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多黨制是一個表面現象，因為西方政黨根本不可能控制國民經濟命脈行業，所以不管哪個黨上台，都是背後資本家推出來的傀儡， 因為所謂執政黨無法用任何機制對國民經濟進行長期的有效的計劃，一旦不符合資本家財團寡頭的利益，資本家略施手段就可以讓政府垮台， 嚴重的時候可以殺掉政治家。西方國家的真正執政黨，是超級財團家族利益聯合體，他們通過幕後用金錢運作，控制一切，控制政黨政客在舞台上表演欺騙選民。而一黨領導， 多黨協商的中國制度可以保證把黨派黨同伐異的爭鬥限制在合理範圍之內， 從而避免大規模的政治經濟動盪。 蔣介石民國時代從議會揪頭髮抓臉，到軍閥混戰引來外敵入侵，血的教訓記憶猶新。 今天烏克蘭民不聊生，泰國亂像叢生， 印度饑寒交迫土匪遍地，強姦流行更時時刻刻提醒我們毛澤東那一代人的英明偉大，遠見卓識。

“一黨領導，多黨協商制度”的確是今天世界上最優秀的政治經濟制度，執政黨可以通過對國家命脈行業的壟斷控制，制定長期有效合理的發展計劃，一直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避免大動盪和大衰退。但是，一黨制只適合於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經濟體制條件下，因為私有制下一黨專政的結果就是執政者當權的時候會把行政權力置換成資本權利， 因為行政權力是臨時的，受到監督的，是不能合法傳承的， 而資本權利是永久的，事絕對的，不受監督的，可以用生殖器分配的。這就是官僚必然要搞私有制的原因， 因為沒有私有制，貪污的財產也沒有用途。  當中國解決了吃穿住行的問題之後， 這個矛盾會更加突出。 

一個先進的制度能否落實還取決於百姓的智慧和領導人的無私。 遇到了台上破襖膠鞋雨傘，台下老婆老媽一同斂財的影帝破壞制度搞貪污，然後再把責任推給制度， 先進制度也會滋生出問題。 對於百姓來說要區分出什麼問題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什麼事情是因為制度沒有被落實造成的。 如果管家拿鑰匙偷了家裡的財寶，而回頭把責任推給房子的圍牆不好，進而鼓動百姓把圍牆拆掉， 這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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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政治制度何以優於西方

中國模式的優異表現必然引發全球對其成功原因的研究，目前也算是百家爭鳴，呈一時之盛。從國民性的角度認為，中國勤勞、節儉，儲蓄率高，從而為投資積累和提供了巨大資本。從全球化的角度又認為，中國具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是人口紅利效應，因此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得以成功實施，並成為全球化最大的贏家。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認為，中美在七十年代的關係改善，導致中國打開國門，吸引了大量的國外投資和抓住西方產業轉移的機會，成為拉動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從比較經濟的角度講，認為中國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有的研究者更細緻於具體的經濟、社會措施，如認為國有土地有償出讓是中國奇蹟的根源，計劃生育政策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

　　應該說，這些研究都一定程度的說明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迴避了政治制度因素----如果不是決定性也是----最重要的作用。

　　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兩岸政治比較的視野下，就會發現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黨制，這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真正原因。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一在於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台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麼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麼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採取對富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採取對富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台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 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益， 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麼，儘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 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法、中德關係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台灣的民進黨上台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台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象。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二在於高效率，對出現的挑戰和機遇能夠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特別是在應對突發災難事件時。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國高速有效的動員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里之遙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法國、美國等國就是應對本身發生的突發事件時，都相當混亂和低效。2003年法國發生酷暑、 2005年美國遇到卡特琳娜颶風襲擊，就是如此。在災害極其嚴重的時刻，法國總統希拉克繼續度假，直至假期結束。而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萬人死亡！小布什總統則是三天之後才終止度假，去指揮救災。而災區早已成為人間地獄，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災，以至他們嘆息寧願選擇前往伊拉克！去年， 一場颱風同時襲擊兩岸，大陸可以迅速疏散一百萬人，台灣卻應對無力，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蹤的慘劇。

　　低效率一向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布不參加2010年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麼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 “頑固的黨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裡，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然而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危機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製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 和影響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三在於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時期內可以有效遏制腐敗的泛濫。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黨制能夠有效遏制腐敗的結論？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社會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 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其次，中國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 總部在德的透明國際2008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羅斯147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第三，任何形式的權錢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儘管合法， 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係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一黨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占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像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與海地為伍的還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國一手扶持的民主國家。而且在相近的情況下，越民主越腐敗。古巴和朝鮮雖然也不是發達國家，但廉潔程度遠遠超過上述民主國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四在於這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想當然，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着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台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最近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了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 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麼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麼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麼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脫不了干係。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麼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製造了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高達500億美元 （近3500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麼，當颱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台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台灣，除了台北和台中，各縣市都巨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儘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咨文中有着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着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着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麼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責中國是黨政一體，另一方面又認為執政黨不受制約，但同時又承認中國出台的許多法律都是對行政權力進行約束的。既然是黨政一體，對“政”的制約難道就不是對“黨”的制約嗎？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五在於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費。中國政治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須要有足夠的基層歷煉，可以說能力是最主要的標準。但在民主社會中，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伊斯蘭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種族（黑人、白 人）、形象（如馬英九）、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僅僅做過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這在中國可能嗎？

