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威廉．哈澈爾(William Hatcher)。
The original article 大多數的人都相信他們知道一些有關自己及這個世界的真理。但是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去深入思考他們是如何獲取和評判這些真理的。這種即興的不加思索的尋求真理的方法，在大多數日常的生活領域裡是可行的。因為在這樣的領域裡，幾乎每個人都在重複發現同樣的事實：草是綠的，火會灼人，沒有支撐的物體會往下掉，疼痛是不愉快的，痛苦的預兆會令人產生焦慮，人都願意受到愛撫，願意得到尊重，而不願被虐待，等等。
但是當我們探索真理的範圍超出了日常生活的規範時，我們發現這種認識上的一致性很快就消失了，我們因此不得不對探求真理的方法及其過程加以研究。比如，我們可能會開始設想事物的內部結構，想象是不是有看不見的力作用於物體才使得物體有某些不尋常的行為。或者，我們可能會問自己，世間的一些事情以及我們的經歷會不會有更深層的意義。很快，我們將試圖尋找一些規律，總結出一些具有普遍價值的觀點，也就是科學上所謂的理論，即一系列包含抽象概念的假設。這些理論描述了一種反映現實的模型，使我們能夠對自然現象加以解釋。用宗教的語言，也就是我們在尋求信仰。簡單來說，信仰其實就是一個理論，只不過我們加進了高度的奉獻以及個人的感情投資而已。
即使在這個層次上，如果我們願意，我們還是可以不加思索地行事。比如，我們可能會接受某個理論，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個理論，而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受不了覺得自己無知的壓力，才接受這個理論的。或者，我們突然間變成了某個宗教的信徒，因為我們覺得，與整天忙碌於自身的現實憂慮相比，無私奉獻於一個高尚的事業使我們感覺更好，尤其是當加入某個宗教團體還能夠帶來一些現實的好處時（比如，加入新的團體使我們的自信心大增），我們很可能會覺得沒有必要再對信仰的基礎做嚴肅的考察了。
換句話說，我們提出的理論和我們對理論的信仰，是源於我們內心對理論的需求，還是源於理論本身的合理性，兩者的可能性是均等的。人們通常的看法往往與此相反－－也就是，很可能會認為人信仰的程度和對其奉獻的程度，以及一個信仰能夠吸引人的程度應該與這個信仰的可信度成正比。但是事實證明，虔誠的個人信仰和奉獻本身並不能證明一個信仰體系的正確性。我們很可能，也常常會真誠地深深地相信錯誤的東西。
當然，對一個理論的不同觀點，並不僅僅來源於我們有把個人感情附加於現實的傾向性上。對同樣的經歷，我們似乎可以有無數不同的解釋。歷史也多次見證，曾經一度受稱讚的，有吸引力的理論最終證明是錯誤的。類似的，歷史也見證過很多無用的多餘的信仰體系。不過，信仰體系的多元性並不一定帶來衝突。是信仰體系常常會演變成相互競爭的體系以後，衝突才產生的。尤其是當每個體系都在自己的教義里加入一條“我的信仰是唯一絕對正確的信仰”時，衝突的可能性就更是大增了。
如果這種相互競爭的過程不受到任何約束，極端主義就會產生，迫害，壓制和暴力也就相應而生。極端主義可以說具有如下的特徵：某個給定的信仰體系被認為具有如此的重要性，以至於任何以它的名義所做的事都是合理的。這種極端主義在宗教里比在科學上可能更常見。畢竟，人對宗教信仰的投入往往要比對科學理論的投入來得更深，而且也更容易感情用事。不過極端主義在科學領域，政治範疇以及所有人類社會活動的範圍內都發生過。
至此我們看到，由於上面的幾個因素，任何想要成功地描述一個正確的，有效的信仰體系的企圖都將非常困難。概括起來，這些因素就是：
不難看出，所有這些因素既可以出現在科學上，也可以發生在宗教里，因此僅僅從這些分析中，我們不可能把科學和宗教徹底地分開。但是我們知道，科學和宗教常常是徹底分離的。或許我們應該試圖去理解，到底是什麼因素使人們相信這兩個領域應該分得這樣徹底。
考察科學與宗教互不相容的歷史根源，分析這對矛盾在現代社會裡的表現形式，我們或許可以說科學與宗教的分裂其實是根埴於人類對於權利的普遍態度之中的。一個信仰體系能夠贏得廣大民眾的忠誠這個事實本身就創造了一個權利的儲蓄所。而如果這個體系的管理機構又使得其中一少部份人有支配這些權利的特權（比如牧師，信仰的各類專家以及政治領袖們），自然的為了維護其特權地位，這些特權階層必定會竭力反對任何新的信仰體系或新的理論，無論這些新體系新理論是如何合理，如何進步，或如何有利於社會發展。換句話說，所謂的為理想而戰往往根本跟理想無關，只不過是人之間為了權利而爭鬥的象徵罷了。文藝復新時期宗教和科學之間所發生的糾葛就應該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當時的宗教領袖們認為新興的科學是對他們權威地位的挑戰（潛在的或明顯的），所以竭力對新興科學從各個方面加以詆毀，但卻從來沒有從真正理性和邏輯的角度給予過考慮。
緊跟着這個最初的分裂，迎來了出乎意料的科學的迅速發展和成功。而這個成功顯然與宗教無關，曾幾何時宗教曾如此囂張地要扼殺科學。但是這個逐漸壯大的，日益輝煌的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發展，以及後來社會不人道地濫用科學的成果，使得宗教和科學之間的不和諧，更進一步加深。而且，唯物的科學並沒有提供一個既有深度又具廣度的理論，從而能夠為許多日常的問題給出滿意的答案－－問題比如：意義，死亡，良心，愛，自我犧牲，受苦受難，等等。
