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持久戰”的背後 ——美國對華戰略的四次心理轉換 趙曉 《從“改變中國”到“長期競爭” ——美國對華戰略與“文明持久戰”的形成》發表後，得到不少朋友的回應和鼓勵。一些朋友特別注意到我提出的“文明持久戰”這個概念。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文明”是描述性概念，不是價值判斷。它不要求一個國家已經進入尊重生命、自由與尊嚴的現代文明，而是沿用亨廷頓式的用法，指一個社會長期形成並相對穩定延續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政治傳統與集體認同。“是一個文明”，不等於“已經現代文明化”；前者描述歷史文化共同體，後者判斷制度與價值。稱中美“文明持久戰”，是說明中美面對的是兩個具有深厚歷史記憶與強烈自我認同的共同體。 所謂“文明持久戰”，也非指兩個民族的生死決戰，更不是要消滅對方的文明，而是兩個文明型大國在無法改造對方、無法擺脫對方、也無法承受全面戰爭的條件下，圍繞實力、制度、科技與國際秩序展開的長期競爭。 它的內核是三句話： 不能速勝。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但“文明持久戰”不是突然出現的。它的背後，是美國對華認知近八十年來的一場心理去魅，需專文論述。 這場去魅，可以用四個動詞串起來： 從仿佛可以“擁有”中國，到相信可以“塑造”中國；從一度出現“擊敗”中國的衝動，到今天準備“管理”同中國的競爭。 四步走完，美國才逐漸認識到一件事： 它不能決定中國如何改變，也不能把“中國必然按照美國的期待改變”，作為對華戰略成立的前提。 這，或許是理解今天中美關係最重要的一把鑰匙。 一、第一次轉換：從“擁有中國”到承認中國不屬於美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政界隨即爆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政治風暴： “誰失去了中國？” 杜魯門政府、國務院裡的“中國通”以及主張同中共接觸的外交官，都被指責為軟弱、失職，甚至“出賣中國”。 然而，這個問題本身包含着一個未經反省的前提： 中國原本是美國可以擁有、保住或者安排的。 如果中國不是美國的，何來“失去中國”？ 1949年，國務卿艾奇遜在《中美關係白皮書》的送交函中寫道：中國內戰的結局超出了美國政府的控制；在美國能力的合理限度內，無論美國已經做什麼或可能做什麼，都無法改變這一結果。它是中國內部力量作用的產物，美國曾試圖影響這些力量，卻沒有做到。 艾奇遜不是說外部力量對中國毫無影響，也不是說美國此前的政策沒有得失。他指出的是一個更根本的事實： 中國的歷史方向，最終不可能由華盛頓決定。 只有曾經擁有，才談得上失去。 美國可以失去在中國的影響力，失去市場、盟友或地區優勢，卻不可能“失去中國”，因為中國從來不屬於美國。 然而，艾奇遜的清醒並沒有真正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長期基礎。“失去中國”的焦慮退潮之後，另一種更加溫和、也更加隱蔽的期待出現了： 美國未必需要控制中國，卻可以通過接觸、貿易和全球化，逐漸塑造中國。 二、第二次轉換：從“擁有中國”到“塑造中國” 1972年尼克松訪華，1979年中美建交，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對華政策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隱含假設： 隨着中國進入全球市場，民營經濟不斷發展，中產階層不斷擴大，中國最終會在經濟、法律乃至政治制度上向西方靠攏。 這套邏輯可以簡化為一句話： 貿易帶來市場化，市場化造就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推動政治開放。 貿易因此不只是貿易。 市場也不只是市場。 它們還被寄望成為推動中國制度轉型的力量。 當然，不能把冷戰後的接觸政策簡單理解為“以貿易改變制度”。接觸還有許多現實目標：避免中美重新敵對，推動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開拓中國市場，並在朝鮮半島、全球經濟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尋求合作。 