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之謎

　　1492年10月12日，這一天，大西洋強勁的信風將哥倫布的船隊送上了夢寐以求的新大陸，也就此吹開了隔絕各個大陸的無形屏障。從這一天起，來自歐洲的航海家們，用新航線連接起一個完整的“世界”。正是他們，用激情劃破了海面幽藍的平靜，滿載着貿易貨物和火炮利器，在追求財富的雄心鼓盪下，啟動了大國的旅程。

　　從此，大國、強國的興衰，將不再是封閉舞台上自我演繹的故事。相互的注視、融合和衝突，影響着所有劇情的走向。世界性大國出現了。那些擁有強大凝聚力的國家，最先把機會搶到手裡。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錢乘旦：

　　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地形成了民族國家，這對於國家發展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它是非常分散的。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是分裂的。可是民族國家形成之後，就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力量，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力量的支持下國家就可以發展，而且很快就會變得強大。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保羅·肯尼迪：

　　就像你把你的雙手放在一起，就會變得更強大，這就是力量，而別的國家沒有。因為他們失去了一些手指。

　　當海洋註定要成為孕育大國的搖籃時，歷史首先記住了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和西班牙的伊莎貝爾女王。

　　是恩里克王子以國家名義來支持航海家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使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不再是個人的孤立冒險，而成為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國家戰略。

　　當懷揣着航海計劃的哥倫布同西班牙王室討價還價時，伊莎貝爾女王在談判中接受了這個普通百姓的利益要求。為了資助哥倫布的遠航，女王甚至賣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寶。但是，她由此贏回了更加輝煌的王冠，那是世界霸主的桂冠。

　　近代世界歷史的大幕，就這樣從海洋上拉開了。但是，民族國家和海洋優勢，是大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為什麼恰恰是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成為了世界性的大國呢？人們能揭開沉澱已久的大國之謎嗎？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保羅·肯尼迪：

　　單一的因素一定是錯誤的，一定是各種因素的綜合造成了大國的崛起。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阿列克謝·沃斯克列先斯基：

　　必須在世界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顯，經濟脆弱的國家，不可能成為大國。

　　英國前外相傑弗里·豪：

　　國家強大必須經濟發達，政治穩定，特別是民眾與領導者之間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皮埃爾·羅桑瓦隆：

　　一個強國僅僅物質力量強大還不夠，它還應該具有吸引力。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必須要具有一定的規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軍事實力，一定的內部凝聚力。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 鄭永年：

　　所有的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部的國家制度的健全。所謂的一個國家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部力量的一個外延。

　　在採訪中我們發現：直到今天，大國之謎依然是一個難解的題目，各國的學者提供的答案也是眾說紛紜。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上百位接受採訪的國內外專家在談論這個話題時，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響力，在大國崛起中的作用。

　　英國首相丘吉爾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在成為大國的過程中，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作品提升了英國的人文精神，科學家牛頓的力學定律開啟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大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英國提供了一個新的經濟秩序。他們的名字，十分醒目地寫在英國走過的大國之路上。

　　在法蘭西思想與精神的聖地先賢祠，正門上銘刻着這樣一句話：“獻給偉人，祖國感謝他們。”這裡安葬了72位法國歷史人物，其中只有11名政治家，其餘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多少年來，法蘭西共和國一直以其卓爾不群的文化影響力，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其根源也許就在於此。

　　中國外交學院院長 吳建民：

　　一個國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創新吧，對吧。如果全是老思想，國家能崛起嗎？崛起不了。思想如果都束縛住了，能創新嗎？創新不了。所以文化的作用在這裡出現了。

　　德國慕尼黑應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約瑟夫·亞寧：

　　我們可以說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說國民教育水平很好，這非常重要。

　　法蘭西科學院人文及政治學院院士 瑪麗安娜·巴斯蒂：

　　一種文化對世界的影響，取決於產生這種文化的強盛經濟。

　　大國之謎，當然還有另外的答案，那就是體制創新。17世紀時，面積只相當於兩個半北京的荷蘭，憑藉一系列現代金融和商業制度的創立，締造了一個稱霸全球的商業帝國。他們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聯合股份公司來聚集資本，壟斷了當時全球貿易的一半；他們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比紐約的證券交易早了三百年，資本市場就此誕生；他們還率先創辦現代銀行，並發明了我們沿用至今的信用體系。

