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酒后真言：左派如何变成右派？

圣诞新年期间有不少聚会，朋友同学相聚，免不了又会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不管是疯话还是醉话，这种“煮酒论英雄”式的高谈阔论，倒也其乐无穷。这其中，一位老友老范的一番感叹，最让我不能忘怀，记录于此，作为见证。

上研究生期间，老范和我同住过一个宿舍。九十年代初，他和我差不多同时来美，现在是美国大学的教授。在国内，他是“党的好孩子”那种人，也就是比较上进、愿意向组织靠拢的那种人。他读大学就入了党，还差点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呢。

酒桌上，我半开玩笑地对老范说：“要不六-四，我们现在还可能都在国内呀，我现在可能是某某主任、院长，你嘛，我想最起码是个校领导了，还可能是更大的官。你后不后悔？”

“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后悔个鬼！我现在的日子挺好，要钱有钱，要房有房，要女人有女人，何必去中国受那个罪？中国，那是人长待的地方吗？”老范劈头盖脸地质问我。

“啊哟，你好像变了。我印象中，你很喜欢中国的呀。上次，大概四五年前吧，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不是还表达过这个意思吗？”我回道。

“四五年是很长的时间了，老弟。二十多年前我还是共产党员呢，六-四的时候，我还挡过军车、参加过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呢，刚来美国那会儿，我还声讨过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事务呢。”老范话匣子慢慢地打开了，“我也很奇怪，我以前是个标准的左派，现在自己感觉不太一样了。”

说到这里，老范和我碰了一下杯，然后一饮而尽，接着说：“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看什么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侨报》，连《世界日报》、《自由时报》都觉得太右了，说中国的坏话太多了，让人不舒服，更甭提那个《大纪元时报》了，简直让我恶心，拿过一次，看了第一版的标题，我就给扔了，并发誓，以后再不看这报纸。

“记得那时香港快要回归了，多好多兴奋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去一个中国教会参加联谊活动，其间有猜谜语活动。主办方的有一个谜语让我大为愤怒。谜面大概是说，一个香港人晚上容易失眠，别人教他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心中默默数羊，但这个香港人更加睡不着了，为什么？谜底是：由于'九七大限'，这位香港人每次数到97，就受到惊吓。当时在坐的很多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开心一笑，我不但笑不出来，反而因为他们把这种联谊活动悄悄地掺入政治因素而气愤，从此再也没去参加那家教会的活动。我老婆说我过度敏感了，这只是个游戏而已。我说，有那么多谜语可以选，为什么他们偏偏会选这一条？”老范说完，自己竟然苦笑起来。

“哈哈，还是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高，”我朝他竖起的大拇指半讥讽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反华活动自以为天衣无缝，还是被火眼金睛的老范识破了。”

“说来也邪行，那好多年，我一直心情不大顺。我盼望北京能拿到奥运会主办权吧，结果北京第一次申奥失败。那天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坐在学校的BUS上，听着自己专门带在身上的收音机，我真TMD地失望透了。我盼望着张艺谋的电影能拿到奥斯卡，也没能如愿，他拿到过柏林的金熊奖、威尼斯的金狮奖、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美国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提名，可愣是没拿到奥斯卡，《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菊豆》、《秋菊打官司》统统都失败了。后来反而让台湾的李安先得手了，我气啊。

“台湾96年选总统，我最不愿意看到李登辉赢，但结果他还是当上了总统。后来李登辉又要费掉台湾省，干掉当时的省长宋楚瑜，我天天看新闻评论，总盼着台湾能有一股反李的力量出来阻止，但到末了也没出现，我为台湾的前途天天揪着心。2000年，国民党出现分裂，连战和宋楚瑜分别挑战陈水扁，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民进党的陈水扁，作为中国人，怎不心烦？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合力再次挑战陈水扁，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可谁会想到，最后一刻的那两颗子弹，竟然又帮助陈水扁得以连任，我气得差点没吐血。光在对待台湾发生的一件件事情上，我处处都不顺心，他们似乎总是和我对着干。”

说到这里，老范停了停，看看我的反应。我向他摊了摊手，说：“我虽然是个右派，在台湾的问题上，我也有和你一样的感受，总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多年以后，我常常想，我们是不是站在台湾人民的对立面了，我们是不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呢，所以我们才会处处碰壁？今天回头来看，台湾经过这几十年的摔打，难道不是更加成熟了？台湾也没有独立呀。三年前，当台湾人民把马英九送上总统宝座的时候，直至后来，当台湾人民将自己的前总统送进监狱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台湾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是正确的。”

