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得知，清華校友孫怒濤等人於2018年10月，在微信上創辦了一個“文史講堂”，“用以普及真實的文革歷史”，四年來已舉辦了58期講座，聽課的群友達1300人之多。該講堂的講義，已編纂成《黑夜豆燈──文史講堂講座集》，並由楊繼繩作序出版。

看到國內還是有人在關心文革歷史，這當然值得高興，但如何正確認識文革的本質，更值得深入討論。

楊繼繩是這批學者的代表人物，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仍堅持在其《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中的看法。

然而，自十年前開始，我就不贊成楊的“文革反官僚”的觀點。那時他給孫怒濤《良知的拷問》一書寫的序言就是這個看法，他認為“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

為此我同他通過幾次郵件，但他從未正面回答過我的批評，只是來回送我他的文章《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意思是要我再去研讀領會。

2017年楊繼繩出版《天地翻復──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時，把他這篇又收作為導論。

2018年我寫了三篇書評，分別就如下問題，對他展開了批評討論。

一、楊繼繩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一章的末尾專門開有這麼一節，叫做“簡短的結論”。其中楊繼繩告訴我們，自1949年以來，“為了防止官僚蛻化變質和緩解官民矛盾，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發動群眾揭露官僚集團的黑暗面。”但由於“極權體制”的限制，他一直不能如意，於是“毛想尋找一種形式，不通過官僚體系，直接地、公開地發動群眾來揭發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蛻化變質。通過多年的摸索，他終於找到了這種形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楊最後鄭重地強調說：“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二、楊繼繩在其文革史的第一章，大談導致文革的“尖銳的官民矛盾”，他認為，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以至於文革時“毛登高一呼，全國就出現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嘯。”

三、楊繼繩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26章的末尾專門開有這麼一節，叫做“毛把他最後的思想留給後代”。其中他不惜篇幅，以肯定的態度全文列出毛遠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澤東談話，最後甚至動情地寫道：“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

顯然，楊氏“文革史”的取材和論述所圍繞的主旋律就是：文革前“官民矛盾”嚴重，而文革就是毛帶領人民反官僚，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勝利者還是官僚。

最近微信上流傳着一個鳳凰網歷史頻道關於文革的在線調查，結果是：支持文革的網友多達58%，反對者僅占42%。同時，也常有視頻顯示，一些年輕人，甚至一些大媽大爺，又穿上紅衛兵服，在大跳文革時醜陋的“忠字舞”。

為什麼竟會是這樣？

現在贊成文革的人多，其中一個原因，正是楊繼繩“文革反官僚”說的惡果。

你想，很多人聽信楊繼繩所鼓吹的：“文革就是毛帶領人民反官僚，可惜失敗了”的說法，而現在中國正是貪官泛濫，人人痛恨，要清除他們，那“當然應當再來一次文革啦！”以繼續完成毛的未竟偉業。

2016年，華新民在《“老五屆”大學生對文革的反思》(http://museums.cnd.org/CR/ZK17/cr893.gb.html#1)一文中提到，蒯大富、韓愛晶等出身“紅五類”的造反派頭頭，至今仍“堅定不移地認為：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人對中國的貢獻超過毛澤東。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世界偉人，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和自豪。”

這種令人肉麻作嘔的論調，今日在國內雖然仍有一定市場，但在文化知識界普遍並不受待見。

倒是像同樣來自“優勢群體”^[注]的楊繼繩的“文革反官僚”說，還有相當的迷惑性。因為楊迎合了參與過文革的“老五屆”及“老三屆”一些人的心理，即如華新民所說，他們“把當年毛澤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官僚主義者階級’比附成今天社會上民眾痛恨的‘特權階級’和‘利益集團’，從而給自己在文革中那一段短暫的追隨毛澤東造反的經歷賦予正義的光輝，也為自己在文革後的不幸遭遇塗上悲壯的色彩。”

[注]：按照楊書的定義，“處於優勢群體的人包括：黨員、團員、靠近領導的人、勞動模範，出身於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人。這些人在不僅在入黨、當官、分配工作、調整工資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權，而且有整別人、自己不會挨整的特權。他們是黨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對象，是黨組織多年培養、訓練的積極分子。”

可是，現在的事實表明，正是這些人所謂的“反思”，誤導了民眾對文革的認識，為深入批判文革設置了重大障礙，更為當局重啟文革埋下了伏筆。

我的那三篇文章如下：

《毛澤東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嗎？──評楊繼繩文革史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1.html)

《官民矛盾·劉“四清”與毛“四清”·文化革命──評楊繼繩文革史(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2.html)

《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評楊繼繩文革史（http://www.azcolabs.com/xy_wg_yjs_3.html)

