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歲月】

     法國國家檔案館成立於1790年，這裡收藏着法國自7世紀以來的珍貴文物和檔案資料。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記事簿，它的主人是當時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國王的日記寫得非常簡潔，除了在出門打獵的日子裡，記下獵物的數量之外，其他的時候，都只有簡簡單單的幾個字。

　　“14日，星期二，無事”。這是路易十六對1789年7月14日的描述。顯然這一天在國王看來十分平常，甚至有些平淡。因為，連經常進行的獵鹿遊戲都沒有，所以，無事可記。但是，路易十六認為無事的這一天，卻成為一個改寫法國歷史的最重要的日子。

　　1789年7月14日，手持武器的巴黎市民正在進攻巴士底監獄。監獄裡當時只關押着7個人，但是市民們卻為此激戰了一天，犧牲了98個人。因為巴士底獄被認為是專制王權的象徵，摧毀它是推翻專制統治最具有象徵意味的行動。

　　7月15日早晨，路易十六聽到了大臣的匯報。他吃驚而困惑地問：“怎麼，造反啦？”大臣回答說：“不，陛下，是一場革命。”

　　這場革命被後世稱為法國大革命。

　　路易十六剛剛從睡夢中驚醒，革命已經開始了急風暴雨般的進程。法國的最高權力很快就從國王手中轉移到國民議會那裡。攻占巴士底獄之後僅僅20天，國民議會就宣布：廢除一切封建特權。這意味着120多年前由國王路易十四建立起來的絕對君主制被宣告死亡。

　　法國為什麼會爆發一場摧毀絕對君主制的革命？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裡，路易十四和他創建的制度究竟給法國帶來了什麼？

　　1661年，就在中國清朝的康熙皇帝登基的前一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開始臨朝親政，後人在這兩位東西方的君王身上發現了諸多相似：同樣是幼年稱帝、雄才大略，同樣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掌握着高度集中的王權，並藉此把自己的國家帶到了一個鼎盛時期。

　　巴黎西南郊的凡爾賽宮，是人們遐想三百多年前法國盛世的最佳標本。這座富麗堂皇的宮殿，正是當年路易十四表演絕對王權的碩大舞台。

　　年輕的路易十四親政後，第一個措施就是廢除首相，一切國家事務的決定權都集中到他一個人手中，政府中一共只有六名由他本人親自選定的大臣，大臣們每周開會討論國家大事，但做決定的人永遠只有一個——就是國王自己。

　　採訪：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 讓·呂克·杜米納克

　　當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時，他實際上是在說三件事。首先他代表國家，然後他統治國家，最後他是國家精神具體化的表現。跟當時的歐洲其他國家相比，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因為法國不僅有君主專制的政體，更有一套強大的國家機器，這套國家機器允許法國首先可以深入地發展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同時建築了很多要塞、城堡，能夠更有效地進行一場戰爭。

　　然而，這位讓法國第一次稱霸歐洲的君主去世僅僅74年後，大革命就推翻了曾經給國家帶來巨大榮耀的絕對君主制。這是為什麼呢？

　　為了爭奪歐洲的霸權，路易十四在親政的54年間，打了31年的仗，曠日持久的戰火逐漸掏空了法國的國庫。於是，作為國家財政來源的稅收逐漸成為矛盾的焦點。

　　採訪：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 讓·呂克·杜米納克

　　當時法國社會被分為三個等級，貴族、教士和平民。在這三個等級之間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前兩個等級，他們有優越的條件，不需要納稅，但卻享受稅金和其他的特權，第三等級，他們只有工作的權利，而且還要納稅。

　　特權階層和第三等級的矛盾顯而易見。在路易十四時代，因戰爭而不斷增加的稅收，則讓這一矛盾愈演愈烈，君主專制的弊端日漸凸顯。

　　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所說，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沒有一種機制能保證國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動。路易十四統治末期，走向衰老的不只是他本人，還有絕對權力的整個系統。君主專制已經像君主本人一樣筋疲力盡。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大革命研究所所長 讓·克萊門特·馬丁

