要性正在不断增长，因为特朗普重返白宫的第一年所引发的动荡已让美国陷入倒退。除制造业之外，中国还在一系列快速增长的行业中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和制药研发。就在特朗普试图削减我们在基础研究等重要政府职能上的支出之际，中国却将这些领域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进展令人震惊。虽然在尖端半导体芯片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中国拥有另一个推动人工智能成功的关键要素——电力。它的发电能力是我们的两倍多，一些数据中心的电力成本仅为美国的一半。
这帮助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出诸如Manus这样的产品。这是一款性能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代理工具，在我前往该公司参观后不久，它便以超过2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Meta。
人力资本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会见了无数年轻企业家，他们的精力与智慧至少不逊于硅谷同行，其中一位亿万富翁现在仍睡在办公室里。
虽然特朗普大打关税牌，但我们未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得上风。这个亚洲巨人依然稳坐全球出口头把交椅，去年贸易顺差更创下1.2万亿美元的纪录。这一整体增长表明，许多中国商品只是通过中间国家转运，最终仍然抵达美国港口。不管有没有关税，人人都离不开中国制造。
以汽车为例。此行我参观了小米公司。这家以智能手机和电子产品起家的企业五年前才宣布进军电动汽车行业。在一座几乎看不到工人的巨型厂房里，形似机械恐龙的庞然大物轻松地将铝制车身部件精准嵌入流水线上的车体。而在大厅里，停放着一辆足以被误认为保时捷的黄色跑车。
我还走访了一家机器人公司，那里一些看似塑料儿童玩具的装置在地面上灵活移动，展示该公司研发人形机器人替代特定人类工作的进展。（202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安装数量几乎是美国的九倍。）
去年夏天，福特CEO吉姆·法利在访问中国之后直言，中国车载技术“远超”美国车型，称中国的进步是“是我所见过的最为震撼的体验”。无论巧合与否，福特最近停产F-150电动皮卡，并对其电动车业务计提了高达195亿美元的巨额减值。
再说药物研发。就在几年前，中国还需向海外企业引进大量药品专利。如今其对外技术授权已反超引进量，临床试验数量更是超越美国。
当然，中国仍面临挑战。持续消退的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影响仍在扩散。消费意愿低迷便是连锁反应之一。随着经济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接近20%（之后仅略有回落），投资也出现下滑。
凡此种种勾勒出一个事实：当下中国存在着两个并行的经济态势：一个是增长乏力的国内经济；另一个则是统治全球制造业的巨兽，它在长期由美国主导的快速成长、技术导向型领域内正取得非凡的进展。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成就，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当政府意识到自己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时，便明确将追赶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并通过资金支持、监管松绑以及大规模电力产能建设加以落实。成效有目共睹。
即便在最理想条件下，与中国竞争也绝非易事。显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美国的产业政策——如何调动政府资源，扶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产业。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本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政策反复无常，正将我们置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首先，我们需要扭转特朗普在科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削减投资的做法。
尽管我对民主政府挑选赢家企业的能力持相当怀疑态度，但我们已再无资本让联邦政府袖手旁观。尤其是我们应聚焦未来产业——其中多数与技术相关——并降低特朗普对传统金属加工制造业的强调。例如，在拜登总统任内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推动下，亚利桑那州及其他地区正在建设大型半导体晶圆厂。
政府职能的重塑不止于财政支出。我们受制于关键矿物短缺，并非因为它们稀缺，而是新矿开采与加工设施审批程序太过繁复。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牺牲合理环保标准的前提下，找到提升本土采矿能力的路径。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人，都该认清一个事实：靠加征关税，或试图达成中国很可能会违反的贸易协议，根本无法击败中国。（需要指出的是，合理的产业政策并不意味着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入股企业或索取特许权使用费。）
要超越中国，必须从内部发力，从理顺我们自己的经济秩序开始——这同样应促使特朗普反思其诸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