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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关于“广场悲剧”（死难的人们请原谅我这样一个说法）的事实真相一点点的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些真正的罪人们的表演也进一步的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本性。
一些朋友劝我少说这些了，我去年也说过不想再说这些了。可看看这些人一再的利用各种机会跳出来制造舆论、扰乱视听，还是忍不住要说我的看法。也许是因为那么多学生无辜的丧失了生命，至今也没一个说法，义愤难平吧？！算我食言了。
1.那是一次动机不纯的伪民主运动。
我所指的不是那些单纯的学生，是指组织、操纵那场运动发展的各种社会势力。
说这样的话，好像我是个很残酷的人，估计很多人又要大声骂我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让我们回头看看当年的情景。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原来中国的民生基础水平太低，民生基本商品物资供需缺口巨大。随着农村经济的搞活，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工业逐渐松绑，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各种民生物资还是供不应求，引发非常快速的通胀。人们首先看到感觉到的就是农民工人的收入飞速的增长。农村里到处冒出来“万元户 ”，工人的加班费、奖金、各种福利商品、甚至说不出名堂的各种收入收到手软。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很多应该配套的政策和管理措施跟不上，旧的已经不再适用的体制也来不及改造。这时候，负面的状况逐渐显现了。
一是，国家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叫公务员）和技术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明显滞后。不是说嘛，造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开刀的不如杀猪的。我本人就在其 中。86年前后，当时一个效益不错的工厂，普通的工人的年收入都会在2、3万以上了，我一个心脏内科医生的收入才124*12=1488元人民币。加上夜 班费和其他七七八八的费也3千左右。当时的物价飞涨，我随已经成家，但不用养家，多数是自己在医院吃饭堂，光吃福利饭堂就月月光了。别看当时我西装革履 的，都是家里在贴补我体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呵呵。
二是由于当时还实行经济计划双轨制，社会生产物资奇缺，很多自由流通的物质远远供不应求，人们就开始打计划物资的主意了。人们通过拉关系、走后门，用尽各 种手段设法弄到计划物资。当时大家还是知道行贿受贿是犯法的，轻易不敢明目张胆的干。但政府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僚作风相当严重。开始是找熟人朋友的关系，请 客吃饭、利益互换、甚至送烟送酒送生活用品，一路打通各个关节，直到这些物资的实权管理者。开始时常常是多说几句好话就能办成事情了，后来官员的欲望开始 逐渐膨胀，不收好处就不办事，一路发展到公开索贿。行贿者后来发明出各种手段诱惑有权势的人群。在香烟里装人民币、在茶叶里装珠宝首饰、请人打麻将故意输 钱，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正常生产生意是这样运作，违法犯罪的行为也是这样运作，包括偷漏税、走私、开设赌场妓院。当时竟然发展到几乎无官不贪了。我88年 的时候说的，把中国所有科级以上的机关干部全部拉出去枪毙，大概只有5%会是冤枉了的。当时的刑罚量刑标准好像是犯罪涉及金额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就算 是重大经济犯罪了。腐败行为愈演愈烈，在全社会蔓延。当然，那时候的行贿索贿规模对目前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如今的腐败现状留待以后有机会在说，这里 不多谈了），
当时的一般干部和基层群众的收入差别还不是特别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倒”。手握权力的人们在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民众开始分化。群众不满 干部拿钱多，小官不满大官贪得多。普通知识分子怨言最大，既没有特权可以换取收益，也没有能像工人农民那样多劳多得，加上物价飞涨。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 国的知识分子想当然的认为，就应该比工人农民收入高。因为自己是社会精英嘛，自然是对社会贡献最大者。
这个时期，执政党内的一些“自由派”开始发出一些主张言论自由、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号。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开始向政府和当权者发难，开始批判政府和现实， 要求言论自由。86年，一些知识分子，借纪念自由主义政治家胡耀邦，要求“反腐败、反官倒、要言论自由”。运动触及了政权利益集团，引发压制就是必然的 了。同时也暴露出，在执政党内部的所谓”民主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这种党内的争斗，通过各种渠道在社会上发酵，逐渐的白热化公开化。实际上就是党内一些人 在操纵社会力量加入自己的夺权势力，增加自己的博弈筹码。
终于，在89年，这场执政党内的权利肉搏以那场学生发起的以“反腐败、要自由”为诉求的运动的形式暴露在全社会的眼前。实质上就是，执政党内的“自由派” 要掌握国家控制权，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不够，想借社会力量一把。当时的官民对话的拖延，直至最后的惨剧发生都有政治博弈的影子，结果最后夺权失败，还 搭上了几百条无辜的人民生命。这些用学生生命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筹码的政治家是邪恶的。应该对惨剧的结果负责。我不管你的回忆录、电话录音里的都用过什么闪 亮的辞藻。当然，责任者还要包括那些利用那场运动起哄，企图扰乱社会以达到各种个人和集团利益的人们。