　　一個人表面上看死於感冒，實際上他早已有病，身體已經很虛弱，所以一得感冒就死了。法國當時實際上已經被很多矛盾所困擾。

　　1774年，路易十六繼位。此時，東方的大清帝國正在安享乾隆年間的盛世，但歐洲大陸最西端的國王路易十六卻沒有這麼好的運氣，先祖留給他的難題要遠遠超過榮耀。

　　據說，路易十六溫和內向、處事猶豫，最大的愛好是拆裝鐵鎖，但是，這位鎖匠國王卻沒能打開困住國家前進的枷鎖。

　　在他登基14年後的一場天災中，法國社會的矛盾被激化了。連續性的全國農業歉收，使得1789年成為整個18世紀中麵包價格最貴的一年。市民們幾乎要花掉全部收入才能勉強吃飽肚子，農民們卻在承擔比往年更重的賦稅。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雅克·馬塞

　　他們必須向封建領主付地租，或者向有土地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納租，有些資產階級也擁有土地，因為在農村當時還存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稅制，另外一種皇家稅，包括人頭稅，還有一種非常不得人心的鹽稅。

　　兩百多年前的漫畫，描繪出當時法國社會的景象：沉重的賦稅全都壓在第三等級身上。

　　與此同時，戰爭仍在繼續。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路易十六嘗試着對特權階層徵稅，結果卻引來強烈不滿。這使得國王成為全體國民的對立者。　　　　　

　　為了解決財政危機，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被迫召開已經中斷了175年的三級會議，但是，三個等級代表的願望都落空了。憤怒的代表們組建了國民議會，提出制定憲法的要求。路易十六卻強令解散國民議會，同時調動大批軍隊開赴巴黎。

　　國王與民眾之間最後一次協商的機會喪失了。

　　革命以汪洋恣肆之態快速蔓延，民眾不僅推翻了國王，而且開始以新的理想來設計國家的方向。

　　今天，在法國國家檔案館裡，珍藏着一份記錄了二百多年前法國革命理想的文件。這份文件，被歷史學家們稱為“新制度的誕生證書”。

　　法國國家檔案館工作人員：

　　這裡收藏着法國最珍貴的文物，下面我將向你們介紹其中的一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它的第一段這樣寫道：“組成國民議會之法國人代表認為，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

　　1789年8月26日，法國大革命的綱領《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正式通過。

　　宣言共17條，它莊嚴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且始終如此；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

　　《人權宣言》從根本上否定了舊時代的王權、皇權和特權，並確立以人權和法製作為新的社會秩序的奠基石。1789年8月，從巴黎傳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聲音響徹整個歐洲。

　　採訪：法蘭西學院院士 讓·皮埃爾·安格雷米

　　法國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發揮影響的。人權在法蘭西民族的全部文化遺產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載入了聯合國的憲章和世界文化遺產。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人權都必須得到維護。

　　從君主專制到張揚人權這樣大跨度的革命是怎樣產生的呢？法國大革命的新理念又是從何而來？歷史的奇異之處在於這些當時最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恰恰孕育在歐洲王權最專制的地方——法蘭西。

　　巴黎，一個聚焦全球目光的舞台。這個屬於全世界的文化、藝術之都，就誕生在掌握了絕對王權的路易十四手中。而他個人對藝術的喜好、支持和贊助，給這個城市注入了靈魂。

　　路易十四親自創辦了法蘭西舞蹈學院、音樂學院、喜劇院、建築學院和科學院。他本人從七歲開始就每天堅持芭蕾訓練，並親自扮演太陽神阿波羅，由此還獲得了“太陽王”的美名。

　　這一時期的法國在建築、繪畫、戲劇、舞蹈等方面將古典主義藝術發展到了高峰，顯示出極大的文化影響力。整個歐洲的宮廷和貴族都以會說法語為榮，所有的外交條約都用法文來撰寫。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大革命研究所所長 讓·克萊門特·馬丁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社會在歐洲占優勢，法國為歐洲各種事業在思想上發揮了榜樣的作用。當時的專制政體和文化藝術發展之間不存在對立，兩者之間是比較協調的。

　　從路易十四時代開始，法國的沙龍文化之風日漸興盛。貴婦人家中寬敞、雅致的客廳，給藝術家和思想家們提供了講壇和聽眾，刺激着他們的靈感和激情。

　　與此同時，剛剛在巴黎出現不久的咖啡館則為市民們提供了各抒己見的場所。啟蒙思想就這樣在沙龍和咖啡館裡被不斷地宣講、辯論和傳播着。

　　採訪：法國巴黎1787咖啡館 老闆 基爾

　　這些咖啡館是大革命時期，人們的活動場所。當時人們的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都希望改變那個舊世界。

　　這個盒子裡的珍貴收藏，是兩百多年前的一顆充滿激情的心臟。它的主人伏爾泰說：“我的心臟在這裡，但到處是我的精神。”