但是，期待經濟開放最終帶來政治趨同，的確構成了美國精英對華想象的重要部分。 這種想象背後，仍然延續着一種美國中心主義： 美國不僅代表一種國家利益，也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其他國家一旦進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最終就會越來越像美國。 美國不能“擁有中國”，卻仍然相信自己能夠“塑造中國”。 接觸政策當然不是毫無成果。中美雙方都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中國社會也被改革開放、國際貿易和互聯網深刻改變。 但美國沒有充分預料到的是： 中國進入了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卻沒有變成美國所期待的中國。 這裡必須辨明一點。 問題不在於接觸沒有改變中國，而在於： 中國發生了巨大改變，卻沒有按照華盛頓預想的方向和速度改變。 中國既沒有拒絕全球化，也沒有因為全球化而完全西方化；既融入了國際秩序，又不斷擴大自己在國際秩序中的發言權。 美國戰略界由此不得不面對一個過去不願面對的問題： 如果中國不會因為經濟接觸而自動趨同，美國的對華戰略怎麼辦？ 三、第三次轉換：從“塑造中國”到“擊敗中國”的衝動 2018年，坎貝爾與拉特納在《外交事務》發表《對華清算：北京如何打破華盛頓的預期》。 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於它第一次主張對華強硬，而在於它系統反思了美國對華政策背後的舊假設。 兩位作者承認，美國長期高估了自己改變中國內部發展軌跡的能力。無論是貿易、接觸和國際制度的吸納，還是制裁、外交壓力和價值倡議，都沒有使中國沿着美國期待的方向發展。 這不是說中國永遠不會改變。 任何國家都會改變，中國也一直在改變。 真正破產的是另一個判斷： 美國可以通過自身政策，決定中國改變的基本方向。 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說“中國不會改變”，是一種靜態的文明決定論；說“美國不能決定中國如何改變”，則是一種現實主義的能力判斷。 前者未必正確，後者卻越來越成為美國戰略界的共識。 川普第一任期的歷史作用，首先不是發動了貿易戰，而是公開推翻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舊前提。 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稱為挑戰美國力量、影響力和利益的“修正主義力量”。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心由此發生變化：不再主要關注中國內部會不會轉型，而更加關注中國力量的增長會不會改變亞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分布。 接觸政策的預期落空後，美國戰略界一度出現一種更激進的衝動： 既然不能通過接觸改變中國，是否可以通過全面競爭壓倒中國？ 2019年，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甚至把中美競爭同“文明差異”聯繫起來。這種帶有種族色彩的說法引起巨大爭議，也沒有成為美國完整的官方戰略，卻暴露出一種“文明衝突”的誘惑： 既然中國沒有被接觸改變，中美競爭是否註定是一場只能由一方獲勝的文明決戰？ 然而，中國畢竟不是蘇聯。 中國擁有超大規模人口、完整的工業體系、廣泛的貿易網絡、核武器和悠久的文化文明連續性。美國可以限制中國，遏制中國，給中國製造巨大困難，卻很難期待中國突然退出歷史舞台，更無法保證一個陷入混亂的中國符合美國利益。 美國不得不同時面對兩個現實： 中國很難被改造，也很難被擊垮。 這正是“文明持久戰”形成的現實基礎。 四、第四次轉換：從“擊敗中國”到“管理競爭” 2019年，坎貝爾與沙利文在《外交事務》發表《避免災難的競爭》。 這篇文章比一般的“對華強硬論”又向前走了一步。 兩位作者提出，美國不應追求類似冷戰結束那樣的“決定性終局”，而應尋求一種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清醒共存的穩定狀態”。 