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資本逐利”，在《資本論》第一卷里，馬克思寫道：“那末，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 顯然，這是一種擬人化的比喻，尤其是他對該句的注釋里，援引了托·約·登寧在《工聯和罷工》中如下一段更形象的話： 《評論家季刊》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資本逐利”性質的背後，其實是人的貪慾。 “資本”自己不會剝削，“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人會。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不公平”恐怕也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當時英國經濟學家的調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連續緊張勞動十六小時，才勉強買到不致餓死的權利。”而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也批評道：直到20世紀初，美國企業界仍流行着“儘可能少地給工人工資的習慣”。(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類似的事，從夏衍先生1936年在上海寫的社會調查報告《包身工》裡，我們也可以略窺一二。 因而，馬克思當時對被殘酷壓榨的工人的同情和對冷酷無情的資產者的憎惡，是可以理解的。現在如有，也當是一樣。 總之，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法則，固然會成為激發人們進取的動力，從而促進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發展，但是，以贏利為唯一目的的舊有商務觀念，同時也會催生貪婪、欺詐、掠奪和戰爭。 所以，作為社會動力的“利潤”，這個東西像是一把雙刃劍，正如托·約·登寧所描述的那樣，好壞皆可驅使。 如果說這一法則後來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通過“錢權交易”，資本利潤甚至可以把政府和法律本身也變成為它的僕役，使其對社會的一切破壞性行為均成為正當合法的操作，而不再需要“鋌而走險”或“踐踏法律”，“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只要看一看國內在醫藥衛生、住房食品、教育就業、能源環保、交通運輸、金融投資、影視網絡等幾乎所有領域，官商如何勾結謀利，盤剝民生，就可以明白他們是如何赤裸裸地效力於那個有特色的利益集團。 這種深層次的腐敗，使得“資本主義”往昔反封建時“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光輝黯然失色。 可是，現在國內根本不許提《資本論》，有民工學資本論，講資本論，差點就進了大牢。馬克思關於“剩餘價值”的學說，顯然觸痛了某些官員的神經。他們要竭力掩蓋這“剩餘價值”里“剝削”的秘密，為自己不勞而獲、瘋狂斂財的強盜行徑開脫。 而如今一些文人學者，連“學術”也要姓黨，亦跟着搖唇鼓舌，積極地配合否定“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許小年等如此堅決地否認有“剝削”，我想，無需什麼“數學嚴格證明”，最好請他到黑煤窯里幹上一天，看看有什麼感覺？然後再來發議論。 這些大罵馬克思的人，實在是幫了封建權貴們的大忙。 我們說，公平競爭且合理分配，儘管可以導致社會貧富不均，但這種“不均”屬於“良性”的“不均”，它能激勵人們努力、進取和創新。 而若是封建帝王貴胄利用“特權”，貪腐官員盜用“公權”，或無良商賈濫用“私權”，利令智昏，相互勾結，巧取豪奪，“剝削”他人而致使社會貧富嚴重不均，那構成的就是一種“惡性”的不均，它必定導致不平、敵意與抗爭。 無論你喜歡不喜歡，即使拋開“階級”這個字眼，至少“不公─仇恨─暴力”這一公式，現在在地球上還成立。而且，在一些地方，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改變這極度不合理的“生產關係”。這包括歷史上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以及東歐的“顏色革命”等等。 因此，現在還不可輕言廢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 由於人性之“惡”，早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倖免這“極度貪婪”的苦果。 然而，除了“暴力革命”之外，還有另一種辦法，可以“防患”該“惡”於“未然”。 首先，現代完整的“資本主義”已經學會設立“三權分立”、“輿論自由”以及“司法獨立”等民主制度，以儘可能地制約“資本”之惡的一面。因此，現代更多的情形是勞資雙方，以及民眾與政府之間，通過披露、對話、選舉、立法，甚至通過談判、示威、遊行、罷工等非暴力的民主方式來改善“生產關係”。 這也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只是比較溫和罷了。 其次，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總統小羅斯福又提出了保障社會“四大自由”的口號，即：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 此後，資本主義逐漸開始變得與早期大不一樣了。 二戰之後，美國以及一些先進工業國，在政府的干預之下，設立了反企業壟斷法、非歧視的僱傭法，設置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標準，建立了雇員休假、勞保、醫療、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會貧困和失業救濟制度；同時，也開始注重改善環境污染的社會問題。而通過資本利潤的分享與回饋，工薪階級的工資和福利不斷改善，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參與股份投資。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中，穩定的中產階級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權利，生活具有相當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權利和能力，也有進取的餘地和盼望；同時，他們又成為國家稅務的主要承擔者。 儘管現在勞資之間仍會有矛盾，不時仍有罷工發生，但國家在整體上卻仍然是穩定的。 顯然，所有這些明智的措施，使得“資本主義”制度在今天的西方國家裡，仍然具有充沛的活力和相當的吸引力。 但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再改進的地方呢？ 如果一個制度單一地強調“利潤”，其後果正如癌細胞以自我無限增殖為目的，失去了自律節制的機制，最終使得整個機體崩潰，癌細胞自身也將失去了生存的依據。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問題。 因此，更重要的是，“釜底抽薪”，讓企業家改變商務觀念，讓世界政治經濟領袖改變治國理念。 2014年，在與聯想總裁楊元慶對話時，馬斯克曾坦率地表示，“事實上，我不喜歡營銷(Marketing)這個概念，許多時候，營銷其實是欺騙消費者買東西。我認為這不好。” 和指出“剝削來自於權力”一樣，馬斯克的這個說法，對於只知“在商言商”者而言，可謂是“石破天驚”了。他顛覆了“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舊有商務觀念。 七年後，不喜歡“營銷”的馬斯克，憑藉高超的“技術”，無愧地成為了世界首富。 不過，這並非只是馬斯克一個人的想法，他代表了一批新企業家的理念。 實際上，一種稱為“公司社會職責”(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觀念已在發達國家裡，如英國、加拿大及美國，流行了多年。 按照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舊有商務觀念，一個公司的業績僅由它的財務表現來評定，而新的觀念(簡稱CSR)是將公司的運作與社會價值聯繫在一起，致力於社會、環境和公司財務的三重成功。 今天，持股者期待公司在非財務領域裡，包括在人權、商業道德、環保方針、公司捐助、社區發展、企業管理、以及工作場所等諸多的問題上，也有良好的表現。社會和環境方面的表現是與財務表現一起來考查。從對地區經濟發展的關注到國際人權方針，公司要對他們的行為和影響負責。 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她正在改變着人心和世界商務的格局，緩慢卻肯定。 也正是由此，我們才可以理解許多現代西方企業的人道主義精神及其經營運作方式，例如，美國默克醫藥集團對中國乙肝疫苗的無償捐助等。 而更一般地講，由此，我們也才可以讀懂老馬，以及他指出的早期資本主義制度之“死亡因子”──“極度貪婪”，並看明白小馬，和他展示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之未來──競爭、誠信、公義與人道。 如果大多數人，特別是富有國的政治和經濟領袖們，能夠認同並積極實踐商務的社會責任，共同建立這種新的“生產關係”，那將是消除世界範圍內的貧困、埋葬恐怖主義，並邁向世界持久和平的開端。 ──你這是在做夢吧？ 可能是的，這裡“傳統”的阻力的確極大，因為“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翰一書，5：19) 儘管如此，現在仍有些可敬的人和公司在頑強地做着……這樣的“夢”。 寫於202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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