　　繼荷蘭之後，英國通過推行自由貿易，建立起全球市場，並逐步確立起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當這種模式的弊端，引發社會危機的時候，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又加入了政府干預的手段。從此，“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交相作用，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的市場經濟模式的認識。有歷史學家認為，近五百年來，真正意義上擁有過世界霸權的只有三個國家：荷蘭、英國和美國。這三個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了接力棒式的創新和發展。學者們還認為，英美兩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錢乘旦：

　　英國最早地確立了現代的國家制度。比如說我們現在熟悉的內閣制、君主立憲制、兩黨制、政府對議會負責等等這樣的一套政治制度，在英國都是最早地確立。這樣的政治制度能夠使得這個國家長治久安，長久地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所以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中國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王緝思：

　　歐洲移民到了美國以後，等於是在一個新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國家。這樣的一個國家，它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憲法》，在《憲法》下面有一套很完整的法制體系，通過這個權力制衡，相對來說呢，就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大國之謎之所以難解，還在於各國的發展模式，從來都無法簡單地複製和模仿，而必須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對於後發國家來說，他們成為大國的謎底又在哪裡呢？

　　1697年，一批俄國青年來到了荷蘭贊丹鎮的一家造船廠做學徒，學徒中最出色的是一個身高兩米，自稱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師傅和工友們都推薦他為“優秀工匠”。這個人就是俄國沙皇彼得。彼得大帝的這番舉動，拉開了俄羅斯強國的序幕。這位雄心勃勃的沙皇把首都從莫斯科遷到了聖彼得堡，他要縮短的不僅是與歐洲的空間距離，還有國家實力的差距。

　　打開視野，向發達國家學習，無疑是後發國家走上強盛之路的開端。學習的目的是趕超。在歷史上，像俄羅斯一樣實施趕超戰略的後發國家，還有德國和日本。他們構建的社會體制，他們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和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着明顯的區別。

　　中國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華：

　　由國家來推動經濟建設，像德國、日本、蘇聯，還有其它一些20世紀的國家那樣，可以說是後起的工業化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因為這些國家大都是剛剛經歷了國家重建，相對於社會力量，國家的力量比較強大。

　　國際歷史學會會長 于爾根·科卡：

　　德國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上而下由國家發起和實現的。美國和英國卻主要是由社會來推動的，動力來自於社會。

　　中國外交學院院長 吳建民：

　　現代化的過程，它是一個入流的過程。所以後發國家要起來，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後。那麼這個入流的過程當中，它必須要國家來主導。

　　成為大國的原因，或許是一個無法窮盡的話題。大國之謎，無疑是一個多解的答案。在不同的時期，只有那些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的需要做出了正確戰略判斷的國家，才能獲得歷史的青睞。

　　但歷史的胸懷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慷慨，它總是讓那些在第一時間適合它的規則，並擁有那個時期的核心競爭力的國家，來充當世界的主角。

　　今天，當我們環視世界，不難發現：二戰結束六十年了，戰前的大國，依然是當今世界最為活躍的強國。

　　因為，在絕大多數國家還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時候，這些國家已率先走過這段歷程。

　　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依田熹家：

　　日本實現了現代化，從另一方面證明了現代化不是西歐獨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俄羅斯政府國民經濟科學院院長 弗拉迪米爾·馬烏：

　　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強國，必須要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必須有一個經濟與政治現代化的過程。

　　中國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董正華：

　　一個國家的崛起，就是崛起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也就是實現現代化，近五百年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大國。

大國之惑

　　大國崛起以後，將會演繹出什麼樣的故事呢？

　　1494年，在沒有人準確地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大的時候，當時的兩個海上強國葡萄牙和西班牙，就用一紙契約，像切西瓜一樣把地球一分兩半。從那以後，與大國崛起相伴隨的，總是殖民地的擴張、劃分和掠奪。

　　這個世界有時像黑白照片那樣對比鮮明：大自然慷慨地賜予了非洲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豐富的資源，但那裡的人們卻過着貧困的生活。早期大國對殖民地的剝奪是驚人的。雖然，大國也給殖民地帶去了一些現代文明，但當地人卻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他們不僅失去了自己的經濟資源，也失去了國家的政治尊嚴，那就是民族的獨立和平等。

