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毛泽东

——一项关于极权统治、制度性暴力与中国民族灾难的历史审判

作者：杨纯华

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12月26日被塑造成一个庄严而神圣的纪念日——毛泽东诞辰。官媒反复播放《东方红》，将其描绘为“照亮中国人民的红太阳”。每到这一天，海外社交平台上也同步出现大量由中宣部大外宣系统推动的颂毛叙事，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维系这一政治神话。

然而，在这些被精心编排的纪念仪式背后，却掩埋着一个民族难以承受、却又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正是在毛泽东长达27年的极权统治时期，中国在没有外敌入侵、没有全面战争、没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正常死亡悲剧。

在每一个被颂歌与红旗覆盖的12月26日，所有仍保有基本历史感与道德感的人，都应当听见：数千万冤死者在地下涌动的、被强行压制的沉默哀声。

这一天，与其说是纪念，不如说更应成为反思与哀悼之日——哀悼那些在毛泽东时代被饥饿、迫害、批斗、劳改与枪决吞噬的无辜生命；

反思一个民族如何在系统性谎言、制度性暴力与全民恐惧中，被迫参与、被迫沉默、最终被迫遗忘。

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都不应回避一个清晰的结论：毛泽东是制造了系统性、制度性、持续性人道灾难的极权暴君，是应当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千古罪人。

一、以死亡为治理工具：毛泽东不断发动的政治屠杀机器

（一）无法粉饰的死亡清单：极权“治国账单”

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是一段政治运动高度常态化的时期。几乎没有任何一年，中国社会不处于某种形式的政治清洗、群众动员或暴力整肃之中。这些运动的累积结果，可以被视为毛泽东时代的“治国账单”，而其主要成本，正是中国人的生命。

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1949—1952）

在“消灭阶级敌人”的口号下，大量并无血债的地主、乡绅、富农及其家属被公开处决或迫害致死。学界普遍估计死亡人数达数百万。这不仅是肉体消灭，更是对中国乡村社会伦理结构与信任基础的彻底摧毁。

三反五反运动（1951—1952）

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为名，对城市工商阶层展开政治清洗。大量企业主被逼自杀，城市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逼供信”“无限检讨”成为制度化精神酷刑。

反右派斗争（1957）

官方公布约55万人被打成“右派”，但根据大量档案与研究，实际受迫害者约在500万以上。知识分子被送往劳改农场，家庭遭到连坐，个人命运被彻底摧毁。这一运动直接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理性基础与批判能力。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1958—1962）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策性饥荒。根据冯客、杨继绳等人的系统研究，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4500万。这并非自然灾害，而是在粮食产量尚可的情况下，由制度性谎报、强制征收与信息封锁共同制造的人为大饥荒。

“四清”运动（1963—1965）

据官方统计，三年内有77,560人被逼死，超过53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文革全面爆发奠定社会恐怖基础。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国家全面失序，红卫兵暴力横行，武斗遍及城乡。官方统计死亡约200万人，但多数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万至2000万之间。文化遗产与社会信任体系遭到不可逆破坏。

综合国内外学术研究，毛泽东时代因政治运动、饥荒与迫害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000万。这是一场发生在和平年代、由国家权力主导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

（二）国家暴力的日常化：恐惧如何渗入每一个家庭

仅以死亡数字作为讨论终点，是对极权暴力理解的严重不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量幸存者被系统性剥夺尊严：长期羞辱、强制劳动、公开批斗、人格摧毁。许多人在“平反”之后，依然终生回避谈及往事。这并非宽容，而是深度心理创伤后的自我封闭。

更为深远的，是创伤的代际传递。恐惧并未随着运动结束而消失，而是通过家庭教育与集体沉默持续存在——父母告诫子女“不要谈政治”；家庭刻意回避历史话题；公共讨论被内化为危险行为。

毛泽东时代推行事实上的连坐制度。“成分”决定命运，一个人被定性，其子女、亲属乃至后代都要承担政治污名。这使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潜在的人质单位，恐惧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社会结构。