換句話說，中美競爭不再被理解為一個必須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是一種需要長期管理的國際現實。 這篇文章後來顯出特殊分量：兩位作者中，一位隨後出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另一位後來出任常務副國務卿。 2019年提出的“競爭性共存”，此後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重要思想來源。理論倡導者親自進入決策中樞，也成為這一觀念從政策主張走向國家戰略的重要標誌。 美國對華戰略由此出現第二次重大轉向。 第一次，是從“接觸改變中國”轉向“防範中國”。 第二次，是從“擊敗中國”轉向“管理競爭”。 這不是和解，也不是放棄競爭，而是重新限定競爭的目標： 不是消滅對手，不是迫使對手投降，也不是等待某個歷史終局，而是防止對方獲得支配性優勢，同時避免競爭滑向全面戰爭。 五、從“內部趨同”轉向“外部約束” 2022年，國務卿布林肯在闡述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時說： 美國不能依賴北京改變自身軌跡，因此，美國將塑造北京周圍的戰略環境。 這句話很重要，但也容易被過度解讀。 它不是說美國從此不再關心中國內部的發展，也不是說美國完全放棄對中國施加影響。 美國真正放棄的，是把“中國最終按照美國期待發生轉型”，當作對華戰略成立的前提和勝利標準。 布林肯的意思是： 即使中國不改變，美國的戰略也必須能夠成立。 由此有了“投資、聯合、競爭”： 投資美國自己的產業、科技和基礎設施； 聯合盟友夥伴； 在科技、供應鏈、軍事安全和國際規則上同中國展開長期競爭。 美國戰略從期待“內部趨同”，轉向構築“外部約束”： 從等待中國改變，轉向限制中國擴張；從制度改造，轉向力量拒止。 到了川普第二任期，這種戰略收縮變得更加明確。 2026年《美國國防戰略》表示，美國的目標不是主宰、羞辱或扼殺中國，而是確保中國不能支配美國及其盟友；實現這一目標，並不需要改變中國內部制度，也不需要把中美關係變成一場生存性鬥爭。 這意味着，美國開始把對華競爭的目標進一步收縮為： 維持印太地區的力量平衡，防止中國取得地區主導地位，同時從實力地位出發，同中國保持貿易、外交和必要的戰略溝通。 這當然不意味着美國變得溫和。 美國仍會強化第一島鏈，限制中國獲得最先進的技術，重建關鍵產業鏈，並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 但美國越來越清楚地把“競爭”與“改變中國”區別開來，把“拒止性威懾” （deterrence by denial）與“文明決戰”區別開來。 過去的衝動，是贏得一場可以終結競爭的最後勝利； 現在的目標，是讓任何一方都無法迅速打破地區均勢。 美國正在從“勝利戰略”轉向“均勢戰略”。 六、美國真的放棄改變中國了嗎？ 這個問題必須嚴謹回答。 答案是： 既是，也不是。 說“是”，是因為美國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能夠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中國，也不再把中國必然實現西方式轉型作為國家戰略的前提。 說“不是”，是因為美國仍然希望中國在市場規則、地區行為和國際秩序等方面發生有利於美國的變化，也仍會通過貿易、技術、外交和聯盟體系施加影響。 因此，更準確的表述不是： “美國終於認識到中國不可改變。” 而是： 美國終於認識到，它不能決定中國如何改變，更不能把中國必然按照美國的期待改變，作為對華戰略成立的前提。 同樣，“不存在失去中國的問題”，也不意味着美國不再爭奪對中國的影響力。 它意味着： 中國從來不是任何外國可以擁有或失去的對象。美國可能失去對華影響力，失去中國市場，失去地區優勢，卻不可能“失去中國”，因為中國的歷史命運最終屬於中國人民。 外部力量當然可以影響中國，改變中國發展的成本和環境，卻不能代替中國人民完成中國自身的歷史轉型。 七、去魅之後，競爭可能更加冷酷 美國放下“改造中國”的執念，並不會使中美關係自動變得溫和。 恰恰相反，一個不再幻想迅速改變中國的美國，可能成為一個更有耐心、更能集中資源，也更加難以對付的競爭者。 過去，美國常常把貿易、投資和國際交往同時當作改變中國的手段。 現在，它越來越傾向於把不同問題拆開處理： 關稅就是關稅，芯片就是芯片，海峽安全就是軍事均勢，稀土與供應鏈就是產業安全，禁毒與危機溝通則屬於雙方必須合作的有限領域。 