　　因為堅持不懈地批判宗教蒙昧主義，伏爾泰被公認為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

　　他在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對話：“一些知名人士在討論，誰是最偉大的人物——是愷撒、亞歷山大、成吉思汗、還是克倫威爾？有人回答：毫無疑問是艾薩克·牛頓。非常正確，因為我們應該尊敬推崇的正是以真理的力量來統帥我們頭腦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是認識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大革命研究所所長 讓·克萊門特·馬丁

　　啟蒙思想是個長期的國際性的發展過程，18世紀末在歐洲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可以說啟蒙思想促使知識和天賦人權的傳播，因此使人民以新的觀念看待國家、政權機構、宗教生活。

　　伏爾泰和所有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如同衝破重重黑暗的亮光，打破了歐洲中世紀的神學枷鎖，開啟了科學和理性之門。而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認識到自己是人。” 這也成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內在動力。

　　伏爾泰去世後，他的棺木上刻了這樣一行字：“他拓展了人類精神，他使人類懂得，精神應該是自由的。”

　　如果說伏爾泰是舊制度最有力的批判者，與他同年去世的另一位思想家盧梭，則描繪了想象中的新制度。

　採訪：法國巴黎政治學院 教授 讓·呂克·杜米納克

　　盧梭思想的核心內容是社會契約的思想，他認為人民大眾有革命的權利，有義務去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契約，這種社會契約不取決於財富，不取決於國王的意願，而取決於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盧梭實際上是創立了法國大革命的基礎，甚至可以說他通過闡明革命的意願是高於傳統的國王和宗教的意願，從而給了人民革命的權利。

　　盧梭的棺木中伸出的一隻手，握着一支火焰濃烈的火把。這支火把很快就點燃了巴黎乃至世界。

　　1789年，伏爾泰和盧梭去世11年後，法國大革命爆發。在啟蒙運動聲勢最盛的這個國度，思想最終演變成行動。那麼，這個在啟蒙思想指引下產生的理想的社會制度，怎樣才能變成現實？大革命後的法國，將走上怎樣的一條發展道路？

　　1792年9月22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成立了，和君主制一起消亡的還有君主本人。四個月後，就在這個當時剛剛改名為革命廣場的地方，路易十六身首異處。

　　面對革命，法國國民激情澎湃。他們編制了“共和曆”以取代傳統日曆；街頭到處都是激昂慷慨的演說家；人們不再使用“先生”一詞，而是彼此稱呼“公民”。但是，群眾的激情漸漸地失控了。與此同時，害怕革命蔓延的歐洲各君主國組成了反法同盟，對法國開戰。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雅克·馬塞

　　一些偶然的事件，一些預想不到的事情導致了極端化，法國發生了與歐洲的戰爭，戰爭使革命走向了極端，使當時的形勢發生了轉折，這是始料不及的。

　　斷頭台酒吧，保存着巴黎唯一一座當年政府軍隊使用過的斷頭台，它曾經殺人如麻。當鍘刀落下時，人們依然能感受到昔日的恐怖。

　　1793年春天開始，巴黎成了一座革命氣息和恐怖氣氛交織的城市。

　　凡是涉嫌叛變共和國的人都上了斷頭台。一項最高的記錄是：38分鐘內，斷頭台砍下了21個頭顱。全國大約有4萬人被處決。

　　這時的人們已經忘記了四年前頒布的《人權宣言》對自由的定義：“自由就是能夠做任何無害於他人的事情。”

　　革命的行動背離了革命的理想，法國將往何處去？誰能夠領導法蘭西走出困境，恢復光榮？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決12年之後，法國人再次選擇了一位皇帝來領導國家。

　　1804年12月2日，巴黎聖母院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加冕典禮，拿破崙·波拿巴成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的皇帝。這位皇帝是民眾選舉產生的。法國成年男子中，有357萬人投了贊成票，反對的只有2569人。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大革命研究所所長 讓·克萊門特·馬丁

　　法國人之所以接受拿破崙政府，他們認為拿破崙代表了一種能夠控制社會的力量，能夠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後來拿破崙又代表了一種征服歐洲的希望，法國人民之所以在初期支持拿破崙，是希望法國實現和平繁榮、並且征服歐洲。

　　在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革命、恐怖和動盪之後，人們開始強烈地渴望社會的安定，期盼着強有力的人物出現，結束國家的混亂和危機。在戰場上節節勝利的拿破崙，讓法國人看到了恢復秩序和權威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拿破崙頒布《民法典》，宣誓效忠法律的行動，讓已經飽受啟蒙思想薰陶的法國人看到了延續理想的希望。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拿破崙學院教授 奧立維·布登

