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大女附中在文革期間改名為“北京第150中學”，以示與其他中學一律平等。到我們入學時，女附中已經改為男女合校。學校名稱雖然改了，校舍和師資並不會改變。師大女附中當年集合了一群中國最優秀的中學教師，是他們讓我獲益終生。以我目前的日常生活，本來尚無閒暇從容憶舊，之所以要寫下這個系列，實在是因為，斯人斯事讓我難以忘懷。

之四：劉超塵老師 

　　我相信，我的同學們人人都數的出幾位難忘的老師，而在幾乎所有人的名單上都會出現的，必定有劉超塵老師。他太帥了，太才華出眾了，課上的太吸引人了，而且偏偏是他，因為患病而早逝於英年，讓人痛惜無比。

　　劉老師到了高中才開始教我們語文課，但還在初中的時候，我就對他很有印象。

　　那時候，在教育部工作的父母去了幹校，帶走了上小學的弟弟。他們不想耽誤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師大女附中的學業，就把我一個人留在了北京。而我們賴以吃飯的教育部食堂，大多數人員也已下放，在一段時間裡，顧不上給家屬做飯，我就在附近一家叫做“好省食堂”的包了伙。好省食堂坐落在我們上學那條街的路口，於是每天早飯時分，我便可以看到上班的上學的各色人們來去匆匆。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臉肅穆的劉老師，穿着藍色中山裝，抱着用粉色綢子小被包裹着的一個小娃娃，目不邪視地一步一步從食堂窗前走過去——想必是在上課之前，他要把這個還在襁褓中的嬰兒送到哪個人家去幫他照看一天，那時管這種私人日托帶孩子的方式叫着“托出去”。我當時雖然年少，卻也知道雙職工人家即要上班又要忙帶孩子的辛苦，劉老師永遠不變的表情和步伐，常讓我感到一種老大不忍。

　　後來看到諶容的《人到中年》時，我馬上便想：這說的不就是我們劉老師麼？

　　在升到高中二年級，得知劉老師是我們班主任的時候，饒是在初中的三年裡已經習慣了各科好老師，我還是激動了好一陣。在戰後嬰兒潮一代中，我們這一年齡段的人數更是一個高潮，全年級共有14個班，而我們班何其幸運之幸運啊。我聽說劉老師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怪不得啦，他講的語文課，往往將全班的男生女生統統傾倒。
　　印象最深不過的，是1975年春天，我們年級到北京郊區順義縣“植樹造林”一個月。那次我們都住在當地村中的各位老鄉家裡，自備伙房，白天出去種樹，晚上休息娛樂。北京郊區初春的景色是黃土為主，間有黃芽嫩枝，原本平淡無奇。然而，有廣闊的天地，有最棒的語文老師，有被撒出校門的風華少年，天時地利人和，便激發了不少人的詩興。很多平時不顯山不露水的同學，那一次都寫出了相當精彩的詩句。劉老師率眾辦了一份油印刊物，每天把大家的詩句打印下來，供全體同學欣賞，並親自寫了刊首語，說是“昔日詩壇門外漢，如今都是小詩人！” 詩壇啦，門外漢啦，在習慣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語境裡，特別讓人感到新奇和振奮，大家的詩作益發地讓人驚喜交並，目不暇接。

　　我形象思維特差，從小到大都毫無詩意，即使在那種群情高漲的情況下，也沒能寫出任何詩句。不過那一次，我也得到了劉老師的表揚：返回學校後，照例是要寫一篇作文的，《植樹期間最難忘的一件事》。而我的這件事，是我們去挑水的時候把人家老鄉的水桶掉井裡了！急得發昏之間，來了一個女老鄉，單槍匹馬，安安靜靜，兩下子就把我們一群女生嘰嘰喳喳束手無策的落桶給撈了上來——原來這撈桶，也是老鄉們常見的專業活計。對她無比的感激之餘，我便寫下了整個經過。

　　這篇作文被劉老師當作範文在全班宣講。我寫道：我們幾個女生收工後，挑起水桶，“磕磕碰碰地朝井台擁去”……只見那水桶頓了一下，“便無聲無息地沉了下去”。劉老師邊念邊對大家說，“想想她們組那幾個女生都是小個子，所以這個‘磕磕碰碰’用得很形象”。在我的作文本上，劉老師在“磕磕碰碰”和“無聲無息”幾個字下邊都劃了兩道紅槓，以示讚許，並且還用紅筆圈出了那個“擁”字，批語說，這個字“用得好！”沒錯，該用哪個字，我當時的確是琢磨了一番的，因為劉老師教過我們，一個動詞，如果用得準確便可以讓整個句子達到不凡的效果，所以值得反覆推敲。而“推敲”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呢？古時苦吟派詩人賈島，作詩時不惜耗費心血，曾反覆地琢磨：是“僧推月下門”呢，還是“僧敲月下門”？方成一首千古佳句。我得“推敲”出一個字，把我們幾位全體出動去挑一擔水的興師動眾體現出來。最後，我“推敲”出這個“擁”字，自覺再沒有比這個字更準確的了。

　　……

　　我沒能學醫，無力挽救劉老師的生命，唯一能做的，便是一輩子不忘他的教誨。當初沒有料到自己的後半生將會使用另外一種語言謀生，然而，用中文寫作和閱讀，至今都是我永遠拿得出時間來做的兩件事情。唯此方能報答我的語文老師們於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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