意識形態的熱度下降之後，剩下的是更加精確的成本計算、力量配置和邊界談判。 這種現實主義減少了救世主義的衝動，卻可能使競爭更加持久。 因為一個把目標限定為維護均勢、保存優勢的國家，往往比一個追求徹底勝利的國家，更能承受長期博弈。 八、去魅必須是雙向的 寫到這裡，一個問題繞不過去： 這場去魅只應發生在美國一邊嗎？ 當然不是。 美國需要放下的幻覺，是“中國必然按照美國的期待改變”；中國同樣需要放下一個對稱的幻覺，就是“美國必然衰落，時間必然站在中國一邊”。 兩種幻覺的結構其實完全相同： 都預先宣布了對手的歷史結局，都把自己的戰略建立在對方“必然如何”之上。 艾奇遜早在1949年就承認，美國不能決定中國的歷史方向；但美國此後繞了近八十年，才重新回到這一清醒。 中國如果以為只要等待，就必然等來一個衰落甚至退出亞洲的美國，實際上是在重複美國當年的錯誤，只是把方向顛倒了。 因此，對中國來說，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誤判美國的戰略意圖，也是誤判時間本身。 持久競爭比的不是一時的爆發力，而是數十年裡誰犯的錯誤更少、發現得更早、改得更快。 中國真正的危險，也不只是某一輪關稅戰或者芯片戰失利，而是把一時的動員優勢誤認為長期的制度優勢。 動員能力是集中體制的長項，糾錯能力卻往往是它最稀缺的東西：權力越集中，壞消息越難及時上達，錯誤越難被及時發現，代價也越容易被延後。 在速決戰里，這個短板可能被強大的動員能力暫時掩蓋；在持久競爭中，它卻會被時間不斷放大。 一場沒有明確終局的競爭，對雙方提出的是同一個要求： 不再以對方必然改變為前提，而以自己的持續糾錯為根基。 九、“文明持久戰”的真正含義 上一篇文章把美國的新認知概括為“文明現實主義”： 承認不同文明不會因為貿易而自動趨同，也不必因為不同而走向相互毀滅。 文明現實主義是一種認知，“文明持久戰”則是由這種認知產生的歷史狀態。 中美關係正在進入這樣一種狀態： 雙方無法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對方，無法把對方從世界體系中排除，也無法承受全面戰爭帶來的毀滅性後果。 所以，中美競爭將越來越像一場沒有明確終局的重複博弈： 今天的關稅，會重塑明天的供應鏈； 今天的技術限制，會刺激明天的自主替代； 今天的軍事部署，會改變明天的安全判斷； 今天是否遵守承諾，也會影響後天的合作空間。 在這場競爭中，真正決定成敗的，不只是哪一方擁有更多軍艦、芯片和資本，還包括： 誰的文明更有韌性； 誰的制度更有糾錯能力； 誰更能持續創新； 誰能讓自己的人民保持信心； 誰能吸引更多國家自願合作； 誰能在擁有力量時保持克制，在遭受壓力時避免失控。 這就是“文明持久戰”的真正含義。 它不是戰爭動員，更不是文明仇恨。 它承認競爭，卻拒絕把競爭解釋為兩個民族只能活一個的生死鬥爭；它承認力量，卻不相信力量能夠任意改造另一個文明；它接受長期共存，同時警惕共存滑向全面衝突。 結語：從“歷史終局”回到“歷史之中” “誰失去了中國”，代表的是一種虛幻的擁有感。 “通過接觸改變中國”，代表的是一種溫和的塑造欲。 “擊敗中國”，代表的是接觸預期落空後一度出現的對抗衝動。 而今天逐漸形成的“管理競爭”，意味着美國開始接受一個更加有限、也更加真實的戰略目標： 中國不會按照美國的期待被改造，也不可能被輕易擊垮；美國真正能夠做的，是保持自身優勢，聯合盟友，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防止中國主導印太，同時維持必要的貿易、外交與危機管理合作。 這不是和解。 也不是決戰。 這是美國從改造世界的雄心，退回到力量政治的邊界；從追求歷史終局，回到歷史之中。 最終，可以把這場思想演變概括為三句話： 美國已經放棄“中國必然按照美國期待改變”的幻想，卻沒有放棄維護自己的優勢。 美國開始承認中國不會消失，卻不會因此接受中國主導亞洲。 中美關係真正進入的，不是和平時代，也不是決戰時刻，而是競爭性共存的漫長年代。 這就是“文明持久戰”的背後，也是它最值得雙方警醒的地方： 不能速勝，不能退出，不能失控。 而對於任何把時間當作盟友的一方，還要再加一句： 時間不站在任何一方，它只站在犯錯更少、糾錯更快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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