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本逐利”，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写道：“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显然，这是一种擬人化的比喻，尤其是他对该句的注释里，援引了托·约·登宁在《工联和罢工》中如下一段更形象的话：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本逐利”性质的背後，其实是人的贪欲。 “资本”自己不会剥削，“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人会。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不公平”恐怕也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当时英国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而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批评道：直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仍流行着“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类似的事，从夏衍先生1936年在上海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包身工》里，我们也可以略窥一二。 因而，马克思当时对被残酷压榨的工人的同情和对冷酷无情的资产者的憎恶，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如有，也当是一样。 总之，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法则，固然会成为激发人们进取的动力，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但是，以赢利为唯一目的的旧有商务观念，同时也会催生贪婪、欺诈、掠夺和战争。 所以，作为社会动力的“利润”，这个东西像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托·约·登宁所描述的那样，好坏皆可驱使。 如果说这一法则後来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通过“钱权交易”，资本利润甚至可以把政府和法律本身也变成为它的仆役，使其对社会的一切破坏性行为均成为正当合法的操作，而不再需要“铤而走险”或“践踏法律”，“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只要看一看国内在医药卫生、住房食品、教育就业、能源环保、交通运输、金融投资、影视网络等几乎所有领域，官商如何勾结谋利，盘剥民生，就可以明白他们是如何赤裸裸地效力于那个有特色的利益集团。 这种深层次的腐败，使得“资本主义”往昔反封建时“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光辉黯然失色。 可是，现在国内根本不许提《资本论》，有民工学资本论，讲资本论，差点就进了大牢。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显然触痛了某些官员的神经。他们要竭力掩盖这“剩余价值”里“剥削”的秘密，为自己不劳而获、疯狂敛财的强盗行径开脱。 而如今一些文人学者，连“学术”也要姓党，亦跟着摇唇鼓舌，积极地配合否定“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许小年等如此坚决地否认有“剥削”，我想，无需什么“数学严格证明”，最好请他到黑煤窑里干上一天，看看有什么感觉？然后再来发议论。 这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 我们说，公平竞争且合理分配，尽管可以导致社会贫富不均，但这种“不均”属于“良性”的“不均”，它能激励人们努力、进取和创新。 而若是封建帝王贵胄利用“特权”，贪腐官员盗用“公权”，或无良商贾滥用“私权”，利令智昏，相互勾结，巧取豪夺，“剥削”他人而致使社会贫富严重不均，那构成的就是一种“恶性”的不均，它必定导致不平、敌意与抗争。 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即使抛开“阶级”这个字眼，至少“不公─仇恨─暴力”这一公式，现在在地球上还成立。而且，在一些地方，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改变这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包括历史上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以及东欧的“颜色革命”等等。 因此，现在还不可轻言废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 由于人性之“恶”，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幸免这“极度贪婪”的苦果。 然而，除了“暴力革命”之外，还有另一种办法，可以“防患”该“恶”于“未然”。 首先，现代完整的“资本主义”已经学会设立“三权分立”、“舆论自由”以及“司法独立”等民主制度，以尽可能地制约“资本”之恶的一面。因此，现代更多的情形是劳资双方，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通过披露、对话、选举、立法，甚至通过谈判、示威、游行、罢工等非暴力的民主方式来改善“生产关系”。 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只是比较温和罢了。 其次，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又提出了保障社会“四大自由”的口号，即：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此后，资本主义逐渐开始变得与早期大不一样了。 二战之後，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同时，也开始注重改善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 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显然，所有这些明智的措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今天的西方国家里，仍然具有充沛的活力和相当的吸引力。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改进的地方呢？ 如果一个制度单一地强调“利润”，其后果正如癌细胞以自我无限增殖为目的，失去了自律节制的机制，最终使得整个机体崩溃，癌细胞自身也将失去了生存的依据。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因此，更重要的是，“釜底抽薪”，让企业家改变商务观念，让世界政治经济领袖改变治国理念。 2014年，在与联想总裁杨元庆对话时，马斯克曾坦率地表示，“事实上，我不喜欢营销(Marketing)这个概念，许多时候，营销其实是欺骗消费者买东西。我认为这不好。” 和指出“剥削来自于权力”一样，马斯克的这个说法，对于只知“在商言商”者而言，可谓是“石破天惊”了。他颠覆了“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旧有商务观念。 七年後，不喜欢“营销”的马斯克，凭借高超的“技术”，无愧地成为了世界首富。 不过，这并非只是马斯克一个人的想法，他代表了一批新企业家的理念。 实际上，一种称为“公司社会职责”(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观念已在发达国家里，如英国、加拿大及美国，流行了多年。 按照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旧有商务观念，一个公司的业绩仅由它的财务表现来评定，而新的观念(简称CSR)是将公司的运作与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致力于社会、环境和公司财务的三重成功。 今天，持股者期待公司在非财务领域里，包括在人权、商业道德、环保方针、公司捐助、社区发展、企业管理、以及工作场所等诸多的问题上，也有良好的表现。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是与财务表现一起来考查。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注到国际人权方针，公司要对他们的行为和影响负责。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她正在改变着人心和世界商务的格局，缓慢却肯定。 也正是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许多现代西方企业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其经营运作方式，例如，美国默克医药集团对中国乙肝疫苗的无偿捐助等。 而更一般地讲，由此，我们也才可以读懂老马，以及他指出的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之“死亡因子”──“极度贪婪”，并看明白小马，和他展示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未来──竞争、诚信、公义与人道。 如果大多数人，特别是富有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能够认同并积极实践商务的社会责任，共同建立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那将是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埋葬恐怖主义，并迈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开端。 ──你这是在做梦吧？ 可能是的，这里“传统”的阻力的确极大，因为“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 尽管如此，现在仍有些可敬的人和公司在顽强地做着……这样的“梦”。 写于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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