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念秋《六四的赢家输家，和三十年的反思》(http://blog.creaders.net/u/5004/201905/347950.html) 感到必须发声，因为从来不是可以在记忆里抹去的无关紧要。博主在文中提出了“六四”是文革继续的判断，咋听令人觉得唐突，细想确能理清许多事件之谜，打通各自相关脉络链接之逻辑。其实依据现有史实更大胆尝试对当时国民心理分析，官僚制度也许还是国民目前最中意的东东。

老豆子在《镇压六四运动是一个阶级宣言》(http://blog.creaders.net/u/19010/201905/347739.html)一文里对毛先主席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思考命题做出揭示，那就是高高在上，业已形成的共产官僚体制已经背叛了革命初衷，建国短短十几年里，当初革命成果（人民政府）已经被新形成的资产阶级权贵阶层所把持，而这些新权贵们正是与自己一同打江山战友部下。这个令人不堪现实判断（无论事实上对错）让老毛自己无比吃惊，进而感到对背叛革命初衷阶层的愤怒与极端厌恶。

自“大跃进”以来连环经济政策失手，已将最高决策者们放在了烤炉（不是热锅）上灸烤。事实上许多人并未想到自建国以来连接续运动，糊里糊涂镇反，群盲激进土改，直到引蛇出洞反右（五七年那个，不是五九年庐山会议），各级官僚对最高层意图不仅起着承达润滑作用，而且无限夸张放大，甚至公报私仇，形成并逐步经营自己利益集团。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中本应调整和整顿当时过激政策（一二线都有责任），突然转向对彭德怀和党内极右思潮的批判，这绝非偶然。毛在一九五六年退居二线后“专注理论研究”，不曾想短短几年，城市官僚体系形成并且加速强化（也许是 对“放初”期出于无奈搞掉高岗饶漱石，一干毛自己心腹的报应）。

“大炮筒”彭德怀不识政治水温，在一线（刘，周，邓）集结势力对抗二线，开始将领袖不放在眼里之关头，竟然天真地为一线提供对毛致命攻击武器。如果不做出坚决回击，官僚体系将几乎无疑取得决定性政治胜利，彻底逼退毛，这个事态在庐山会议的前半段议程已经显露。历史并不如人所算，非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与毛叫阵，逼毛（利用之）即刻反击，一举夺回政治制高点，打破刘邓计划，策反周派，再次控制一线全局。

庐山会议之后，毛毫不放松继续观察刘邓集团的行为，刘借助主持经济恢复，四清运动（毛的欲擒故纵再演？）继续强化城市（白区党）官僚集团，到文革开始几经毫无顾忌地对毛亲自导演，在北京高校试探性文化革命进行直接干预，派自己控制工作组清理镇压试图夺权的造反派，之前在“四清”运动中公然推广宣扬自己老婆（物理毕业后从未实际工作经验）王光美的桃园四清工作经验，这些都被毛默默观察关注着。

经过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到二十八日隐居十一天，在那个“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所谓韶山西面大山里的滴水洞）毛苦思冥想，形成了对业已强化官僚制度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刘酿造了一壶重重政治鸠琼。这个计划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通过中央文件被提及，就是在那封写给学生，夫人和继续革命战友江青的一封信里有所披露。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的毛亲自撰写《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里印发全会，并在人民日报套红头版头条大字体全文刊登，此文里毛明首次确了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重大战略判断。这是文化大革命在五月十六号中央文革成立后一系列鼓动准备工作遭到刘邓所派工作组阻挠后，毛亲自公开反击，这标志着对针对官僚体制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真正展开。

现在看来，如果说毛对新官僚体制的判断基本符合实际，这个与人民行使权利针锋对立官僚集团应当予以解决。毛的决定不只停留在解决体制本身问题，而在行政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贯穿着更深战略思考层面，那就是对其形成的土壤同时清除。这一点可以被直接证明的就是文革开始时盛行一个口号“破四旧，立四新“，其宗旨就是在思想，文化和制度全方位解决官僚腐败的诱因。毛恰恰认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已经成为滋生(封建，资本主义性质)官僚主义的根源，类似的论述在毛著里司空见惯。

应当指出，毛对干部，国民思想改造追求不仅激进，而且过度。接下来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搞得民怨载道，不是因为不先进不高尚，而是超于时代先进，以至于圣人都在抱怨。小民以食为天，哪个都不是有多次生命机会可以到世界作一遭苦行僧。这是与刘一起被打到，刘死后整四年复出，三年后复出后邓被再次被晾边。周去世触发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四五”运动，打着悼念“好总理”的旗号，反对不顾人民生活搞空泛“继续革命”，哪怕其初衷是为民众根本和长远利益。人民已经厌倦了空洞口号和苦行僧生活，渴望有基本生活资料保障，甚至富庶，一种完全不同新生活。所以说如果任何官僚体制如果能提供柴米油盐，那就成为一个更好选择。这就是邓可以顺理成章再次复出并进行经济改革的基本民意所在。