　　當他宣布登基的時候，他宣誓忠於1789年的革命原則，也就是說尊重人權、自由、平等，他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要通過這個民法，確立革命的原則。

　　這部1804年正式實施的《法國民法典》，是由拿破崙下令起草的.在圍繞法典草案召開的102次討論會中,正在領導戰爭的拿破崙親自參加了97次。後人把這部沉澱了啟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稱為《拿破崙法典》。

　　在兩個世紀後的今天，法國的現行法律仍基本遵循《拿破崙法典》。《法典》對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因為，拿破崙將它帶到了自己征服的每一片國土上。

　　1811年，隨着連續四次反法同盟的灰飛煙滅，整個歐洲都快要變成法國的了：拿破崙自己兼任着意大利國王、萊茵聯邦的“保護人”和瑞士聯邦的仲裁者。他的兄弟們分別擔任了西部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荷蘭和威斯特伐利亞的國王。統領波蘭的是他手下的元帥；奧地利和普魯士是他的戰敗國，龐大的沙俄也成了謙卑的小夥伴。

　　拿破崙把法國帶到了自路易十四之後的又一個輝煌的頂峰。不同的是，在拿破崙時代，伴隨帝國擴張的，是法國大革命思想在全歐洲的傳播。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拿破崙學院教授 奧立維·布登

　　這些國家被拿破崙征服以後，他直接或間接地在這些國家確立了新的原則，即法國革命的原則、平等的原則並摧毀封建制度。

　　拿破崙把有史以來最大的榮耀帶給了法國。在37歲生日的那天，他親自為凱旋門奠下第一塊基石。沉浸在勝利中的拿破崙不會料到：他本人並沒有機會從凱旋門下凱旋。

　　從俄國冰凍的荒原開始，最後經由滑鐵盧的慘敗，當了11年皇帝的拿破崙在大西洋的一個孤島上終結了自己短暫的輝煌。

　　拿破崙兵敗的根源在於，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着一切民族壓迫行為都失去了合法性。被占國的人民先是在拿破崙的指引下覺悟到這一點，然後在這位導師的侵略行為背叛了革命原則時轉而反抗。

　　採訪：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雅克·馬塞

　　人民不愛武裝的傳教士。戰敗國人民也反對武裝傳教。

　　拿破崙以軍事力量和民族壓迫來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念，讓法國從稱霸歐洲的頂峰，重重地跌落下來。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國家的未來。後來的一位法國政要從拿破崙身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位偉大人物的一生，對於軍人、統治者和政治活動家都是極有教益的，也包含着對於公民們的教訓。它教導他們：決不應該讓他們的國家聽任一個人的權力去擺布。”

　　拿破崙留給法國一個虛幻的榮光和再次來臨的動盪。巴黎的街道成為一次次起義、革命、政變的見證。法蘭西的土地成了一個政治哲學的大實驗場。1789年之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法國經歷了四次大規模的革命，兩個帝國，兩個王朝，還有兩個共和國。

　　動盪之中，大革命的思想原則始終未能真正鞏固確立。法蘭西將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

　　歷史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答案。在反覆的革命和復辟過程中形成的共和派與君主派，在相持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不再選擇激烈的對抗。在雙方的相互妥協下，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誕生了。此時的法國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

　　採訪：中國法國研究會會長 蔡方柏

　　1870年到1913年這四十多年時間，法國的工業生產幾乎翻了一番。應該說，這個時候它是在發展的，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它同別的大國比起來，它的發展滯後，比較緩慢。再舉同時期發展的就是德國和美國發展的例子，在同時期，德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4.6倍，而美國，增長了8.1倍。

　　八十多年的動盪，使法國在與歐美大國的競爭中處於相對落後的地位。正當它加緊追趕時，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再次影響了它的發展。

