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顺差地位是国际产业分工自然演化的结果。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资本和商品就像流水，最终会流向效率的高地和成本的洼地，这是贸易保护主义等非理性因素难以逆转的潮流。
当年，那些被西方淘汰的利润稀薄的“夕阳产业”“落后产业”，被中国承接。此后，我们用了40多年时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步步脱胎换骨，进入到资本密集型和智能制造阶段，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现在，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球30%，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从大头针到大飞机，没有我们生产不了的工业品。中国制造能以惊人的成本效率和交付速度，响应全球市场需求，赢得各国消费者用订单投下的信任票，获得贸易顺差地位也是理所当然。
中国的贸易顺差恐怕也是西方国家自己作出来的结果。这个创纪录的顺差值，恰恰发生在他们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封锁最厉害的时候。法国经济学家约斯坦·豪格最近发了一个帖子，道破了西方心态，“西方对中国说请多进口少出口。不要进口任何能帮助你创新的东西，并且继续出口我们需要的廉价产品。”翻译过来就是他们希望中国永远停留在“一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旧模式里安心做低端供应商。
为了锁死中国向产业链高端攀登的路径，西方国家没少花心思，什么对华芯片制裁、EUV光刻机禁运、还有不断拉长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手段越狠、力度越强，就越是倒逼出中国的潜力，打通了产业链的任督二脉。买不来求不来我们就自己造，如今不但不再依赖进口，反而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这进出之间的蜕变就创造了历史上第一次万亿美元顺差的纪录。
再来看看，顺差真的造成了中国同这些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不平衡吗？恰恰相反。跨国企业是中国顺差的重要获益方。要知道，海关账本上记的只是货物流向，真金白银的利润流向，是另外一回事。
许多西方跨国企业在中国深耕多年，布下生产线、供应链，背靠中国制造的高效体系向全世界供货。最终，贸易额算在中国头上，可利润的大头却流回了母公司的口袋，长期是“顺差在中方、利润在外方”。
以苹果手机为例，其在中国组装后出口至美国，零售价中仅有3%-6%归于中国企业的组装成本，而设计、芯片、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的利润则被美国企业所独占。
每个西方普通家庭也从对华贸易中获益。特别是近几年全球通胀高企，中国制造的稳定供应与合理价格，成了许多国家抵御物价飙升的“压舱石”。从光伏板、新能源汽车，到日常家电、消费电子，中国商品为全球无数家庭提供了宝贵的“购买力缓冲垫”，让更多人在通胀浪潮中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质量。
▲ 改革开放后，义乌人用“鸡毛换糖”换出了“中国小商品之都”，换出了“世界超市”。如今的义乌，已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
前《金融时报》记者亚历山德拉·哈尼在《中国价格》一书中指出，中国价格低廉的商品有效抑制了全球通胀。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对华贸易使澳家庭节约生活成本4.2%，从中国进口占比越大，生活成本降低越多。这并非个例，而是中国制造融入全球产业链后带来的系统性红利。
什么是“产能过剩”？简单点讲就是企业生产产品的能力超过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供过于求，产品库存积压。我们先看看这几年被西方国家黑得最厉害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前11个月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是1490万辆，销量是1478万辆，并没有明显差距。
有些人可能要抬杠，说那是因为中国车企在海外搞低价倾销，把存货贱卖处理了。事实上，中国电动汽车海外售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国内，而且中国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在2025年前10个月还增长了7.7%。这说明，中国产品的综合竞争优势不是靠打价格战得来的。一些国家自己产的车过时了还死贵，就怪中国“产能过剩”。德国汽车、美国芯片、法国飞机长期大量出口，怎么没人说他们“产能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