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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将军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
文绣随着溥仪先移到醇王府居住。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愿望的溥仪，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策划下，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1925年2月，离开北京到了天津，初居张园，继迁静园。
文秀不愿作为豢养在御花园的驯鹿。在天津住了6年，与溥仪相处，落落寡欢。曾在一篇短文自比为“悲鸣宛转”，“奄奄待毙”……“哀苑鹿”，“鹿在园内，不得其自由，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也。”
淑妃文秀曾经自杀但获救。这时，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做出了“允许自愿离婚”的明确规定。文绣受到了鼓舞。1931年8月25日，看准一次外出机会，文绣同其妹文珊出走。立即打发太监离去，住进法祖界国民饭店，表外甥女(前民国总统冯国璋孙媳)为她代请3位律师——张绍曾、张士骏、李洪狱代理，决心向天津法院提出溥仪提出离婚。律师们在拟写的这几封信中，申明已接受诉讼的委托，正式受理这桩离婚案件，并透露文绣出走的原因和要求。
她的离婚原因如下；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氏应于每月中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溥仪接信大惊，妃子要求离婚当真开了数百年大清祖制的先例，“九五之尊”岂能与人对簿公堂？成何体统？ 溥仪请他的法律顾问林启、林廷琛代为处理诉讼事件。经过双方洽商，最后以宣布离婚了事，由溥仪付给文绣赡养费55000元。
最后双方庭外解决，决定离婚。条件如下：（一）自立约起双方完全脱离关系（二）溥仪付给文秀五万五千元终身生活费；（三）允许文秀带走常用衣物和用品；（四）文秀返回母家居住，永不再嫁；（五）双方互不损害名誉；（六）文秀撤回要求法调解的诉状，今后不得再提起诉讼。
溥仪被迫答应离婚后，为挽回体面，还于1931年9月13日在京、津、沪报纸上发布广告刊登“上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这一场妃子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文绣用以挑战封建皇权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中华民国的法律。文绣和溥仪离婚的理由就是：文绣和溥仪结婚9年，两人甚至从来都没有过性生活。一向与文绣作对的婉容此时也站在了文绣一方。溥仪和文绣在1931年10月25日达成了法院外协议离婚。这标志着旧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彻底解体。
（4）
当时文绣22岁。她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她的生活费用，完全依赖那笔赡养费。文绣虽然拿到5.5万元的赡养费，但支付过律师费，开销了出走进住过的高档宾馆房费，以有酬谢了帮过忙的亲友人情，回到北平后，手中只余2.6万元。
时间长了，不善持家理财，生活渐入困境。不能坐吃山空，曾到北平私立竞存小学校作教员，因不堪好事猎奇者的骚扰，只干了一年多就辞职。后在德胜门内刘海胡同买了一座9间房子的小院居住，还雇了4名用人。日本侵占北平时期遭坏人敲诈勒索，生活日渐贫困，陆续辞退用人，卖掉住房，最终投奔到昔日母亲蒋氏曾周济过的一个穷亲戚家中借住。
1947年，38岁的文绣曾在《华北日报》当过校对。为了生计，与报社社长的表弟、时任北平行营长官李宗仁部下少校军需官、40多岁尚未结婚的河南人刘振东结婚，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租了三间房屋安家度日。刘振东退伍从商，开了个只有8辆平板车的货运车行。1951年，刘振东偕文绣搬到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居住。后来还做过建筑小工，在街头糊过纸盒，摆过烟摊。
1953年9月17日晚10时，文绣因心梗死于家中，葬于北京安定门外义地。一生未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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