一个民族，在心理层面被长期驯化为谨慎、回避与自我审查的共同体，这是毛泽东统治留下的最隐蔽、也最持久的遗产。

（三）恐惧与沉默：极权政治的心理后果

毛泽东的统治不仅造成了大规模死亡，更重塑了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在长期高压统治下，人们逐渐学会：不表达、不记忆、不判断、不同情。即便在所谓“拨乱反正”之后，许多受害者也已失去讲述真相的能力。恐惧与沉默，成为幸存者的本能反应。这一统治技术，被中共极权体系完整继承，并在后毛时代不断升级。

二、恐怖治理，这不是“失误”，而是有意识的统治选择

为毛泽东辩护的官方叙事中，最常见的说辞是：“晚年犯了错误”“探索社会主义难免付出代价”。这种说法刻意回避了一个根本事实：毛泽东的灾难性统治并非偶然判断失误，而是一套高度自觉、持续运作的极权权力逻辑。

他将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的个人崇拜与权术斗争，嫁接到现代极权意识形态与组织动员能力之上，创造了一种以“不断制造敌人”为生存机制的政治机器。

在这一体系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法律被政治口号取代，道德被阶级标签消解，生命价值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本质上是一种防止权力脱离个人控制的统治策略。任何稳定都被视为威胁，任何理性都被视为保守，任何反对都被解释为“阶级敌对”。

大跃进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对专业判断的蓄意碾压；

文化大革命不是“失控”，而是绕开制度、直接动员群众打击政敌的政治设计。

毛泽东并非“被蒙蔽”，而是主动拒绝真相。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如实反映饥荒，即被打成“反党集团”；真实数据被视为政治威胁；专业意见被全面政治化。

正如杨继绳在《墓碑》中所指出的：“饥荒之所以持续，并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因为制度不允许承认错误。”

三、为什么必须清算？——不清算的代价正在当下显现

毛泽东在和平时期持续27年草菅人命，其罪责在规模与性质上，超过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布特。然而，这些暴君早已被各自民族否定，而毛泽东至今仍被官方供奉，其思想写入宪法，其形象印在货币上，其遗体以水晶棺形式占据天安门广场。

这不仅是对死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历史正义的持续缺席。

（一）毛泽东逻辑仍在当代延续

当一个社会拒绝清算极权罪行，其结果不是稳定，而是灾难逻辑的延续。

从个人崇拜、言论收紧、历史管控到“敌对势力”的泛化指控，当代政治现实并非断裂，而是对毛泽东统治逻辑的继承。

（二）“功过相抵”在伦理与法理上的彻底破产

生命不可折算，不存在“用人命换功绩”的正当性。

若“功过相抵”这种逻辑成立，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布特都可被部分宽恕。历史之所以否定他们，正是因为其所谓“建设”本身建立在系统性屠杀之上。毛泽东亦然。

其“功”与“过”并非可分割的两部分，而是同一极权逻辑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三）历史责任必须具体化

“时代错误”“体制问题”不能替个人免罪。

关键决策由谁作出？异议由谁压制？灾难由谁坚持？答案始终指向同一个人。

按照纽伦堡原则与反人类罪定义，毛泽东的行为构成明确罪责。中国人民不应成为人类正义的例外。

四、神话不被打破，悲剧就不会终结

毛泽东不是“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而是在和平年代制造了人类史罕见灾难的极权统治者。否认这一点，不是学术立场，而是政治恐惧；回避这一点，不是理性克制，而是道德失职。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未被清算的极权，必然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对死者、对生者、对未来：迟到但不可缺席的历史审判

历史审判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三重责任：

还原死者尊严；

承认幸存者创伤；

为未来设立不可逾越的文明底线。

瓦解神话，不是为了撕裂社会，而是为了让这个民族第一次真正站在冤死者一边，第一次对权力说“不”，第一次为未来划出不可被跨越的界线。

历史不会自动进步，文明不会自行到来。唯有记住，才可能不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