它們分別從不同角度批駁“文革反官僚”說，由淺入深，逐步揭示文革本質為“兩條道路”及“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而第三篇更是指出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正當性和不可抗拒性，詳細解釋了為什麼說“馬克思是封建專制、生產落後的國度里‘走資派’的鼻祖”。要是真按馬克思所說，那像中國這種國家，就應先建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的確，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曾告誡一些自命為“德國的或‘真正的’社會主義者”道：在像十九世紀中葉德國那樣的封建專制、生產落後的國度里，決不能去搞什麼“社會主義”，而是要先把“法國的生活條件”搬過來。

什麼是“法國的生活條件”？

馬克思這樣解釋道：任何地方要想搞“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先具備三個前提，分別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以及“相應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相當的政治制度”。若是還不具備的話，那就先去建立它。

以後，直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不能容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時，方可談論“社會主義”革命。

至於什麼是“資本主義”？

馬克思也完整地歸納出其“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競爭”，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議制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法”，更包括對體制監察的“資產階級的新聞出版自由”及“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

這些都是在《共產黨宣言》裡寫得很清楚明白的文字，這才是原版“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要義，與坊間流傳的那些經毛咀嚼後吐給眾人的什麼“造反有理”的山寨版，大相徑庭！她符合“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更完全適用於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國情，因此，中國需要這樣的“走資派”。

毛“文革”反“走資派”，是大錯特錯了！

我之所以敢這樣講，主要的理論依據正是在於馬克思發現的這條“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1867年。)

而這個“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現在已被中外多國和地區歷史發展的事實所證明，包括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資本主義”的成功，以及中國、北朝鮮、越南、柬埔寨和古巴“社會主義”的失敗。

她解釋了，二戰之後，世界許多歷史背景和社會狀況大致相似的國家和地區，後來為什麼會有今日如此巨大的差別？

劉少奇等“走資派”，建國後堅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兌現與眾多民主黨派達成的協議和對人民的承諾，反對毛搞“合作化”，他有文字批示說，毛的主張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要搞“民主化和工業化”，要“二十年不破壞私有制”。在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否定毛的“三面紅旗”，文革前，劉還在試辦大工業托拉斯。……

劉派的這些作為，都是些很了不起的大事情，基本符合馬克思的主張。只是可惜，由於歷史罪人毛澤東的瘋狂打壓，中國與現代“資本主義”擦肩而過、“交臂失之”。

然而，就我所知，以往推崇楊氏“文革觀”的人不少，尤其在清華群里。

在《爭論的價值──猶太文化的啟示》一文中，我寫過一段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如下：

2016年5月，經友人介紹，我加入了由幾十位清華學友新建的“生活常識群”，群主是孫怒濤，而清華名人楊繼繩、秦暉、蒯大富等都在群內。它名為“生活常識”，實則討論文革問題，由各人提交文章，共計有20篇，群主安排次序，每次發給群友一篇，每篇討論三天。從5月8日開始，第一篇是楊繼繩的《為什麼歷史學成了當代顯學》，當然是好評如潮，最後的一篇是我的《論“文革”的反動性質》^[1]，直接點名批評楊繼繩的“文革反官僚”論，引發了不少爭議。

60多天的討論非常熱烈，各人直抒己見，你來我往，令人耳目一新，頗為振奮。它很像是維納參加過的那種討論會，不過不是面對面，而是通過微信文字，“唇槍舌劍”。我原以為這是個機會，可以與楊直接交流，但是我錯了。那時楊也在群里，在討論我的那篇時，始終沒有發言，即使有些群友在爭論時一時語塞，點名請楊學長來回答我的質疑，也不吱聲。他在實踐毛澤東1957年反右派開始時的辦法，黨員幹部們對所有批評意見要“硬着頭皮頂住”。

楊繼繩是個改革派，寫過《墓碑》等好書，我當然支持他。也正因為他的影響大，我對他的觀點就格外注意。只是由於他沒有回應，不置可否，後來我才把批評“文革反官僚”的說法寫到幾篇文章里去，希望引起注意和討論，但也少有回音，感覺如入“無物之陣”，竟是像沙漠般的荒涼和寂寞，令人不寒而慄。

到了群里討論的最後一天，倒是“深愛‘民族英雄’和‘世界偉人’毛澤東”的蒯大富實在忍不住了，“不小心”連發幾百個搞笑的Stickers，橫掃群友屏幕，到處一片狼藉。眾人愕然，甚為費解，以致有人以為是老蒯中風了，在發求救信號哩！其實，他是在重施文革時“覆蓋對方大字報”的故技，以發泄怒氣，並試圖終止對我那篇的討論。(參見：http://www.azcolabs.com/xy_debate.html)

後來我知道，其實也有其他人不贊成楊的說法，但可能是礙着楊的面子，總不出來發聲。結果，長期以來，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得罪人。

然而，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正確與否，若是無人理睬、沒有爭論的話，最終只有被“悶死”的一條出路。我對楊氏“文革觀”的批評，就是如此，至今未有任何反響，既非贊同，也無反對，令人如入“無物之陣”。