“来，为我们的左右派的难得一致干杯。”老范又倒了一杯酒，和我例行碰了碰，但这次我们都没有喝完，只是意思了一下，然后大口吃菜，一边吃，一边接着说：“对美国的态度好像也有诸多类似。美国人喜欢找中国麻烦，欺负中国，我一直都看不惯。他们老拿台湾、西藏、新疆来惹中国，人为地制造很多紧张，让我不齿。对法轮功这样的邪教也要利用，更让我觉得他们掉价。美国和北约打南联盟、试图搞掉米舍的时候，我天天盼着他们失败，本指望俄罗斯和中国能发挥点作用，可是我又失望了。美国人把牛皮轰轰的老米打得无还手之力，那真不是一般的让我难过。更可气的是，他们还炸了我们的使馆！最后他们得手了，老米被抓，欧洲没有了反美的声音。

“不瞒你说，9-11发生，我是有一点幸灾乐祸的。这下好，看你美国人还能不能？可又没想到，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阿富汗的塔里邦政权摧毁了。我恨那帮没用的家伙，他们号称能扳倒前苏联，有比越南还好的地形，怎么就那么不经打呢？还好，本-拉登没被抓着。

“萨达姆也一样是个脓包，天天大话一萝筐，威胁美国人还真让我信了，以为他真能教训教训美国大兵。谁知他连自己都保不住，躲的本事还不如人家拉登呢。不过伊拉克人还是好样的，美国虽然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推翻了他们的政府，但他们没有屈服。当他们每天都消灭一两个美国兵的时候，我的心理至少平衡些。”

“美国在伊拉克的确吃了不少亏。伊拉克战争可以成为美国衰落和中国兴起的里程碑，左派应当为之高兴。那你还没说你到底怎么转变的？”我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08年的四川大地震和随后的奥运会，让我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达到了顶峰。”老范似乎不理会我的问题，继续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中国政府救灾没得说吧？中国人的表现没得说吧？曾经闹腾一阵的抵制北京奥委会的鼓噪也平息了。我那个高兴——太扬眉吐气了。09年60大庆，我作为华侨代表，去北京参加庆典活动。祖国对我们海外华人真不薄，这个时候，还能想着我们。我名正言顺地成了左派爱国华侨了。

“你知道，我希望中国好，为中国加油，但我潜意识也希望中国会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对89年的那场运动是支持的。而且，6-4镇压以后，我彻底绝望之际，也愤然出国，连本来搞好的中国博士都没读。出国后，了解到当时的一些内幕，我对89年的运动的态度有了保留，对邓小平下令镇压也能够理解了。初到美国的时候，经常遇到香港台湾和其他华侨华人，他们有时候委婉地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并问我江泽民到底怎么样。我总是跟他们讲，中国自建国后，没安宁过几年，别说毛泽东的时候不安宁，邓小平主事也没得安宁，连总书记就换了两次。只有到了江泽民，才算安宁了，没有再出现中央派系的内斗了，经济也一直在发展。根据这个，我判断江泽民是个聪明人，也是个好人。他们好像是被我说服了，没有和我辩。”

老范说到这儿，清了清嗓子，话锋一转，说：“你问我到底怎么转变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就是这三两年的事吧。这几年，我在美国当地华人圈内小有名气，和国内的联系也多了，经常回国腐败腐败，看到的、听到的也自然多了。可能是我比较清醒吧，我腐败的时候很享受，回来再想想，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唉，中国的事太复杂了……现在偶尔暴露出来的丑恶的腐朽的东西实在让我不齿。与此同时，中国对网路的监控、对网路词汇的屏蔽，实在让我太失望了。当初我可以用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来判断江泽民，今天我也可以用中国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和无孔不入的言论封锁来判断胡锦涛。可能正是因为中国稳定了、发展了，这些东西在我心中的分量更重了吧。我虽然不乐意看到中国的落后和四分五裂，我也不想看到中国像朝鲜那样被人讥笑。中国没有理由不与时俱进、不搞民主和宪政的改革。像胡锦涛现在这班人什么都不做，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你说呢？”

“呵呵，你问我？我可是个右派呀。你知道，我比你的资历老很多啊。”我说道。然后转身拿了纸笔，写下杨慎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哇，老弟，没想到，你还有这个闲情逸致，还和上学时候一样，经常舞文弄墨？还记得我们行酒令的时候，就你最能出口成章。那个时候……哈，哈，哈，哈。”老范爽朗地笑着。

“来，来，来，今天我们是：右派见右派，喝酒又吃菜，国家小事抛一边，只待酒醒来。”我一边说，一边倒酒，然后和老范碰杯，两人都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