我所说的是这场学生运动的动机不纯，还源于另一个质疑，那就是，在如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问题异常突出，我真还没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为广大农民、工人、城市 居民的基本权益抗争而发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们质疑中国知识分子发动抗争运动的动机吗？！社会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最广大的民众利益为己任的啊？！所谓争取“民主人权”，应该是立足于为最广大的民众争取最大生存空间、维护和保障最广大的民众利益权力才对啊？！医疗、教育、腐败行为对于广大 底层人民的直接伤害那么大，怎么就没有人站出来发起一场像样的抗争呢？难道他们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就只是自己可以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不顾法纪胡作 非为的自由和权利啊？
我找个事实来说话吧。看看当时学运指挥部提出的对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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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正式的学运开始当天）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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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看到一条为工人农民和普通群众基本生存权利的争取。这充其量就是一场争取知识分子经济待遇和言论自由的斗争。同时，我也没看到他们在这场斗争过程中有争取普通群众权 利的要求。也许民运领袖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里不包括基层人民。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精英，政府得首先要求保障他们的权利。这样的一场运动，能称得上 是中国民主人权进步运动吗？请反对者最好给一个合理的辩解。
我曾经说过，任何形式的制度都具有约束机制，但都无法杜绝腐败，因为腐败源于良知的缺失以及对法律、道德的蔑视，有多高的篱笆也挡不住冒死翻越的人。把腐 败归咎于体 制，实际是在掩饰腐败的动因。与体制没有因果关系。更有一种现象是，高喊反腐败的动力竟然是来自分赃不均。一国一地，腐败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这个地区的民众整体道德水平 及对法律的敬畏程度成反比的，和这个地区民众对腐败现象的迎合和纵容有关。如果大家都不敢犯法、大家都不敢行贿索贿、大家都发现腐败就马上举报，这个地区 一定会杜绝腐败现象。
中国的腐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腐败，反腐败运动就只是小贪反抗大贪的问题。掌握社会资源权力的都是知识分子，开发实施行贿受贿的也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觉 得自己够聪明，能想出很多规避法律风险的办法。中国今天的腐败环境就是这些高喊反腐败的知识分子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对腐败的迎合和纵容造成的。那场运动的失 败，没有广大农民工人的支持，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局部的工人介入只是为了那些孩子。否则，哪怕全部的军队开出去也无法控制。像当年的共产党斗争那样。
我始终无法释怀的质疑就是，这些民运领袖们明明那么振振有词的高呼口号，为什么不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实施，而是一再的鼓动民众，自己却远远躲在肯定会被打 击、镇压的风险之外？更有恬不知耻者还出什么“逃跑记”，是不是说那些被他们鼓动而最后永远留在广场的学生都是傻子，只有自己是聪明人啊？！和这些人比 较，我觉得“范跑跑”相对比较伟大。起码“范跑跑”没有故意害人性命。
再论二十年前那场灾难（二）究竟谁该为那场灾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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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蓑笠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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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09-05-28 16:5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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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iaoz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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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09-05-28 13:0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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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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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09-05-28 05:4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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