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念秋《六四的贏家輸家，和三十年的反思》(http://blog.creaders.net/u/5004/201905/347950.html) 感到必須發聲，因為從來不是可以在記憶里抹去的無關緊要。博主在文中提出了“六四”是文革繼續的判斷，咋聽令人覺得唐突，細想確能理清許多事件之謎，打通各自相關脈絡鏈接之邏輯。其實依據現有史實更大膽嘗試對當時國民心理分析，官僚制度也許還是國民目前最中意的東東。

老豆子在《鎮壓六四運動是一個階級宣言》(http://blog.creaders.net/u/19010/201905/347739.html)一文里對毛先主席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思考命題做出揭示，那就是高高在上，業已形成的共產官僚體制已經背叛了革命初衷，建國短短十幾年裡，當初革命成果（人民政府）已經被新形成的資產階級權貴階層所把持，而這些新權貴們正是與自己一同打江山戰友部下。這個令人不堪現實判斷（無論事實上對錯）讓老毛自己無比吃驚，進而感到對背叛革命初衷階層的憤怒與極端厭惡。

自“大躍進”以來連環經濟政策失手，已將最高決策者們放在了烤爐（不是熱鍋）上灸烤。事實上許多人並未想到自建國以來連接續運動，糊裡糊塗鎮反，群盲激進土改，直到引蛇出洞反右（五七年那個，不是五九年廬山會議），各級官僚對最高層意圖不僅起着承達潤滑作用，而且無限誇張放大，甚至公報私仇，形成並逐步經營自己利益集團。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中本應調整和整頓當時過激政策（一二線都有責任），突然轉向對彭德懷和黨內極右思潮的批判，這絕非偶然。毛在一九五六年退居二線後“專注理論研究”，不曾想短短幾年，城市官僚體系形成並且加速強化（也許是 對“放初”期出於無奈搞掉高崗饒漱石，一干毛自己心腹的報應）。

“大炮筒”彭德懷不識政治水溫，在一線（劉，周，鄧）集結勢力對抗二線，開始將領袖不放在眼裡之關頭，竟然天真地為一線提供對毛致命攻擊武器。如果不做出堅決回擊，官僚體系將幾乎無疑取得決定性政治勝利，徹底逼退毛，這個事態在廬山會議的前半段議程已經顯露。歷史並不如人所算，非要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與毛叫陣，逼毛（利用之）即刻反擊，一舉奪回政治制高點，打破劉鄧計劃，策反周派，再次控制一線全局。

廬山會議之後，毛毫不放鬆繼續觀察劉鄧集團的行為，劉藉助主持經濟恢復，四清運動（毛的欲擒故縱再演？）繼續強化城市（白區黨）官僚集團，到文革開始幾經毫無顧忌地對毛親自導演，在北京高校試探性文化革命進行直接干預，派自己控制工作組清理鎮壓試圖奪權的造反派，之前在“四清”運動中公然推廣宣揚自己老婆（物理畢業後從未實際工作經驗）王光美的桃園四清工作經驗，這些都被毛默默觀察關注着。

經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到二十八日隱居十一天，在那個“西方的一個山洞裡”（所謂韶山西面大山裡的滴水洞）毛苦思冥想，形成了對業已強化官僚制度的解決方案，同時也為劉釀造了一壺重重政治鳩瓊。這個計劃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後才通過中央文件被提及，就是在那封寫給學生，夫人和繼續革命戰友江青的一封信里有所披露。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號的毛親自撰寫《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裡印發全會，並在人民日報套紅頭版頭條大字體全文刊登，此文里毛明首次確了黨內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重大戰略判斷。這是文化大革命在五月十六號中央文革成立後一系列鼓動準備工作遭到劉鄧所派工作組阻撓後，毛親自公開反擊，這標誌着對針對官僚體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真正展開。

現在看來，如果說毛對新官僚體制的判斷基本符合實際，這個與人民行使權利針鋒對立官僚集團應當予以解決。毛的決定不只停留在解決體制本身問題，而在行政解決方案實施過程中，貫穿着更深戰略思考層面，那就是對其形成的土壤同時清除。這一點可以被直接證明的就是文革開始時盛行一個口號“破四舊，立四新“，其宗旨就是在思想，文化和制度全方位解決官僚腐敗的誘因。毛恰恰認為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已經成為滋生(封建，資本主義性質)官僚主義的根源，類似的論述在毛著里司空見慣。

應當指出，毛對幹部，國民思想改造追求不僅激進，而且過度。接下來那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搞得民怨載道，不是因為不先進不高尚，而是超於時代先進，以至於聖人都在抱怨。小民以食為天，哪個都不是有多次生命機會可以到世界作一遭苦行僧。這是與劉一起被打到，劉死後整四年復出，三年後復出後鄧被再次被晾邊。周去世觸發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發生了天安門“四五”運動，打着悼念“好總理”的旗號，反對不顧人民生活搞空泛“繼續革命”，哪怕其初衷是為民眾根本和長遠利益。人民已經厭倦了空洞口號和苦行僧生活，渴望有基本生活資料保障，甚至富庶，一種完全不同新生活。所以說如果任何官僚體制如果能提供柴米油鹽，那就成為一個更好選擇。這就是鄧可以順理成章再次復出並進行經濟改革的基本民意所在。