　　大國稱霸的故事雖然豐富多彩，卻從來都缺少美好和順利的故事線索。因為它造成的麻煩總比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它固然擁有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榮耀，同時也面臨着如何保持和擴大利益的煩惱。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 鄭永年：

　　怎麼維持一個大國的過程，這是相當艱苦的，那麼怎麼維持這個大國，每個時代都不太一樣。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保羅·肯尼迪：

　　第一強國對其他國家說：這不僅是我們的利益，也是你們的利益。不搖晃梯子，不掀翻桌子，只要維持現狀就好。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所有的大國都試圖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們總是為世界秩序出謀劃策。實際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國家想要打破這種秩序，因為他們試圖取代以前的大國。

　　於是，戰爭，大國之間的戰爭，似乎成為歷史上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的必由之路。

　　但迄今為止，還沒有新興大國直接打敗霸權國的先例。德國的興衰，就是歷史留給所有大國的一個深刻思考。

　　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歐洲列強在幾個世紀中以各種方式阻止德意志統一，令這片歐洲中部的土地飽受分裂的屈辱。1871年，奮發圖強半個多世紀的德國終於統一。當這個新興的大國遵循歐洲大國均勢原則的時候，它在和平的環境中獲得了快速的發展，成為歐洲第一經濟強國；但是，當它試圖為自己爭取陽光下的地盤而發動戰車後，則一敗塗地。

　　歷史的教訓是：一意逞雄的國家，等於是放棄了從容崛起的主動，最後的結果並不美好。歷史的教訓還在於：所有企圖靠戰爭來征服、壓迫和掠奪其他國家的大國，其結局總是和他們的願望相反。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西班牙試過，但是失敗了；法國試過，拿破崙試圖創立世界帝國，也失敗了。德國試過，特別是希特勒試過了，卻輸給了美國。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 奧古斯特·溫克勒：

　　或許這也是一個結論。也就是說，今天任何一個大國都不應該再試圖建立殖民統治。

　　學者們喜歡用這樣的語言來形容德國：這是一個奇妙的國家，它要麼考問世界，要麼拷打世界。當它用思想來考問世界時，它是偉大的；當它用戰爭來拷打世界時，便有了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1970年的一天，德國人開始考問世界了。

　　這是人們已經熟悉的鏡頭。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勃蘭特向二戰中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謝罪。世界輿論評價說，跪下去的是勃蘭特的雙腿，站起來的是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在這一跪一站之間，人們走到了真理的門檻前，開始做出新的選擇。

　　歷史一再證明：沒有永遠的霸權國家。大國的興衰交替，是不可避免的歷史法則。歷史也同樣告訴我們：從大國崛起到持續強大，然後轉入衰退，是一出需要耐着性子觀看的歷史長劇。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回憶錄里這樣描述自己參加雅爾塔會議時的心情：“我的一邊坐着巨大的俄國熊，另一邊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間坐着的是一頭可憐的英國小毛驢。”

　　英國前外相傑弗里·豪：

　　認清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重要的。我想，只要做這樣的改變，我們就在做出正確的調整來適應舊帝國的消失。你可以完全不對舊帝國加以讚揚。

　　20世紀見證了英帝國全球霸權的衰落，日不落帝國的昔日風光已經不再。但是，英國作為大國的歷史並沒有落幕，今天，人們依然能看到它在世界舞台上絕非是可有可無的演出。

　　五百年爭霸的歷史一去不返了，無論是曾經的帝國，還是今天渴望強大的新興力量，都必須更加理智地在21世紀尋找新的大國之路。

大國之路

　　1955年，一位名叫盛田昭夫的日本商人來到美國拓展市場。美國一家大公司決定向他訂購10萬台小型收音機，條件是必須換上美國公司的商標出售。10萬台的訂單對於剛剛起步的商人來說是個極大的誘惑。但盛田昭夫卻堅持使用自己的商標，放棄了這宗生意。因為他看重的不是一筆買賣，而是公司的品牌。盛田昭夫所堅持的品牌就是今天的“索尼”。

　　沒有人知道，如果不是盛田昭夫的堅持，索尼的命運會怎樣；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戰後崛起為一個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正是靠了一批像索尼這樣的跨國公司。

