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纪念“六四”三十六周年，2025年5月24日“追寻六四真相，推动转型正义”研讨会在美国纽约皇后学院召开，主办单位：纽约思想者智库，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北京之春》杂志社，博登书屋。其研讨会主题：聚焦“六四”事件在中国改革中的历史地位，探讨中共体制内改革可能性与当代中国的民主前景，邀请学者与公共知识份子发表见解。

笔者弃国流亡在泰国，无法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这次研讨会，与众多海外同仁探讨交流，只能望洋兴叹也。不过，众多海外同仁探讨交流的视频节目，笔者都认真仔细地收看，获益匪浅。也曾拜托两位美国友人索取其发言文字稿，均回复说无发言文字稿。

这次研讨会与会者高度评价肯定了“六四”事件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缅怀先烈们舍身取义的壮举，研讨探索“六四”真相及其过程细节，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情绪热烈而不失理解宽容。当然，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与会者发言中不无瑕疵，譬如郑旭光先生发言中就提到了“六四”事件关键时刻赵紫阳请假事。其实，此说法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就广为流传，真假难辨，迄今无人考证。

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大量资料和著作涌现，特别是陈小雅《八九民运史》、张良《中国“六四”真相》、戴晴《邓小平在1989》以及赵紫阳回忆录、李鹏日记等一大批当事人叙事的面世，非常丰富，完全可以廓清这类疑团问题。

赵紫阳出访朝鲜返国后，因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制止动乱〉一文，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坚决反对抗议中共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与邓小平、李鹏等中共领导人视如水火不容，对抗加剧。而赵紫阳返国后发现处理学生运动的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国务院，由邓小平、李鹏主导，他被排斥在外。根据今日之城〈温家宝的1989（下）：六四电报罗生门〉［1］一文云：

“此时中办已经被李鹏为首的“中央”撇在一边，无法正常履行职能了。”

赵紫阳得力助手、中办主任温家宝对处理学生运动也插不上手，没有了主导权。赵紫阳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论”的建议，以平息学生的愤怒情绪，自然也不被一惯固执、一言九鼎的邓小平所接受采纳，反而成为了后来清算他的罪状。

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赵紫阳大概为了让学生认清当时形势，五月四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

“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内外公认的领袖。尽管前年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们都知道，没有他的领导、智慧和经验，是不行的。

因此，在十三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上，正式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凡是重大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向他请示。这个决议没有公布，但是今天就向您通报了。”［2］

赵紫阳就这样对学生说明了，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一把手，实际上是邓小平说了算，学生们要搞清楚。这犹如引爆了一个炸弹，全国学生高呼“打倒当代慈禧太后”、“打倒太上皇”等口号，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关系由此开始紧张了。

鲍彤秘书吴伟说：

“17日上午，我接到一些电话，都说昨天赵紫阳把邓小平给卖了。老鲍一般睡得晚，11点过起床，我去叫他，告诉他我听到的电话。正下楼，他停住了，起码停了十几秒没说话。突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负全责。”［3］

鲍彤随后请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的社会局局长陈小鲁出面，找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要向她解释，却遭她断然拒绝。鲍彤又请政改办与邓榕有私交的人给她打电话，想亲自澄清赵紫阳的本意。邓榕在电话里说：

“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我们家老头子已经做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4］

赵紫阳也在这天想找邓小平做当面解释，但是邓小平拒绝与他单独面谈，而是在邓家召了紧急常委会。由此引发了赵紫阳请假说，郑旭光先生说得更具体，在5月20宣布戒严令前三天的关键时刻请假，即17、18、19日。不知郑先生有何根据？笔者却查不到相关资料证据，反而检索出相反的证据资料。

《海南日报》前副主编程凯《我的1980年代》一文云：

“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5］

赵紫阳并没有闲著，5月16日还正常履职，派统战部长阎明复去天安门劝说学生“合作”解决问题，以免局势恶化。

戴晴《备忘“六四”》［6］一文引陈一咨先生一段话云：

（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常委们被召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邓小平讲，这样拖下去不行，究竟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往哪儿退。邓讲了开场白之后，赵紫阳说：“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类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软办法，一种办法是硬办法。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硬办法中，一种是空硬，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公安局发布十条，不许学生游行、上街。这种办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效的。另一种办法是实硬，也就是戒严、军管。这种办法短期内可以奏效，长期来讲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不安当中。”接着，姚依林作了一个早有准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对赵紫阳进行攻击。然后，常委会就成严决定进行表决。

这就很清楚明白，赵紫阳参加了17日在邓小平家召开的常委会，并且提出了解决学生运动的办法，重点是软办法。赵紫阳没有请假，也没有被停职。另有一条佐证资料，高伐林〈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让邓小平恼火的是什么〉一文云：

“赵紫阳1989年5月2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当时他已经被停职八天。”［7］

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并没有请假这回事，而是因“被停职”，才误传为“请假”。他在5月28日被停已八天，那么他在5月20日被停职的，当天李鹏宣布戒严令。被停职的原因很简单，他反对戒严令，邓小平、李鹏怕他在职干扰甚至撤销戒严令。

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曾拜访中共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他对殷允芃云：

在赵紫阳不同意戒严，甚至要求辞职的愫况下，邓小平“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人负责指挥，但还是讲了一句，说赵还是总书记。”到最后，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定性学生运动为“动乱”没说是邓小平定性的，李鹏使坏捅给北京市委，人人皆知，出现了“万人齐咒”［8］邓小平的场景，激化了学生与中共的对抗。因此，邓小平特地叮咛李鹏，“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再捅出去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因要实行戒严令而赵紫阳必须被停职，但邓小平却说“赵还是总书记”。停职是需要，而非撤职，这说明邓小平此时尚未与赵紫阳决裂，没有下定换掉他的决心！事实与许多人的说法大不相同，可参阅拙文〈赵紫阳是如何得罪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