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晓

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的某个展厅角落，一幅看似平淡却极为独特的油画悄然伫立。画中之人端坐中央，身着素净蓝袍，头戴清代红顶官帽，凝视前方，神情安静而庄重。画框下的标签用两行文字介绍此人：“康熙皇帝，1700–1704年之间的肖像”，画家为意大利人乔万尼·盖拉尔迪尼（Giovanni Gherardini，1655–约1729）。这是乌菲兹馆藏中唯一一位中国皇帝的画像——也是全欧洲为数极少的清朝帝王肖像。

但若细读这幅画，它所传递的意义，远不止“异国风情”或“帝王权威”那般表面。

它是一个关于信仰的画面。

它是一个欧洲画家眼中的“信主的中国皇帝”之画像。

一、为什么是蓝袍？

中国的皇帝画像，理应是金龙盘绕、绣云缠身。清代帝王尤以黄袍、金饰、龙纹见尊荣，象征天命在我、万邦来朝。可这幅画中的康熙，却身着一袭蓝袍，衣襟平整，不见龙饰，也无象征帝权的宝座、玉带、权杖——甚至没有任何“皇帝”的标志。

为何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这是“天坛上的皇帝”。

在中国古代，皇帝每年冬至要亲自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大典”，代表天下万民向“皇天上帝”献祭、悔罪与祈求。那时，皇帝不能穿龙袍，必须换上蓝色“祭服”，谦卑自称“皇天上帝之臣”，宛如地上牧人站在至高神前。这种“脱下至尊身份”的仪式动作，在神学上与圣经所描绘的“君王的谦卑”高度契合。

因此，这幅“蓝袍康熙”的画像，很可能并非日常朝服肖像，而是传教士笔下那个“敬拜上帝的中国君王”的视觉再现。

二、传教士的镜头：康熙与“十字架的儿子”

17世纪末，康熙皇帝身边聚集了一批才华卓越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不仅参与修历、测天、绘图、造炮、铸器，也在宫中传递基督教义。如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皆在华深得重用。

更有记载表明，康熙并非对福音“感兴趣”而已。他曾写下一首名为《十架颂》的诗，内容如下：

功成十架血半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康熙帝还有一首题为“生命之宝”的诗，也是惊世之作。全诗如下： 天上宝日月星辰，地上宝五谷金银。 国需宝正直忠臣，家需宝孝子贤孙。 黄金白玉非为宝，只有生命一世闬。 百岁三万六千日，若无生命最可怜。 来时糊涂去时亡，空度人间梦一场。 口中吃尽百和味，身上穿成朝服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如何落在帝王家？ 世间最大为生死，白玉黄金也枉然。 淡饭清粥充一饥，锦衣那着几千年？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神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其中，诗中第四句令人震撼：康熙自称“神圣子”，盼望“儿子的名分”，这在基督信仰中是指“在基督里成为神儿女”的位分。康熙还宣告“天主教导人向善，与孔教无悖”，其对基督的评价是完全正面的。

这幅画，或许正是欧洲画坛对那“信主皇帝”最美的想象。

三、欧洲画家的信仰观看

意大利画家乔万尼·盖拉尔迪尼并未亲眼见过康熙。他的画作多以委托与听闻为基础创作。这幅《康熙皇帝画像》，不是宫廷写实，而是“福音视觉”下的构想：一位来自东方的皇帝，站在上帝面前，如圣徒般脱去权力、披上谦卑。他的凝视不是君临天下，而是仰望天主。

在西方画史中，这种“正面凝视、背景素淡、光线柔和”的画法，多用于描绘圣徒或受洗者。它强调的是“灵魂的神圣”，而非肉体的权势。

盖拉尔迪尼似乎也借这幅画在说：这位君王，不只是清朝的统治者，更是一位寻求真神之道的“信仰者”。

四、从蓝袍到永生：视觉神学的启示

在佛罗伦萨这座以艺术著称的城市里，一位中国皇帝静静地站立着。他没有龙椅，却有尊容；没有珠帘，却有光辉。他所穿的蓝袍，也许正象征着另一个国度——“不是属世界的国”，而是属天的国度。

他的身份，不仅是“万邦之主”，也可能是“神国之民”。

从龙袍到蓝袍，从至尊到臣仆，从王者到儿子——这场视觉上的“身份转换”，正是基督教所传讲的最大真理：每一个人，不论尊卑贵贱，都当在上帝面前，脱下骄傲，披上救恩。甚至连帝王也不例外。

如果这幅画能在乌菲兹馆中静默发声，它可能会这样说：

“康熙虽然是帝王，但他愿在十字架前，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渴望永生。”

而这不正是今日所有人灵魂所最深的渴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