　　如果說，六十年前的大國多以軍事力量作為崛起的槓桿，那麼，今天則是以綜合國力作為崛起的標誌。

　　如果說，六十年前的霸權國家想要的是帝國，那麼，今天的大國所要的則是市場。

　　而占領市場的秘訣就是擁有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競爭力，那就是科技創新的能力。

　　德國慕尼黑應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約瑟夫·亞寧：

　　從長遠來看，一個只能夠提供廉價產品的國家不能成為強國。只有這個國家內部具有強大的創新能力，能夠自主研發新產品，也就是說，它具有強大的人力資源，只有這樣，它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約瑟夫·奈：

　　在20世紀80年代，許多人認為美國要衰落了。他們看到美國鋼鐵工業和重工業的衰落，說美國要完蛋了。但是他們沒有看到美國在新興的信息技術企業中的激烈競爭。所以美國實質上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是處於領導地位的。

　　1945年9月6日，在二戰剛剛結束、日本正式投降後的第四天，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就提出了“21點戰後復興計劃”，明確指出：“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當今世界上維持領袖地位，除非它充分開發了它的科學技術資源。”

　　五個月後，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這台重達30噸、占地160平方米的計算機，實際功能還不如今天的一些袖珍計算器，但它的誕生，卻象徵着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美國率先占領了信息時代的制高點。這是美國在20世紀後期成為全球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的重要原因。今天，它在科研和開發上的投入仍居世界首位，相當於其他最富裕的西方七國的總和。

　　使美國保持創新活力的，還有它的四千多所大學和70%的高等教育入學率。正如一位學者所說：“凡不曾培養出真正受到良好教育公民的國家不能稱其為泱泱大國”，美國所擁有的全世界最龐大的高等教育系統，使它獲得了信息時代的核心競爭力。

　　而當今的世界，經過二戰後六十年的發展，以信息化為特徵的新時代正在全面到來。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簡而言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比一百年前更相互牽連、相互依賴的世界。

　　馬來西亞前總理穆罕默德·馬哈蒂爾：

　　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因為通訊和交通越來越方便。沒有國家可以孤立存在。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 萊斯特·布朗：

　　在一個緊密相連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中，國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間差別不大。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約瑟夫·奈：

　　這包括全球氣候變化，傳染病的傳播，非典，艾滋病，或跨國恐怖主義。

　　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我們應當了解，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考慮到其他人的存在。

　　這樣的舞台，使各國的命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成為世界經濟海洋中的孤島。

　　發生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一個至今提起來還心有餘悸的例證。

　　這場金融危機不僅損害了一些發展中國家，使有的國家在一夜之間經濟倒退十年，同時也波及了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最後，連被人們視為罪魁禍首的美國索羅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贏家變成了輸家，一度損失了20多億美元。

　　在20世紀就要結束的時候，世界舞台的規則就是這樣的奇妙。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還閃耀着另外一個智慧的選擇——這就是區域一體化的合作。這種選擇，既有經濟利益的驅動，也有政治、安全和戰略因素的考量。

　　馬來西亞前總理穆罕默德·馬哈蒂爾：

　　我們發現很多國家聚在一起，建立地區組織，一旦一個地區組織建立，別的地區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也必須建立自己的地區組織。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阿列克謝·沃斯克列先斯基：

　　地區化與全球化一樣，應該是一個積極的進程，因為它給相對較弱的國家提供了在地區組織範圍內彌補全球化帶來的不足。

　　戰後歐洲的合作與發展，是一個讓人心動的選項。合作是從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歐洲中西部面積最大的國家開始的。這是兩個宿怨深厚的鄰居，在二戰以前的1100多年中，他們一共打了200多場戰爭，平均5年就開戰一次。

　　為防止德國進攻，法國從1930年開始修建馬奇諾防線，邊境上的這座炮樓距離德國只有10公里。歷史給這兩個持續對抗了幾個世紀的國家兩敗俱傷的慘痛教訓，也啟迪了它們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政治智慧。

　　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 奧古斯特·溫克勒：

　　1945年之後，德法兩國都毫無疑問地認識到：兩國之間的對抗，不僅僅削弱了自己，而且還削弱了歐洲。

　　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兩國就逐步開始和解了，70到80年代兩國關係逐步改善。

　　二戰後，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和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戴高樂，成功化解了兩個國家幾百年來的仇恨，共同開啟了歐洲歷史嶄新的一頁。

