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學術界有個很時髦的名詞，叫做“民國范兒”。大概意思就是說，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盪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師輩出、精英湧現，一個個都有着獨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氣質，把這些民國時代的節操和風骨歸納起來，就是所謂的“民國范兒”。 總之，從清朝上溯整個中國古代的那種士子之氣，那股“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於民國時代的教育界和學術界猶有遺風。可惜隨着眼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國的大學裡，已經幾乎沒有那種清高不凡的氛圍了。所以，過去那些充滿古典中華士人風骨，又結合了近代西方進步思想的“民國范兒”，實在是我輩信仰空虛的現代人，應當仰慕和借鑑的經典對象! 嗯，這番論述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一點，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時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梁啓超……雖然確實是名聲如雷貫耳，令人高山仰止，肅然起敬，可他們基本上都是搞社會科學的文化人，學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學、外語、歷史、哲學、藝術之類，卻很難找到什麼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們比較熟悉的老一輩科學家，例如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等等，幾乎都是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為國內沒有培養和扶持優秀科學家的條件，在民國時期也看不出什麼很特別的“范兒”——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軍閥時代的教授待遇之優厚，大學經費之充足，難道就蓋不起一個實驗室嗎?要知道，20世紀早期的科學研究，其所需經費還遠沒有後來那麼龐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在民國前期，北洋軍閥統治時代的中國各所大學裡，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極度不平衡——學習文法藝術的文科生獨占鰲頭，竟然達到了學生總數的90%以上!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大學裡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卻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啥人，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當年北京的那些大學裡，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還是文科!除了醫學和外語之外，如果你還要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了。而且在學成之後，也很難歸國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舊中國的工業實在是太落後，海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簡直是毫無用武之地。 總之，在民國前期的大學裡，理科的情況真是叫做一個悲劇!據說就連學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學工程技術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後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當時的教學內容居然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曾超過100人! 上帝啊，民國時代的舊中國，明明最缺的就是現代化工農業，最落後的就是現代科學技術，但卻偏偏只培養了這麼少的一點兒理科大學生，其中很多最優秀的人才還要移民出國，對一個好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有啥用啊!民國的工業要能發展得起來，那才是有鬼了! 那麼，民國時代的大學教育，為什麼會辦得如此不科學?明明國家在工業和科技上全面落後，急需建設現代化產業的科學技術人才。可是在大學裡卻把經費向文科極度傾斜，反而對理工科毫不重視? 民國的大學教育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誕的狀況，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實上，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後，民主與科學的觀念，已經在中國的知識界深入人心，社會上一直都在強烈要求發展實用科學，培養實用人才。 但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人才匱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學只要有圖書館和教室，再湊齊了教師即可招生開辦。理工科大學卻必須購置大量昂貴的教學儀器設備(國內基本不能生產，進口則需要天價)、教育經費要求更高，教師的聘請也極度困難。 因此，在當時想要辦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綜合性大學，實在是難上加難。於是，很多辦學者不得不降低大學設置標準，先把耗資較少的文科學院創辦起來。 上面說了在中國興辦理工科大學的客觀困難，而另一個最關鍵的因素，則是由於主觀方面的不重視。 ——在傳統上，中國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國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們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一定要做個類比的話，基本相當於如今的黨校。因此自然會更注重於政治、法律、財政乃至於傳統禮儀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語、國際政治和世界歷史之類的“新式”內容進去，就已經算是符合時代潮流了。 而當時的學生們之所以要去讀大學，大部分人的最終目標也跟過去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類似，就是為了當官——所以自然要學法律和行政，沒有多少人願意去學習跟仕途無關的理科。 至於西方人在中國開辦的大學，最初的目標是培養一批親近西方的中國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國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幾千名大學生，從英美教會和民間教育機構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畢業，然後進入政府或工商業領域就業，而他們的政治觀點自然普遍傾向於親美、親英。為了適應這一需求，這些學校的課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學為主——前者用於滲透上層建築，後者則向底層民眾傳播影響力——最多再辦一些醫科課程，卻並不怎麼願意為中國培養出工業和科技人才，從而為自己本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製造競爭對手。 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國，或許是因為德國人的心眼兒比較實，在割占了青島之後，於1909年開辦了一所當時亞洲第一的理工學院——德華大學。並且以德國式的嚴謹，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當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可惜這所學校僅僅辦了5年時間，就隨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島，而從此灰飛煙滅了。 外國人在中國的辦學，有着各自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民國初年那些主持大學教育的中國人，儘管在一輪又一輪西方堅船利炮的猛轟之下，已經明白了西方科學的重要性。但出於傳統士大夫的理念，對這些“奇技淫巧”仍然多少有些牴觸，不怎麼願意把它們放進相當於“國子監”的大學校園之中。 例如民國時代的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在早期就認為大學不應該開辦理科，只要有文科、醫科和藝術類的內容就已經足夠。至於理工之類的科學技術人才培養工作，則應當由專科職業學校來承擔。 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全錯，畢竟近代的德國就曾經這麼搞過(後來改了)。