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多年前寫的文章，今天重貼於此，依然有其意義。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是個平常的工作日子，我照常８點多來到公司，先沏了一杯茶，瀏覽一遍電子信件，就到了實驗室。不一會兒，實驗室的另一端有了一陣騷動，幾個同事談論着從收音機里聽到的關於紐約什麼地方被炸的消息。我當時正忙著，加之我對同事之間傳遞的消息總是反應遲鈍，慢半拍，所以沒往心裡去。等到九點半過後，坐到計算機前，打開ＣＮＮ，才大吃一驚，我眼怔怔地望着兩座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頃刻間變成廢墟，那如雲的塵埃，四散的人群，以及接踵而至的更多的壞消息，我完全被這意想不到的場景驚呆了，我的心隨著那坍塌的大樓往下沉，眼淚也不由自主地順着臉往下流，心裡體驗着那股透徹的與受害者息息相連的刺痛。

　　自從９１年春天來到美國，整整十餘年過去了，平常里總是忙，忙著上學，忙著掙錢，忙著養家，忙著養孩子，也忙著種菜種花種果樹，竟從未意識到我的心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已經同這個寬容廣大的國家這樣緊密地連在了一起，國家的危難，就跟自家遭了難一般，令我擔憂。那幾天裡，我都惶惶惚惚，做什麼都不在心上，上班下班都坐在計算機前看新聞，或者捧著一本《時代周刊》，讀那些遇難者倖存者的故事，常常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那段時間，正值公司換了新的經理，我正跟這位新頭頭和另一位同事鬧彆扭，有時心裡真有一股“記恨”難以排解。一天中午，我開車出去吃午飯，一邊聽着新聞，在等紅綠燈時，收音機里傳出女高音演唱的國歌，那樣地莊嚴動人，沁人心腑，我心裡突然就感到一陣說不出的相通及柔和的情懷，覺得這個國家是那樣的親切，其人民是那樣的親近，就是那位讓我難過的新經理和那位“可惡”的同事，我都覺得他們是那樣的可愛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其實真的並不“可惡”，我們成了很合作的同事。那些日子裡，我想了很多，想到這些年裡所遇到的那些友人鄰里，同事朋友。十餘年來所經歷的許多人事就像電影一樣在腦子裡掠過，一幕一幕都還是那樣真切，還像當初那樣令我感動。

　　９１年剛到美國時，為了省錢，就租了一間地下室住下了。房東是一位叫Ｂｅｔｔｙ的四十來歲的中年婦女，她丈夫在澳大利亞工作，平常就她自己帶着四個孩子，住樓上。那年十一月，我因為簽證的緣故，不得不回國。Ｂｅｔｔｙ知道我們要去芝加哥轉飛機，又知道我們從來沒去過芝加哥，擔心我們不認識路，闖到芝加哥危險的區域也不知道，她就親手畫了一張地圖，標明旅館的地址電話，並再三囑咐，去了芝加哥，直奔那家旅館，哪兒也甭去。又告誡送我的丈夫，送我上了飛機就直接回家。那年聖誕的晚上，丈夫一人在家，Ｂｅｔｔｙ知道丈夫為在中國的我和孩子而擔憂，就讓她的孩子們到樓下來給他唱“平安夜”，又送禮物，總之想法讓他高興。新年過後，兒子和我回到了家裡。地下室的房間雖然小，但是被Ｂｅｔｔｙ收拾得極其溫馨，我們住得很是其樂融融。兒子和樓上的孩子們年齡相近，在一起玩得很高興。Ｂｅｔｔｙ對我們關懷備至，甚至可以說是庇護着我們，同時也潛移默化地教授給我們在美國生活的基本常識和投資意識。自從住進Ｂｅｔｔｙ的地下室，Ｂｅｔｔｙ就不斷地給我們灌輸自己買房子的好處，給我們解釋９２年那會兒的利息如何如何低，是買房子的大好時機。我們初來乍到，連生存都覺困難，哪裡敢想買房子。可Ｂｅｔｔｙ說：你既然租得起房子，就一定買得起房子。正是在她的開導和建議之下，我們在９３年還未畢業，工作都沒有着落時，就買了我們的第一個房子。事實證明，這不僅從財政上說是一個明智之舉，也是我們作為移民在心態調整上極重要的一步，所謂有恆產者才有恆心。當時我們還都是學生，生活還靠著打工和助學金維持，我們傾其所有的積蓄，買了一棟看上去很破舊的，但在我們卻認為很漂亮的房子。Ｂｅｔｔｙ的妹妹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恰恰也住同一條街上，她不僅手把手地教我們修房子，又起早貪黑地幫我們修房子，而且分文不取。在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的幫助下，一個多月，我們竟把那棟破舊得難以下腳的房子修整得極其漂亮。９３年感恩節前，我們住進了有生以來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過了一個值得感激的感恩節。