　　由法國和德國作為發動機帶動起來的“歐盟”組織，由於形成了統一的市場、統一的貨幣，組建了共同的議會乃至軍事力量，一個超強的地區聯合體便橫空出世了。

　　人們意識到，“歐盟式”的和平發展，為新興力量的大國之路提供了生動的歷史註腳。

　　德國慕尼黑應用政治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約瑟夫·亞寧：

　　歐盟現在試圖通過走與以往傳統的強國不同的發展道路，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名活躍分子，即把多個國家組合在一起。也就是說，世界政治將會認識到這種互相依賴的模式。

　　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也許通過學習過去一個世紀裡得出的經驗，歐洲正在共識、默許和接受的基礎上，率先創立一個超越國家的機構。我認為從長遠的方向來看，有可能世界也會這樣組織起來。

大國之思

　　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千年。當全球市場把世界緊緊聯結在一起，大國之間的互動、合作和依存關係開始增強，具有歷史眼光和戰略智慧的國家開始做出理性的判斷：無論是崛起為大國還是維持大國地位，已不可能再走那種依靠戰爭打破原有國際體系，依靠集團對抗來爭奪霸權的老路。如果沿用傳統大國的思維方式來構造今天的世界，如果以不切實際的征服幻想來魯莽從事，都將是一種時代的錯位。

　　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基本主題。沿着這條新路，人們開始表達新的願望，尋求新的答案：當今世界，究竟什麼樣的國家，才稱得上是大國？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大國？

　　法國戴高樂基金會主席 伊夫·蓋納：

　　一個國家的體制應該適合那個國家和人民的情況。英國人的民主和法國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俄羅斯政府國民經濟科學院院長 弗拉迪米爾·馬烏：

　　強國還應該是那些能為自己的公民提供更好的發展條件的國家。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保羅·肯尼迪：

　　我們只可以解釋部分的原因，但是不能完全做到。最終可能是文化。

　　正如一位歷史學家形容的，人類歷史的前進方式，開始的時候，好像是在地上爬，然後是站起來走。到近代的五百年，就好像是在跑。而這最後的一百年，無疑是在飛。

　　在這樣一個急劇變革的時代裡，大國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對我們共存的這個世界，大國擔負着怎樣的責任？人們心目中理想的大國，到底是什麼樣？

　　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 萊斯特·布朗：

　　那意味着承擔領導責任，在氣候不穩定時要穩定氣候。那意味着，處理貧困問題。

　　英國前外相傑弗里·豪：

　　要樂於和其它國家分享其決策，通過說服而不是強迫來執行。

　　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一個具有偉大文化傳統和智慧的文明大國的崛起，對我們全球是有好處的。

　　中國外交學院院長 吳建民：

　　我認為一個大國必須具備兩方面，就是物質的和精神的。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約瑟夫·奈：

　　一個理想的世界大國應該在更廣的角度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要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應該將其有吸引力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相結合。

　　或許，關於理想的大國，永遠不會有一個固定和統一的答案。

　　可以說這些是人們的願望，卻反映了當今世界的實際。

　　也可以說這是人們的思考，卻已越來越接近真理。正是這些思考，成為人類在20世紀取得的具有關鍵意義的成就。這些成就發出的光芒，無疑將照亮新老大國未來的行程！

　　五百年前，因為海洋，人類搭建起真正的世界舞台，大小強弱的國家都在這個舞台上表演了自己的角色。

　　五百年後，因為天空，人類進一步拓展了這個舞台的空間。當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同步知曉天下事的時候，世界變小了。

　　世界也變大了。1961年，一個叫加加林的蘇聯人離開了地球，第一次在太空中飄蕩行走。一個月以後，美國的阿連·小謝潑德也上了太空。他在太空飛行時不斷說的一句話是：地球外面的世界真美好。

　　從地球仰望天空，是那樣的遙遠清澄，偶爾飄過的雲彩，會遮住人們的視線。雲彩的上面，將會是什麼呢？是人類和平與發展的溫床，還是未來大國競爭的疆場？

　　或許，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經放棄陳舊的思維模式和全球對峙時代的種種偏見；或許，在未來的五百年，乃至更長的時間裡，世界的發展仍將經受各種考驗。我們不知道21世紀的變化將把大國帶向何方，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建立永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將是人類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