念秋在其文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两种思潮交叉影响局势，文革思维（反官僚反腐败）和西化思潮（自由民主平等富庶）。而这两者的集合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予人的海市蜃楼幻想，那是一个既没有压榨人民的官僚腐败孽生，又享有自由平等物质富裕生活的社会，这岂不是对文革短缺补救那个理想社会？当官不再欺压百姓，生活有不断富裕希望，十全十美的未来景象。

不幸的是，这只是民众的一厢情愿。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彻底走上与毛预定不同道路后，曾经被肃整的官僚们强势回归，各级“还乡团”成员（对被文革打倒而文革后启用的“旧”官员的总称）被被恢复官位后，疯狂报复过去照毛计划清算他们的参与者们（清除“两种人”，参与打砸抢，参与造反，薄熙来就属于典型此类），中央明确规定不仅要清除，而且永远不得重用“两种人”（政治生命的终结），这就为还乡团全面复辟做出政治保障，而必须完全清除曾经反对过他们不同派别和声音。

官复原职并且受到重用，还乡团成员们肆无忌惮地掠取国家权利和财富，似乎以对自己过去不公遭遇要由国家加倍奉还之傲慢复仇心态，利用价格改革临时双轨制机遇，靠权力纽带互相收受利益，皮包公司满天飞，“合法”倒买倒卖国家计划内指标，迅速获得普通民众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巨量财富积累。八仙过海显其通，靠山吃山，靠水过滤，当时被称为最大“官倒”( http://xuexx.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11.html) 有邓家大公子（文革里被迫跳楼后半身残疾得邓朴方），成立了一个全国性质“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靠官方半强制迫使国企事业单位员工变相从工资里扣缴“自愿”捐款，每人都要扣除几元不等，当时员工工资百分之几，上亿的资金就如此轻易得手。另一个就是赵紫阳的公子赵大军的公司，两家是当时最高权力首领直系家属，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如果说当时万元积蓄，讲师，工程师，中级职称月薪只有一百零几元（在六类地区，如北京，天津，沈阳等中标准地区），需要100月不吃不喝才可以完成积累，而个体私人主可以靠勤劳苦干在几年内完成。官僚阶层不经辛勤只需关系，空手套白狼，几年都不用，即可获得上万倍资本增值（与私人个体户劳动者相比，呈几何数列增长），这是勾起人们对文革前饱受官僚阶层欺压回忆那剂药引子。六四就是在这种社会状况下酝酿促成。“反官倒，反贪污”是当时运动的简单诉求，学生对社会变化敏感的感受，意识到国家将被倒行逆施官僚阶层再次占有，一旦资本态势形成人民再无翻身机会（难道不是今日的现实吗，官僚资本垄断，白手套遍地），从而发起公开上街示威游行，各大学校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会联手统筹活动，从而唤起全国各阶层民众，包括城市工人，政府职员，市民甚至军人和执法人员的空前响应，声势浩大，游行活动情景让人无法不想起文革，这也许在感官山直接刺激了官僚阶层伤阴之处。但更本质原因是其内容“反官倒，反贪污”直接针对官僚阶层与文革宗旨一脉相承，俨然一个文革继续！想到自己刚从大难不死复活，难到又要被关进监狱，还乡团们实在无法想象安度万年得祥和可能。

强势态度与军事镇压预期而至，无论当时借口如何冠冕堂皇，“人民”军队首开纪录，以“人民”的名义在首都，碾压所有反抗者。政府在保护谁，镇压啥不是一目了然？至于民间对于细节争论，谁又鼓动，谁又代理外国，谁又破坏军车，谁又发誓哪怕广场流血。。。都是一叶障目之无谓争论。本来要趋于平和学运，被“六。二四社论”定调为“动乱”而迅速激化矛盾，学生与市民再次返回大街游行抗议，而政府拼死对立，拒不商谈，从此引入军队就不可避免。有人要问政府为何要激化本以平息的事态呢？原因在于政府无法实现“反官倒，反贪污”基本诉求，因为被清一色（清除两种人后剩下的只有）官僚还乡团把持的政府，无法面对接受文革得继续，更不会像先主席描述那样，“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而自行缴械。

三十年马上就要过去了，把事件放在过去不太久那段历史中看，令人惊讶地发现，历史不仅会重复，而且如此近距离发生。其顽强内在逻辑关联令人感到历史仍然离我们不远，无论“创造”历史的“主人公”们事前事后如何扑粉自己，抹黑别人，历史不会无视每个存在的细节，更不会中断必然的内在逻辑。人民选择了沉默就要承受逻辑因果，丧失历史契机，并不意味着它会很快再次到来，尽管机会终归仍将重复（出现）。诚然“上帝只救助自救者”，自甘沉沦者将被历史自然淘汰。也许天安门广场就是这个民族命门，“五。四”，“四。五”，“六。四”。。都与“四”相关，的确都“死”过“大胆”无辜者。统治（官僚）与被统治（民众）阶级斗争也许会继续下去，无论你是否喜欢如此表述，因为这是一场已经延续数千年轮回之矛盾，除非发生基因突变，时过境迁。民主崛起在于人的独立，思维的独立，骨头的坚硬。

写于三十年到来之际，证明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