　　此外，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閒置八年。

　　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麼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麼無人才可選。這就是為什麼民主國家往往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至少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如果放眼兩岸，其對比更是鮮明。

　 　中國的一黨制優勢之六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台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台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 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着傳統罩袍。儘管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五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但從去年起，每人要交納三十至七十五歐元不等的費用。但卻沒有徵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着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試點農村退休保障。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麼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麼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隨着中國一步步的成功，制度性原因也越來越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的焦點。 2009年年底，聖誕節前夜，法國時事周刊《視點》以八十頁的規模推出中國特刊，其最突出的特點是沒有西方價值觀說教，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對於中國的成功，則通過對漢學家Cyrille J.D JAVARY先生的採訪，做如是說：“中國兩千多年來，被單一政黨領導。以前中國的領導階層是文人儒臣，現在是中國共產黨。在古代中國的國家科舉制度，選拔了當年國家的最優秀人才，並通過一系列嚴格的遴選、任命制度，為國家選備人才。今日中國，要加入共產黨並不容易，候選者要經過被深入調查表現和多年預備期考評。對“共產黨”一詞的理解也頗有新意：“共”代表“共同的，給所有人的”，“產”字，表示“產能，或者‘生產方式’”，“黨”字，代表“政黨”。在 1921年創立共產黨的時候，就將它定義為：“為全民謀求共同生產方式”的政黨。今天，我們甚至也可以理解為，“領導中國為全世界生產產品的”政黨。

　 　此外，2010年1月29號《紐約時報》文章發表卡特琳·本霍爾德的文章《隨着中國崛起，與西方經濟衝突也在增多》。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中國缺乏‘民主’是一個優勢，讓它可以做出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香港第一東方投資集團董事長諸立力說：‘民主政體面臨更大的挑戰，因為它每天都要面臨公眾的壓力，每隔一段時間要愛接受民意調查的檢驗。中國很幸運，可以作出長期的戰略決策，然後將這些決策付諸實施。’”。什麼是 “不得人心但必不可少的變革？”比如計劃生育。另一個人口大國印度，幾次推動計劃生育都以失敗而告終，因為百姓會用選票把這樣負責任的政黨選下來。

　　來自德國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德國埃森高級人文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認為“中國之所以發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為其脫離了威權主義的統治，相反，而是由於這種威權主義統治所帶來的。”

　　不管他們使用什麼語言，從什麼意識形態出發，都認識到了中國的一黨制才是中國成功的真正原因。當然，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民族和文化的不同，有些看法仍然是隔靴搔癢。至少在我看來，中國一黨制的成功，還在於做到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

　　其實不管什麼制度形式，從政治本身上來講就兩種。一是政治基本上處於獨立狀態。二是政治處於非獨立狀態。無論東西方，政治都是長期居有獨立性地位的。西方政治失去獨立地位的原因一是資本崛起，一是普選的產生。前者令政治受制於財團，後者受制於選民大眾。

　 　雖然隨着人類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緻，專業化程度越來越強。政治這一行業也不例外。但在民主制度中，由於必須有選舉，而選舉上受財團的影響，下受大眾的制約，從而導致政治本身失去了獨立性。其後果就是社會的完全福利化（大眾的需求）和經濟危機化（財團瘋狂追求利潤必然的後果），然後經濟危機和福利制度又相輔相成，共同扼殺民主政治的生機。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處於獨立狀態的。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 輕）、“天命”理論（西方是三權分立和制衡）。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

　　清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沒有改變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和傳統。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資本力量開始崛起，其影響力日增。但仍受政治權力的最終制約。

　 　正是由於中國政治的獨立性和中立性，不被某些利益集團所左右，才能充當中立的決策者和裁判者，也才能制訂國家的長遠發展規劃，而不是進行短期的財富分配。如果中國採取西方的制度，2萬多億外匯儲備將很快被各政黨競相許諾、揮霍一空。當然中國的一黨制也與其它國家的一黨制有所不同。這既有民族傳統的“民本思想”的影響，也有歷史上，中共本身就是源自工農的政黨。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前無古人的創造，最終會形成什麼模式，現在很難下定論。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彙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中國顯然正在開創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