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了允许医生在没有家人或替代决策者(substitute decision maker)同意的条件下,对严重脑损伤的Hassan Rasouli结束生命支持的上诉。
61岁的Hassan
Rasouli从2010年脑手术失败后,一直靠呼吸机和鼻饲管维持生命。多伦多Sunnybrook医院的医生们认为Hassan
Rasouli没有康复的希望,如果继续这样维持生命,将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并使病情逐步恶化。决定停止使用呼吸机和鼻饲管。
但是,Hassan
Rasouli的妻子Parichehr Salasel不同意医院的决定,拒绝签字拔掉管子。但是,涉及此案的医生辩称,根据Ontario’s
1996 Consent Act1996年, 拔管子不必家属同意,因为这个行为不为病人提供任何医疗上的益处。但是,Hassan
Rasouli家的律师说,Hassan
Rasouli的情况有改善,已从以前的植物人改善到有一些意识。并呼吁,如何对待像这样的弱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剥夺他呼吸,他就会死去。
Rasouli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辅助自杀(assisted suicide)的辩论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Rasouli案,也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纪录片How to die in Oregon,和曾经写过的一篇博文医助式死亡人道吗?
昨天,医兄也就这个问题我的同事Don临终前呼吁….一文,讲述他在西乃山工作时的同事,也是2003年多伦多SARS肺炎爆发期间,每天在电视上向公众发布SARS的最新消息,并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微生物的Donald Low医生在今年患脑癌去世前8天,以一个亲历未期癌症痛苦,在肉体上的和心灵上的备受摧残的病人的身份,拍摄的一段视频向朋友们吐露他对医助死亡的看法。
-我们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医生有权利帮助病人夺取生命吗?
-什么是尊严?活着本身是不是就是尊严?
-什么是生命的质量?
痛苦本身是不是一种质量?
-痛苦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吗?
无论观点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人人都要面对死亡,都要面对思考自己如何离开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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