但問題是，當時北洋政府撥下來的非常有限的一點教育經費，幾乎都給了諸位耍筆桿子的大師們去鑽研傳統國學，順便教導諸位未來的官老爺們各種傳統文化，實在是沒錢再辦各類理科的專科職業學校了 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裡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是因為他們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是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裡，依然延續着過去清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京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才行。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時代，那些讀書人，尤其是身具功名的士子們，就和民國年間的大學生一樣，經常做一些集體請願或者集體抗議的事情，甚至還有罵皇帝的，很類似現代西方國家的示威遊行。例如康有為這位廣東舉人，就在甲午戰爭期間搞過“公車上書”，一度拉起了上千名進京趕考的舉子共同行動。 而對待這些未來的官僚成員生力軍，不管是再怎麼專Z腐朽的朝廷，也都總是表現得異常的寬容，一般都會派出重臣耐心勸解，最多就是懲處幾個帶頭的人，幾乎從來沒有過查封國子監，把師生盡數下獄的瘋狂舉動——因為這些人就是未來的朝廷官員，如果過分地得罪了，豈不是就要擔心在日後被秋後算賬? 相反，要是鬧事者並非身份特殊的士人，而是一般草民……那麼通常就是血腥鎮壓沒商量了! 於是，就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歲月之中，面對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業，這些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卻心安理得地揮霍着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着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同時對落後愚昧的國民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梁……這究竟應該說他們是沒良心呢?還是說他們沒頭腦? 有人看到了這種現象的荒誕，比如說魯迅;有人卻認為這才是知識分子應當享受的待遇，例如說胡適。 在過去，我們認為魯迅是對的。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適的理論。 大家在這裡不妨設想一下，假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期，我黨不肯花錢搞現代化建設，構築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識地組織了大批國學宗師和考古學家，去搞“夏商周斷代工程”，號稱要以此來提高民族榮譽感……不知老百姓會怎麼想?恐怕只會大罵政府昏了頭本末倒置吧! 所以說，北洋政府投入僅有的經費，養了一群窩在大學象牙塔里的“國學大師”和“留洋高材生”，卻無視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領域……這樣只重視“貴族教育”的“民國范兒”，難道就很好? 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譁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儘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范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後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述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墮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范兒”的傢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盪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後，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麼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麼小清新，搞什麼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我該說這是冷艷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麼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後主那曲哀婉的《後庭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於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麼“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麼民國風和民國范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方式”，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並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麼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於胡適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范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裡，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麼擅長搖筆桿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 讀書不可忽視的問題是作者的偏見， 不要說小說不能算歷史， 就是真的歷史也是被春秋筆法修飾過的， 即便拿錄像機紀錄， 也只能是鏡頭所及的範圍， 釋迦牟尼為啥只能看到生老病死就是人間最大的苦難， 而看不到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老不了的真正人間苦難， 因為他是王子， 修煉他的佛法必須跨國柴米油鹽的門檻之後。 民國為啥盛產大師？ 今天文人筆下的民國為啥象天堂？ 因為筆是掌握在范兒手裡， 他們紀錄的是范兒們的真實感受。 在他們目光觸及的範圍內民國就是一個充滿小資情調的民國時代樂園——教會學校出身的賢淑小姐、出國留洋的文雅少爺、主僕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寬厚的豪門太太、持重仁愛的鄉下老爺、愛國愛民的商會老闆……總之思想是進步的，戀愛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閒的，情調是小資的，求愛是浪漫的，官府還算是勉強過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禮的，還有各式各樣的舞會、酒會、書畫比賽、文娛活動、慈善活動，感覺完全是一個文明進步的摩登社會! 不僅如此，就連政教合一的西藏，逃往西藏女作家的回憶也是幼時生活富足，精神生活崇高淳樸，喇嘛們是何等的聖潔無私，奴隸主們是多麼的溫和仁慈，貴族少爺們是如何的英俊瀟灑，有情有義。 至於為啥民國盛產大師的根源無外乎以下原因 工資待遇奇高。剛開始工作的胡適教授工資月工資240塊大洋，粗略估算相當於現在9600元人民幣，在烽火四起、餓殍遍地的民國年代要算富豪了。 但同一時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陳獨秀的月薪400塊，也就是超級富豪。 知識分子相對優越感強， 也就是說貧富差距大。 同一個時期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的工資是每月8元，雖然這個工資水平拿到湖南老家可以算是高工資了， 可是比陳獨秀的工資卻低了50倍。 毛澤東的工資拿到今天相當於每月320元人民幣， 雖然在北京買米總是夠吃的， 但是買房確實別想。 而陳獨秀的工資相當於今天的16000，可以僱傭20個僕人，買倆四合院， 還有餘錢買古玩字畫。 當然不能雇用今天的保姆， 工資太高而且脾氣又大。 生活有保障， 教授工資從來不拖欠，連魯迅這種刺頭工資也不敢拖欠，只能偷偷騷擾， 原因簡單， 梁漱溟不是說了嗎， “別人懷寶劍， 我有筆如刀”， 文人都說官員預備隊， 敢得罪老師還怕得罪學生。 土包子假裝斯文， 請人寫一幅“肥豬滿圈”的春聯掛窗戶上雖說誇張， 但是軍閥張作霖月薪10000塊大洋請教授可是真的。 當大師容易， 民國的大師基本上都是搖筆桿子的， 沒有墨水弄點鍋底灰也成。 拋開珠算不學， 花上5年時間只要不是弱智總能之乎者也， 再花5年翻歷史就能弄出滿腦袋的厚黑治國學， 足以把民國治理的軍閥混戰了。 當然，窮人家子弟應該沒有十年時間去之乎者也，所以大師們多少都有些祖上陰德。 入門容易，收入穩定又受尊敬， 民國時代當然會盛產“大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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