念秋在其文中指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兩種思潮交叉影響局勢，文革思維（反官僚反腐敗）和西化思潮（自由民主平等富庶）。而這兩者的集合正是改革開放初期政府予人的海市蜃樓幻想，那是一個既沒有壓榨人民的官僚腐敗孽生，又享有自由平等物質富裕生活的社會，這豈不是對文革短缺補救那個理想社會？當官不再欺壓百姓，生活有不斷富裕希望，十全十美的未來景象。

不幸的是，這只是民眾的一廂情願。從一九七六年十月徹底走上與毛預定不同道路後，曾經被肅整的官僚們強勢回歸，各級“還鄉團”成員（對被文革打倒而文革後啟用的“舊”官員的總稱）被被恢復官位後，瘋狂報復過去照毛計劃清算他們的參與者們（清除“兩種人”，參與打砸搶，參與造反，薄熙來就屬於典型此類），中央明確規定不僅要清除，而且永遠不得重用“兩種人”（政治生命的終結），這就為還鄉團全面復辟做出政治保障，而必須完全清除曾經反對過他們不同派別和聲音。

官復原職並且受到重用，還鄉團成員們肆無忌憚地掠取國家權利和財富，似乎以對自己過去不公遭遇要由國家加倍奉還之傲慢復仇心態，利用價格改革臨時雙軌制機遇，靠權力紐帶互相收受利益，皮包公司滿天飛，“合法”倒買倒賣國家計劃內指標，迅速獲得普通民眾當時根本無法想象巨量財富積累。八仙過海顯其通，靠山吃山，靠水過濾，當時被稱為最大“官倒”( http://xuexx.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11.html) 有鄧家大公子（文革里被迫跳樓後半身殘疾得鄧朴方），成立了一個全國性質“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靠官方半強制迫使國企事業單位員工變相從工資里扣繳“自願”捐款，每人都要扣除幾元不等，當時員工工資百分之幾，上億的資金就如此輕易得手。另一個就是趙紫陽的公子趙大軍的公司，兩家是當時最高權力首領直系家屬，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

如果說當時萬元積蓄，講師，工程師，中級職稱月薪只有一百零幾元（在六類地區，如北京，天津，瀋陽等中標準地區），需要100月不吃不喝才可以完成積累，而個體私人主可以靠勤勞苦幹在幾年內完成。官僚階層不經辛勤只需關係，空手套白狼，幾年都不用，即可獲得上萬倍資本增值（與私人個體戶勞動者相比，呈幾何數列增長），這是勾起人們對文革前飽受官僚階層欺壓回憶那劑藥引子。六四就是在這種社會狀況下醞釀促成。“反官倒，反貪污”是當時運動的簡單訴求，學生對社會變化敏感的感受，意識到國家將被倒行逆施官僚階層再次占有，一旦資本態勢形成人民再無翻身機會（難道不是今日的現實嗎，官僚資本壟斷，白手套遍地），從而發起公開上街示威遊行，各大學校成立學生自治聯合會聯手統籌活動，從而喚起全國各階層民眾，包括城市工人，政府職員，市民甚至軍人和執法人員的空前響應，聲勢浩大，遊行活動情景讓人無法不想起文革，這也許在感官山直接刺激了官僚階層傷陰之處。但更本質原因是其內容“反官倒，反貪污”直接針對官僚階層與文革宗旨一脈相承，儼然一個文革繼續！想到自己剛從大難不死復活，難到又要被關進監獄，還鄉團們實在無法想象安度萬年得祥和可能。

強勢態度與軍事鎮壓預期而至，無論當時藉口如何冠冕堂皇，“人民”軍隊首開紀錄，以“人民”的名義在首都，碾壓所有反抗者。政府在保護誰，鎮壓啥不是一目了然？至於民間對於細節爭論，誰又鼓動，誰又代理外國，誰又破壞軍車，誰又發誓哪怕廣場流血。。。都是一葉障目之無謂爭論。本來要趨於平和學運，被“六。二四社論”定調為“動亂”而迅速激化矛盾，學生與市民再次返回大街遊行抗議，而政府拼死對立，拒不商談，從此引入軍隊就不可避免。有人要問政府為何要激化本以平息的事態呢？原因在於政府無法實現“反官倒，反貪污”基本訴求，因為被清一色（清除兩種人後剩下的只有）官僚還鄉團把持的政府，無法面對接受文革得繼續，更不會像先主席描述那樣，“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而自行繳械。

三十年馬上就要過去了，把事件放在過去不太久那段歷史中看，令人驚訝地發現，歷史不僅會重複，而且如此近距離發生。其頑強內在邏輯關聯令人感到歷史仍然離我們不遠，無論“創造”歷史的“主人公”們事前事後如何撲粉自己，抹黑別人，歷史不會無視每個存在的細節，更不會中斷必然的內在邏輯。人民選擇了沉默就要承受邏輯因果，喪失歷史契機，並不意味着它會很快再次到來，儘管機會終歸仍將重複（出現）。誠然“上帝只救助自救者”，自甘沉淪者將被歷史自然淘汰。也許天安門廣場就是這個民族命門，“五。四”，“四。五”，“六。四”。。都與“四”相關，的確都“死”過“大膽”無辜者。統治（官僚）與被統治（民眾）階級鬥爭也許會繼續下去，無論你是否喜歡如此表述，因為這是一場已經延續數千年輪迴之矛盾，除非發生基因突變，時過境遷。民主崛起在於人的獨立，思維的獨立，骨頭的堅硬。

寫於三十年到來之際，證明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