同時，由於宗教持續不斷的抵制科學和科學探求真理的方法，使得宗教本身也無力為人類提供更多的安撫，甚至徹底喪失了它證明自己的信仰是否合理的能力。世人被迫面對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是被實踐驗證的但應用範圍有限的科學理論，另一方面卻是沒有根據的先驗的玄奧的推測。社會環境常常逼迫人們只能在這兩個極端中擇其一，而且一旦選擇，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必須基於這個原則而行事。
上面所描述的困境基本概括了上個世紀知識階層和神學領域的現實情形。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中，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作為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我掙扎着想要揭開這些問題的奧秘。在我早期的思考中，我就已經說服了自己，存在於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這種困境，從根本上，邏輯上和哲學的認識論上都是沒有根據的，而基於這個困境所導致的科學和宗教的徹底分裂，也是沒有必要的。我試圖從書本中和個人的思考中來驗證這個理論，也與很多科學家，神學家討論過這個假設，所有的這些經歷和由此所帶來的反思都使我更堅信這個假設的合理性。
比如，我非常驚訝地發現，大多數的神學家和宗教界的思想家都不加鑑別不加思索地接受實證論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ｔ）對科學方法的描述。他們無條件地接受了宗教不屬於科學方法研究範疇的假設，因而也就默認了他們永遠無力對他們的信仰內容，從哲學的認識論上給予解釋的現實。或許，他們這種態度，正是他們文藝復興時期祖先們對科學反射性反應的遺態：他們不願意讓他們的思想經受科學方法的尖銳挑戰，寧願為自己挖掘出一塊小的可憐的天地，只要在這塊天地里，他們的權威不受到威脅，他們也無需對應任何批評批判，他們就滿意了，也顧不上他們所代表的信仰，是否對社會的進步有任何的影響力。
令人更加吃驚的，是唯物的科學所具有的毫無約束的權威範圍，以至於這個權威的終極界限已無法加以判斷。這個權威，由於它曾經與所有人道主義，道德規範以及靈性準則的分裂和現階段對此不嚴肅認真的投入，最終將必然被人類最自私最低級的願望所利用。
系統地選擇性地應用科學方法在某些物質發展的領域，而同時又有意迴避應用同樣的方法在極其重要的靈性、道德、社會及政治領域的做法，已經使人類瀕臨自我毀滅的邊緣。目前，人類已經掌握了如何毀滅自己的知識，但卻僅僅具有極其模糊的，沒有根據的推測如何防止這種毀滅的發生。正如 Ｋａｒｌ Ｊｕｎｇ曾經指出的那樣：通過科學及其應用，人類已經基本徵服了自然，但是人類卻還沒有理解和征服它自己的本性。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我開始接觸和了解巴哈伊信仰，閱讀了巴哈歐拉淵博的著作以及阿博都·巴哈及守基·阿芬第的註解注釋。這裡是個純粹的宗教，它毫不掩飾地探討有關人類最深層的問題，同時又不僅容忍而是歡迎和鼓勵嚴肅比較的研討。這個宗教的一個基本教義之一便是：宗教和科學和諧不悖。
談及有關宗教和科學的關係時，阿博都·巴哈的著作尤為直接了當地指責了形式主義的宗教對科學的拒絕。同時，阿博都·巴哈也毫不保留地指出了徹底的唯物獨斷的科學的局限性。公平地說，阿博都·巴哈在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的分析和觀察，提前五十年預見了哲學及科學界的這些局限性，最終將如今天一樣成為現實。
巴哈伊信仰的著作，同時還有力地論述了另一個也與宗教和科學的矛盾有關的具有相同重要性的難題，那就是：宗教缺乏任何清晰客觀的內容。隨着科學的持續發展，宗教已經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基本但卻不科學的社區活動，只包含那些不理性的、主觀的、神秘的和與情感有關的內容。從這個角度，宗教信仰體系，似乎只是一系列為了應付生活的磨難，而產生的有點神經質的機制而已：這樣的信仰不過是人的幻覺和想像，或許可以給人以安慰，但卻缺乏任何現實的基礎。
巴哈伊信仰提出了宗教信仰是“逐漸演進的啟示”的理論，從而有力地解答了上面提出的難題：宗教是一個客觀的周期性的歷史現象，被稱之為“啟示”，巴哈伊信仰的這個“逐漸演進的啟示”的概念，為人類歷史和社會進化提出了一個理論模型，又同時為宗教提供了客觀的內容，這個內容是獨立於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念之外的。從這個角度，宗教成為了一種可以用科學方法加以研究和探討的現象，同時又不因此而失去它豐富多維的特性和對人的感召力。
所有這些正是下面的三篇文章將要討論的基本內容：科學方法的靈活性和普適性，以及它對宗教和宗教現象的可適用性；有關宗教與科學關係的錯誤概念和這些概念產生的歷史根源；對科學方法的扭曲觀念和產生這種觀念的根基：那就是歷史上科學實踐與形式主義的唯物論哲學的偶然結合；宗教作為一個客觀的周期性的歷史現象的觀點。
這幾篇文章代表了作者熱誠的心願：試圖揭開與宗教科學這對矛盾有關的基本難題，實際上，這對矛盾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中的一個關鍵的持續的現象。甚至可以說，所有現代社會及政治的各場戲劇，都是以這對矛盾為背景舞台而演出的。
然而，我很清醒的知道我的論述的局限性，也從不幻想我已經對這些重要的難題給出了任何結論性的答案。如果這些研究僅僅為這些難題提供了一些有限的線索，從而激發其他學者繼續對此加以研究，我就很滿意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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