　　當納粹德國占領了整個法國時，法蘭西徹底失去了往日的榮耀。

　　法國是否還能再次回到世界大國的舞台上？它將依靠什麼力量實現國家的復興？

　　法國巴黎聖母院主教：

　　那些為了解放犧牲在戰場上的人，和那些鼓動者，以及那些指揮者，包括戴高樂將軍，和他的一些部下，一些擁護他的人，我們一直為他們祈禱。

　　每一年的8月28日，在巴黎聖母院都要舉行集會，紀念巴黎從納粹統治下獲得解放。

　　在法蘭西面臨亡國之際，歷史選擇了孤身一人在倫敦組織抵抗運動的戴高樂。戴高樂將他的抵抗運動命名為“自由法國”，他說：“法國抵抗運動的烈火不應熄滅，也不會熄滅”。

　　1944年，象徵勝利的法國凱旋門，終於迎來了一次真正的凱旋。

　　在戴高樂的帶領下，為了自由而戰的法蘭西民族不僅為戰勝法西斯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而且為戰後法國的復興鋪就了道路。

　　採訪：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

　　戴高樂幾乎是單獨一人成功地贏得了法國的合法地位。他和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一起參加了重要的國際會議，並使法國參加了柏林停戰的簽訂，使法國恢復了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地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作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總統，戴高樂決心恢復法蘭西應有的光榮。他說：“沒有了偉大，就沒有了法國”。但是，歷史已經清楚地表明：像路易十四和拿破崙那樣的軍事征服都不可能使法國獲得長久穩定的大國地位。戴高樂說，進步是維護國家獨立的唯一條件，一個經濟衰弱的法國，不可能在世界上真正立足。正是在戴高樂時代，法國的經濟全面復甦。

　　採訪：中國法國研究會會長 蔡方柏

　　戴高樂這個信念，就是要把法國變成一個強大的大國，要發展經濟，使法國在世界上占有它應有的地位。因此，他強調獨立，所以，這樣一個思想對他後來發展經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他發展經濟，搞他的工業體系，有他自己一套獨立的工業體系，例如說，航空工業，他要搞獨立的體系，他的核工業，他要搞獨立的體系、機械製造，他也有獨立的體系，所以，他整個體系是比較完整的。因此，戴高樂上台之後把當時的政局穩下來了。正好是遇到歐洲30年的黃金髮展期，這個時候，法國的經濟都是百分之五、六甚至到七的，這麼個速度在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要求獨立的思想，謀求大國地位的思想就越來越明顯。

　　除了經濟實力，更為世人所稱道的是戴高樂帶領戰後法國，走出的一條獨特的大國之路。

　　1959年，法國宣布接受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自決，由此開始告別殖民主義；

　　1963年，法國和聯邦德國簽訂《法德友好條約》，從此與宿敵德國和解；

　　1964年，法國與新中國建交，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

　　1966年，法國宣布退出北約軍事組織，並限令美國在一年內撤除在法國領土上的駐軍和基地。

　　堅持獨立外交政策的法國，成為世界格局的制衡力量。

　　採訪：法國戴高樂基金會主席 伊夫·蓋納

　　我想戴高樂將軍對於各種政治體制是尊重的。……一個國家的體制應該適合那個國家和人民的情況。英國人的民主和法國人的民主是不同的，法國人和意大利人的民主也是不同的。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向世界發出了不可忽視的聲音。國家發展的獨立自主，國與國之間互相尊重、和平共處，是自由和平等的原則在國際事務中的實踐途徑。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戴高樂實現了他心目中的偉大和光榮。直到今天，法國依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着重要的影響力。

　　也正是這樣的一個法國，開始接近大革命提出的理想。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努力，它逐漸找到了一條通過踐行啟蒙思想的原則而成就大國地位的發展道路。

　　先賢祠，被稱為法蘭西思想和精神的聖地。從大革命爆發兩年後的1791年起，這裡成為了供奉法國偉人的地方。

　　兩百多年來先後安葬在先賢祠的72人中，有思想家、作家、藝術家、科學家，其中僅有11人是政治家。是否能安葬於先賢祠，必須經過國民議會討論，並由總統最終簽署命令。

　　2002年，對於大仲馬是否應該被安葬在先賢祠一事，法國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他只是一位通俗作家，而先賢祠中供奉的都是代表法蘭西精神的偉人。希拉克總統說：“這是我們國家的大事”。最後，國民議會討論通過，大仲馬成為第72位安葬於先賢祠的人。

　　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

　　他們用筆譜寫了法蘭西的歷史，並為它打上了印記，他們以激情和天才，捍衛了自由、平等、博愛，捍衛了共和國，他們是文化的火槍手。

　　這就是法國，對思想與文化的尊崇早已浸潤了人們的靈魂。

　　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愛，這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也許這是永遠無法完全實現的願望，但是人們可以在無盡的歲月中無限地接近它。

　　正是在這一追尋理想的過程中，法國以它卓爾不群的氣質走出了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