這正如魯迅所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他不和你來戰”，這也是現今中國文壇，甚至學界，的一種典型“戰法”，因此，我的感覺恰如百十年前魯迅在日本辦文學啟蒙雜誌《新生》失敗之後所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正如魯迅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在專制獨裁的時代，“千萬無賴之尤”慣於“見異己者興，必藉眾以陵寡，託言眾治，壓制乃尤烈於暴君”，因而中國更多的則是冷漠和麻木的“看客”。結果造就了無數阿Q、閏土，華老拴、祥林嫂，呂緯甫、魏連殳，紅眼睛阿義和駝背五少爺之類的人物。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和悲劇。

老黑格爾說的不錯，“麻木且冷漠的民眾是專制的土壤”，且二者互為因果，所以至今還沒有什麼改變，卻反而時時滋生出一批批“愚昧又狂熱的群氓”，成為獨裁之台柱。

再回到前面那個基本問題：“文革究竟是什麼？”

現在看到反思文革的文章，很多是個人的親歷，具體控訴種種暴行劣跡或揭露人性的卑鄙。這對於批判和否定文革來說，是非常必要，也是很有力的資料。

但我們否定文革，除了因為它“打打殺殺”、“血腥野蠻”、“摧殘人性”、“破壞文物”等惡行之外，還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如果迴避政治問題上的是非對錯，只限於從表面血腥殘酷的現象來揭批文革，那毛粉用一句毛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就可以終結所有的指控，並自慰得“理直氣壯”。

而在另一方面，如談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等歷史時，這些人又可以列舉無數事例，包括“中國解放軍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美軍出征離不開嫖妓”，來指斥西方民主國家的“不公”及“道德淪喪”。

同樣，在美國總統競選會場中，當聽眾間發生肢體衝突時，川普可以慫恿其粉絲：“打、打、打，我替你們付律師費！”在俄烏戰爭初期，他卻稱大舉入侵烏克蘭的普京為“天才”與“和平衛士”，要烏克蘭割地求饒；而最近戰事於俄軍不利時，這位一向狠勇好鬥、作風強悍的川普，也會偽善地大表公正道：“我不喜歡殺戮，趕快停戰吧！”

當你問到，世事人物有沒有“是非對錯”，有沒有“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民主與專制、平等與特權、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卑鄙、良善與醜陋、真話與謊言、公義與邪惡”之區分時，這類論客往往會聳聳肩，輕蔑地推託道：“我不感興趣”，或故作自謙狀稱：“我不懂政治”，忽又很懂地譏笑曰：“哈，政治正確！”或“你也不怎麼樣！”

然而，以大尺度縱觀人類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畢竟總有“是非對錯”，也總有依據人類的理性與良知，對“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民主與專制、平等與特權、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野蠻、高尚與卑鄙、良善與醜陋、真話與謊言、公義與邪惡”等，做出的基本判斷，只不過各人按自己的利益、價值、文化、教養、眼光、愛好及品味，選擇站邊就是了。

我反對任何齷齪政治和骯髒交易，但也不會因而便替邪惡勢力，如德、意、日等法西斯，去鳴冤叫屈，或兀自遁入空門。

對如何評價文革，也是一樣。文革爭鬥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反官僚”，毛文革反的是“走資派”。然而，毛文革反“走資派”的宗旨根本就是反動“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歷史表明，只有建立完整與規範的資本主義制度，才能走出封建專制社會的黑暗與落後。因此，只有“走資派”才能救中國。

這才是隱藏在“打打殺殺”之下的“大是大非”。

對於當年狂熱追隨毛派參與文革的一些人來說，否定自己，這是一個很難正視和吞咽的苦果：

“愚忠紅衛”衛到了被“上山下鄉”“再教育”的地步，

“奉旨造反”反招致“義和團”受鎮壓、遭清洗的下場。

為什麼竟會是這樣？

這正是一個現在“反思文革”要認真回答的關鍵問題。

二戰後的德國人曾認真反省自問，“我們怎麼會跟了個希特勒？”

可是現在楊繼繩等卻惋惜地把毛視為因“反官僚”而失敗的一位歷史人物，而自己當初不光彩的“追隨”也因此得以有所“自慰”。

  這就是差異。

人們要分辨啊！不然文革真的要以“反官僚”、“反貪腐”為由，“堂而皇之”地回來，再次消滅中國的“資本主義”以及“尋釁滋事”的“走資派”了。

為杜絕文革，使之不再發生，再次希望有志有識之士，能夠站出來深挖，把這個問題徹底搞清楚。

寫於2023年5月17日

[1]小鷹，《論“文革”的反動性質》，2016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xy_mao_wg_dialog.html。原討論稿共六節，現已把後三節：http://www.azcolabs.com/xy_chatting_6day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