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文学与恋爱，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郁达夫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郁达夫的成名小说集《沉沦》，暴露正是作者性的苦闷。十三岁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郁达夫为侍女玉儿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的第一个夫人是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1917年，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又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郁达夫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

  与王映霞分手之后，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郁达夫的面前，郁达夫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 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名陈莲有，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这个女人是大文豪最后也是唯一没有爱情的女人。

3：

      1927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长身玉立，豆蔻韶华，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郁达夫当时已有妻室，儿女绕膝，年长映霞十多岁，按世俗之婚配，达夫未必是映霞最佳人选。

    郁达夫才华横溢，有名士风度却又身世凄凉。人之常情是爱慕佳人，究其底又偏爱才子。王映霞有倾慕，却乏爱意，她所倾慕的是一个才子，要去爱恋的却是一个食五谷的人，从倾慕到爱恋，犯点踌躇，也是不难费解的，但其中距离较近，几步即可逾越，无奈郁达夫乍一见她，惊为天仙，顷刻间坠入情网，无从自拔。在郁达夫的凌厉攻势下，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王映霞终于做了爱情的俘虏。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正式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两人相濡以沫，各倾注一腔真情，恩爱无比，因而赢得了“富春江上神仙侣” 之美誉  。

4：

   才子佳人的婚姻既为爱情生，也为爱情死。王映霞爱的是郁达夫的文采和成就，这两样东西偏偏和平静的家庭生活过不去。郁、王之婚变缘起于第三者插足，没有缝隙的婚姻岂是别人能插进去的吗？

花了历年积蓄移家杭州之后，两人在杭州筑下爱巢“风雨茅庐”。郁达夫于“一九三六年春，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并由此同居。

郁达夫先生认为：“贫贱原始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在他的眼里，王映霞之所以委身许氏，是因为王氏嫌他贫穷而位不显。王映霞作为女性，当然有虚荣心，但是否因为见官而不惜失身，此论未必道着。映霞与许氏同居之日，正是郁达夫做官之时，说王贪官恋贵，有失公允。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 “郁达夫就提出来，你到底是选择我还是选择许绍棣。你选择许绍棣你可以留下来。你选择我，还在乎这个夫妻情份，就跟我走，到武汉去。”

　　来到武汉不久，王映霞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但是她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王映霞找到了同在武汉的汪静之夫妇，提出了借夫堕胎的请求。不久，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正吵得不可开交。泪流满面的郁达夫告诉汪静之，他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长夜难眠。他看见窗外还挂着王映霞洗晾的纱衫，悲愤难抑，拿起笔饱浸浓墨在那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一时间舆论大哗，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下各让一步，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以保全妻子的名声。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捐弃前嫌，开始新的夫妻之旅。但此事早已使王映霞尽失脸面，两人感情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和他人的暧昧关系，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然而，紧张的夫妻关系并未因远离了风风雨雨的是非之地而缓和下来，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在一次争吵后，郁达夫将有着详注的19首诗和1首词集成一组《毁家诗纪》交予香港《大风》旬刊发表，这组诗公开了他们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

　　当王映霞看到了郁达夫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终于下定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以卿卿我我始，以劳燕纷飞终，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却又凄凄惨惨的琴瑟悲歌。初恋之时，爱得死去活来，到头来，又恨得吐心沥血，一对神仙侣成了仇怨偶，终竟让后人唏嘘。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1999年2月6日，王映霞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

5：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郁、王婚恋与婚变之中，缘的是爱情，毁的也是爱情。王映霞当初义无反顾，冲破种种樊篱嫁给达夫先生，为的是爱情，同所有的女人一样，她要的是全部的爱情，而非一部分爱情，正因为此，她投奔爱情之始，便已埋下了爱情悲剧的伏线。

郁达夫此前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孙荃女士，在追王映霞期间，他屡次要求离婚，王亦曾以此作为前提条件，奈何后来生米煮成熟饭，王也便低调处理，尽管达夫先生爱王胜过爱孙百倍，而在王映霞之心底，终究是一块疙瘩与难以愈合的伤痕，问题是，郁达夫常常不小心地去揭这块伤疤。郁达夫先生作为风流名士，其行为多有不检，不但偶有寻花问柳之举，而且还常常直接伤了王氏的自尊心。在其“五四”以来的新思想中，还顽固地残存着传统的古香之梦，其骨子里有着“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妻妾俱备的自鸣得意。他屡以妾直称王映霞，在婚变之后的《毁家诗记》中称之为“姬”与“下堂妾”，便是明证。即或在婚后不久，先生写了一首《登杭州南峰》之诗，其有句云：“题诗报与朝云道，玉局参禅兴正赊。”把映霞比作苏东坡的姬妾“朝云”，戳到了王映霞的伤心处。后来又以白居易自居，将王比作白居易的通房丫头樊素。

也许这表面是个名分问题，究其实际，是爱情问题。在名分上，作为新式女子的王映霞也许不会多加考虑，她为了爱情是会赴汤蹈火的；在爱情上，这又正是作为新式女子的她所不能容忍。她之红杏出墙，怕在内心也有你来我往的报复之心。她私通许氏，却又没嫁给许氏。郁达夫说：“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此段叙述如真确，说明的正是映霞对爱情专一的执着，她是不愿过只有肉欲没有真情的生活吧。她说：“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这也许是王映霞咬舌斫指的真心感受，是一种痛彻肝肺的伤心悟道之语。她后来再次结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名士谁不爱?达官谁不欲?而这一切，她都不在乎了，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以原配夫人之礼待她。其中心情，是有“曾经沧海、除却巫云”那种彻心入骨之体验的，真是杜鹃啼血，只惜人生不复，杜鹃早已过花期。　

    现在，郁达夫早已魂落他国，王映霞也已云散香消，其中恩怨瓜葛也风流云散，已成为结了血痂的黄灯古卷。多年以后，我们再看郁、王之恋，谁对谁错又有何人能予分辨?只有那情恩爱怨，让人千古怆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