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重灾区， 河南信阳地区是建国后有公开纪录的饿死人的地区，因为信阳饥荒， 河南一大批干部被处罚， 河南省长吴芝葡在文革中被批斗反复交待共产浮夸之罪， 被迫害致死， 1979年邓小平复出之后为吴芝葡平反，并且补开追悼会。

但是， 河南确实曾经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1955年第一期《人民画报》，河南省安阳县郭王度村，位于郑州市北郊。村里80%的农户都参加了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全村收成比1953年提高四分之一，不仅还清了向政府借贷的一亿元贷款，还提存了五千万元公积金，社员留社的再生产基金有两亿元。在信用社存款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的三分之一。照片为村里新落成的拖拉机站。【农业集体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打破了中国千年以来的小农耕作模式，实际使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化，农民成为“农业工人”。

1954年进行农业合作社化后，全国在基层农村，配套成立区县种子站、乡镇农技站（农业科技推广站）、农机站（农业机械维修站）、农资站（农业物资销售站）、畜牧兽医站、粮管所（收购公粮）、粮油站（粮油供应站）。农村发动群众力量修建中小型水库、河塘沟渠、排灌设施。1958年后，随着全国各县市大规模建设小型化肥厂、纺织厂、酿酒厂，乡镇建设小型轧花厂、榨油厂、农机厂、砖瓦厂、粮食加工厂，使得全国农业生产力得到释放，实现县域工农业经济循环。中国粮食产量由1952年的16391.5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476.5万吨，实现翻倍。

可以对比的是，1978年印度的粮食产量（15584万吨），甚至还不如中国在1952年的粮食产量，这就是小农经济的结果。1978年之后，随着走资派复辟，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集体经济迅速衰败，县域工业经济破产，大量农村人口涌入沿海城市打工。遗留下来的乡镇集体企业，交给私人承包，成为一批“乡镇企业家”发家暴富的第一桶金。

改开三十年后，以率先进行“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的安徽小岗村，依然在靠国家救济。而坚持走农村集体经济道路的江苏华西村，成就有目共睹。河南漯河南街村，在包产到户后再次集体化，1986年村办企业产值达到320万元，1991年成为亿元村，1999年达到14.2亿元。他们当年都是顶着政治压力走集体经济道路的。

毛泽东时代闻名全国的山西昔阳大寨村，在包产到户后，集体经济被掏空。1991年郭凤莲回到大寨村任书记，重新发展集体经济，情况远好于安徽小岗村。郭王度村在改开后同样陷入衰败，2006年的调研材料显示，该村集体经济欠帐达140余万元。事实上， 当今中国经济百强村，大都拥有强大的集体企业，经营得好坏，主要看村级领导层的责任心，搞不好就成了家族企业。农村出问题，主要就出在基层干部身上。私心作祟，祸国殃民，国企衰败亦是如此。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鼓励农村发展农民合作社。

需要说明的是刘少奇早期反对合作社， 辩论中高岗支持合作化， 但是刘抓住高岗违反组织原则为借口把高岗挑下马， 高岗忿而自杀。 当无法阻挡合作化进程的时候， 刘少奇转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带领手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 最终造成信阳惨案饥荒。 60年代刘少奇利用国家主席身份分田到户， 恰逢干旱洪水，单干农民无法抵御天灾，造成全国大面积减产（曾希圣检讨).  当然，最终实现分田到户，完成复辟制造官员先富的任务的是邓小平。 少奇家人受益并不大。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一九六0年十一月三日)

郑州会议是1959年3月初召开的，会议形成决议，会议同意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确立了县社队三级独立核算，按劳分配原则。 但是因为官僚抵制还是出现抢夺农民粮食饿死人的信仰灾难。 毛泽东在1961年以中央名义发出紧急通知， 要求反复宣传，反对共产浮夸瞎指挥， 再次宣讲三级核算，不准平调抢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