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转贴据称是刘狄（笔名“不锈钢老鼠“）同学一篇文章《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这么多bug？》（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9/06/07/2099719.html），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2014年发表的论文《所有系统都可以被玩弄：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利用行为》（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40f3/5ef9aaf88bb48cec98a2b3394e0f8aee677b.pdf）中所归纳四种基本玩弄系统途径，从天国公众感受体验出发，逐一列举典型例证，进而质疑为什么中国体制问题如此多，并且涵盖所有方面！尽管这种思考似乎感性多于理性， 对社会观察视角独特，还是值得多说几句。

首先应当指出，布莱尔文中基本观点是建立在所有社会经济体系都会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利用（滥用），很明显不是故意设计所为，而是由于缺乏对失效机理研究和自动有效检测机制而导致系统被利用，换句话说，故意为少数人利益或不考虑大众利益所设计系统不在讨论范围。很明显，无论出于（或宣称）何种理由，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制定或施行各种重大体制改革设计效果来看，显然不属文章讨论范围，比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医药改革，住房改革，土地使用改革等等不一而言。这些体制变革本身不是基于某种完整体系思考，最多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蒙概率之为，远未经过深思熟虑，对可能被利用之弊端严格论证，更不是任何形式真正民意集中反映。与一个合理系统相比，基本面存在畸形基因。更严重地，摸着石头走了这么多年毫无意识已经迷失到太平洋里，想退回去连路子也找不到了。

不容否认社会主义实践在全世界还是首次，中国体系基本不是从过去体制里脱胎生长出来，没有实在的验证和改进参照体系，而是一个与另一个未加证实，同样幼稚，甚至扭曲（前苏联）体制嫁接而成，其本身就是一场狂妄的社会实验，无论如何，其实际效率和合理性，几乎无法与建立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体制比较。在这种前提下，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基本忙于巩固政权内外奔波，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一切还是在半军事化管理的体制里继续运转，导致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困境，那个年代生人矮小贫瘠体态就是实证。这种社会实验进入六十年代，经济刚有起色（只是比糟糕好一点），不幸地基于毛对已经建立起体制合理性产生质疑而要改变之信念，党内政治理念之争很快就在六十年代中期超过了经济发展而占据重心位置，而中断了经济上继续完善这个体制之一切努力。也许毛的政治敏感性告诉，那个体制只为少数利益阶层服务，那个时期其无数语录讲话都可以证实此点不再赘述，而经济体系只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比政治体制完善更重要。

本人曾在多篇博客里陆续谈到，或在某种程度提到一个观点，今天或许应当明确它：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阶级，（官僚）统治阶级以及被其所统治的阶级，而其它阶层（或曰准阶级）只能依附或在两者间游荡。这是一个十分惊悚的发现，即便经过读书和其他博主启发逐步看到此点浮现，还是经过很久不断思考，才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许这是天国历经几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仍任游荡于世界潮流之外内在原因之一，也许从另一个侧面与毛文革前对体制思考的不谋而合：一个不断循环，僵而不死，具有深厚传统官僚统治阶级在他领导的共产革命后仍然不可避免地寄生于“新国家”机体之上。

历史快进到今天 - 毛后被“猫论”改革之后体制。如果说这个政权在初始建立时还有顾虑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但愿不是毛一人的担忧），经过一系列政治清洗直到文革， 进而今天“一尊”反腐，它不是前所未有，至多就是毛对其建立体制不满所做不懈努力之某种程度继续。为何如此大规模（政府宣称以空前未有程度），长期不断，无论如何奇葩大胆“手术”，反腐败仍然如同小产无法功成名就，不能阻止社会弊端治而不愈，愈演愈烈趋势，值得研究这个体系本质和历史渊源。毛原以为人们头脑里的旧（依附于几千年历史记忆）意识得到改造，腐败基础被彻底与传统一起铲除，国家就可以浴火重生，投胎换骨。其实旧意识就像我家院子草坪，原来掺有杂草的那个全部连根去除后，光土地里重新长出的几乎都是杂草，全无良草。这就是继毛铲草式继续革命，邓公经济改革后的社会生态。再说现在的反腐，园子都成了“杂草”，如果枪毙所有官员过去人们还觉得有百分之一二冤枉之情，如今可能毫无冤情，能全部割韭菜一个不剩不成？

如果一个制度土壤适合杂草生长，无论如何努力总归是杂草的世界。

如果一个系统充满缺陷漏洞，说明系统结构严重天然缺失。

如果自我修漏洞已经毫无效用，寿终正寝就是寿命归宿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