　　後來Ｂｅｔｔｙ去了澳大利亞，Ｃａｒｏｌｉｎｅ卻一直在Ｒｏｌｌａ，成了我們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說成了我們不是親人的親人。每次填表，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ａｃｔ那一欄，總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我們一家四口，每人每年過生日，Ｃａｒｏｌｉｎｅ都要送禮物，我們總是要在一起吃頓飯。有一年丈夫出了車禍，躺在醫院裡，家裡唯一的車撞得稀巴爛，我在醫院裡照看丈夫，兒子在幼兒園沒人接，外面又大雨滂沱，心裡又一次有了那種無助的感覺。這種時候，想到可以求助的首先就是Ｃａｒｏｌｉｎｅ。記得那天傍晚，見到Ｃａｒｏｌｉｎｅ牽著兒子出現在醫院門口的時候，我那顆懸著的心就那麼“砰”地一下落了地，踏實了。

　　也是在我回國辦簽證的前幾天，另一個朋友Ｓｔｅｌｌａ，專門來我們家，送給我一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又親自教我如何Ｐｒａｙ。並說在中國辦事要是遇到困難，就Ｐｒａｙ，一定會有幫助的。在國內“披荊斬棘”辦事的一個多月里，好多次都覺得走頭無路了，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抱着那本Ｐｒａｙｅｒ　Ｂｏｏｋ，一遍又一遍地Ｐｒａｙ。誠然我無法證明Ｐｒａｙ給予了我實質性的幫助，但確實給了我那顆孤獨無助的心極大的安慰，使我第二天又有了勇氣去面對現實，計劃新步驟解決我的難題。毋庸置疑的是，那一個多月里好幾次的絕處逢生，柳暗花明，和最終完滿的結局實屬我一生中的奇蹟。Ｓｔｅｌｌａ給予我的幫助，遠不是用物質的尺度能夠衡量的。

　　９２年一月帶著兒子回到美國，正好趕上學校開學報名。我因為上學期未能將簽證轉成Ｆ１，不僅原本的獎學金一分沒拿到手，還要補交州外費。丈夫的導師又把他的獎學金減了一半。而我因為回來太晚，系裡的ＴＡ，甚至改作業的工作都分完了，新的學期我又必須交州外費才能上學，加上回國的費用，孩子上托兒所的花費，我們真的是又一次山窮水盡了。我找到系主任申請資助，他說太晚了。我說：“我總共只需要一兩千美元（一個學期），以免去我的州外費，一兩千對系裡是無足輕重的，而對我卻是上學或退學的差別。”我說了這一句，也只說了這一句。系主任聽了，沉默了片刻說：“你說得有道理，我給你一個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免去州外費。”就這麼簡單，事就辦成了。這件事之所以對我這樣地刻骨銘心，以至十幾年來總想找個機會說出來，是因為在當時心理上的反差實在太大了。剛剛從國內那種辦事的煩瑣複雜，無律可循，節外生枝，事無巨細都要門路的環境中走出來，而這邊辦事之簡單，竟讓我到了感到“震撼”的地步。我對那位系主任始終心存感激。

　　丈夫喜歡打橋牌，在工作單位他與幾個同事天天中午打橋牌，有那麼幾年時間，那是雷打不動的公司里的一景。九八年，當他的一位朋友也是橋牌搭檔，Ｗａｙｎｅ，知道丈夫正在考慮申請加入美國公民一事時，他對丈夫說：“Ｉ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ｌ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ｉｆ　ｙｏｕ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丈夫為此感動得直到今天說到這事還會眼圈發紅。

　　就是這些普遍的美國百姓，用他們寬厚的胸襟，善良的心懷，毫無保留地接納了我們這些“外邦”來的陌生人，使我們能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在這片陌生卻寬闊的土地上，生根開花又結果。記得從瑞士來美之前，我的那些好心的歐洲朋友同事們，曾力勸我不要來美國，說了很多讓我生畏的美國的壞處。我問了他們一個問題：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的人不惜代價，離鄉背井，甚至願冒生命的危險，都要去投奔美國那片土地？一個法國小伙子說：那是因為美國是一個可以做夢的國度，一個人不管他出生於哪樣的環境地位，在那裡他都可以有自己的夢想，那裡也給予了每個人無與倫比的機會去實現其夢想。Ｔｈａｔ’ｓ　ｉｔ！美國縱然有千不好萬不該，僅僅這一條，就足以讓我也願以我的餘生為代價，去那裡為我的夢想而奮鬥，也為了讓我的孩子們可以擁有夢想而奮鬥。

　　有一天傍晚，同丈夫在園子裡散步，他輕聲地哼着美國國歌，我不由自主地和着他一塊兒哼起來，心裡再一次感受到那樣一種共鳴，尤其是國歌的最後那句詞：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ａｖｅ！”

　　這大概是對我所追隨的、崇尚的、以及認同的美國精神最準確的描述了。我以能成為美國的一員而自豪，以能成為美國的一分子而備感幸運。９１１使我清醒地意識到了我自己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這恐怕是９１１的製造者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