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問答三》之一 小 鷹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說明“文革”的實質是建國後17年來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鬥爭積怨的總爆發，同時批評了楊繼繩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論，最後論述“文革”為什麼是反歷史潮流而動的，以及“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提要： · 文革不是一場“反官僚”運動。 · 文革的起因不是由於“尖銳的官民矛盾”。 · 文革前“官民矛盾”主要不是源於“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而是源於毛的“社會主義”方針政策及其各種政治運動。 甲：現在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輕人往往以為“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是“反官僚”、“反貪腐”，毛主席給了人民“大民主”的權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懷念毛時代。那麼，“文革”的實質究竟是什麼？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發動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乙：是啊，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文革結束已經四十年了，至今眾說紛紜，撲朔迷離。不僅是年輕人那樣想，一些親歷文革的“造反派”現在反思時，習慣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狀態和思維，仍然以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義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領袖帶領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楊繼繩認為，“毛澤東要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揭露黨的陰暗面，企圖以此保持黨的純潔性，他需要造反派實現這個目標。”[1] 甲：這難道不是事實嗎？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八機部長陳正人的《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上做了批示。楊繼繩特別提醒我們，在這個批示中，“請注意，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說法，並說“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1]，[2]。這樣替工人說話，真讓人“熱血沸騰”啊！ 乙：從表面來看，文革似乎是解決“官民矛盾”的運動，它也的確衝擊了大部分幹部，“造反派”可以起來“批鬥”官員，公開揭發他們的“罪惡”。但這種邏輯有兩點說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麼呢？ 乙：第一，“官僚”是個含糊的概念。人們通常是在作風和道德的層面上來理解，即指脫離群眾、無所事事，以至貪污腐敗、魚肉百姓的官員。然而，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只有劉少奇那一派的幹部是“官僚”，要“火燒”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幫”等，則都不是“官僚”。這就說不通。 如果要談論“官僚”，毛澤東本人難道不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官僚”嗎？只要看看他建國之後的所作所為，便不難知道，心高氣傲的他有哪一項主張不是嚴重脫離我國實際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右傾”，致使全國餓死幾千萬人，真可以說是敗筆連連，劣跡斑斑，他卻一意孤行，拒不認錯！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團、“四人幫”一夥，以及康生、陳伯達等人難道就是“公僕”，而不是可憎的、無視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時節百姓不是表現得更憎恨他們嗎？ 所謂“造反派”一語，也很含糊。同樣，只有跟着毛去倒劉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幫”，或保劉少奇的林昭、張志新、遇羅克、李九蓮、丁祖曉、王容芬等就都絕對是“反革命”！ 甲：你是說，這貌似正義公平的“反官僚”現象之下，有一條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劃分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謂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這其實並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澤東從文革一開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講明了這一點，只是許多人，包括楊繼繩在內，對此“視而不見”，至今還在“隔靴搔癢”地談論“官僚階級”或“特權階層”。 此外，如果說文革只是毛澤東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間的內鬥，那怎樣解釋文革運動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怎樣解釋，除了“地富反壞右”之外，運動重點批鬥的還有各種“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 這是“反官僚”一說的另一個說不通的地方。 甲：楊繼繩這樣來解釋，即毛認為那些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義者階級”上的“特權階層”[2]，所以也要批鬥。 乙：這種推廣把黨內外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如吳晗、楊獻珍、邵荃麟、孫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學術權威”，都納入了“特權階層”，成為人們仇恨的對象，這是想給毛澤東發動瘋狂的文革找一個“正當”，甚至“正義”的理由嗎？ 甲：我也覺得那樣講很“牽強附會”，因為那又怎樣解釋，文革中，除了少數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幾乎所有專家、教授、作家、演員、中小學教師、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幹部，甚至一切知識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整治？中小學教師、校長又算是什麼“學術權威”和“特權階層”？為什麼毛澤東也不放過這些人？ 乙：所以，這裡還是路線鬥爭，是政治權力的鬥爭。關鍵在於，毛澤東認為，“解放後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基礎”，這些大帽子一壓下來，中小學教師，甚至一切知識分子還逃得掉嗎？ 甲：不過，話說回來，國家本身“是官僚主義的溫床”，時間一長，總會滋生貪官污吏，這也是事實。 乙：不錯，共產黨內的腐敗歷來就有，早年有顧順章、向忠發，後來有劉青山、張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後，幹部收入高些，也的確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難時期的“糖豆幹部”、“肉蛋幹部”等(指困難時期17級和13級以上的幹部有些額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應)。但總體上，那時幹部與普通工農的差異，並不到《九評》所說的蘇聯官僚們“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樣嚴重的地步。那時官場上的營私舞弊，貪污腐化，也遠不及今日那麼普遍和猖狂。總體而言，政府還算清廉，官員也尚儉樸。 就高級幹部來說，待遇和特權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劉二人之間也並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不能因此便說，劉少奇及其一夥就是“官僚階級”或“特權階層”，而毛澤東的一派便不是。事實上，生活上劉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沒有毛的那些風流韻事。 所以毛並不能以“官僚主義者階級”構成打倒劉少奇的口實，更不用說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懷了。 甲：那毛為什麼要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說法呢？ 乙：我想，毛澤東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批示，用意只是將“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妖魔化，更多具有激發眾怒、煽情造勢的意義。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這種說法因為陣線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燒身”之弊，也就是我們上面說的第一個不通之處。他恐怕人們會問：“你毛澤東的政策餓死了幾千萬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啦？”所以，後來就不再見他有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惡諡來興師問罪，以路線和司令部來作為劃分幹部好壞的界線。 現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個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脫離了實際情形。 甲：記得是陳伯達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語太繞嘴，就給簡化為“走資派”了。那麼，究竟什麼又是“走資派”呢？ 乙：這個“帽子”果然厲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給劉少奇，小號的可以戴給中學校長。毛自己的準則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會主義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歡的人，統統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這樣一來，連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沒有中號的帽子？ 乙：大多數就是中號的。以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為例，一位國務院的部長，可以算是個“當權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和劉少奇爭論黨內是否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問毛：“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隨口就點了煤炭部長的名：“怎麼沒有？張霖之就是！”。於是文革一開始，中央文革小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礦業學院去煽風點火，正在“大慶”蹲點的張霖之就成了煤炭工業系統的頭號“走資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連續打鬥一個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礦業學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園裡。 甲：張霖之屬於欽定的“走資派”，應當算是個“典型”了，但他到底有過什麼“走資派”的“劣跡”？為什麼是個“十惡不赦”的貪腐“官僚”？ 乙：至今無人知曉！給他定罪憑的只是毛澤東當年講過的那一句話。(註：據文革時的揭發材料，張霖之在煤炭部的確推行過“計件工資”措施，把煤炭產量搞了上去，這是他作為“走資派”的一條“罪狀”。──小鷹又及) 甲：那為什麼毛澤東這麼恨張霖之？ 乙：其實，毛對張霖之的“業績”或“惡行”有多少了解，或張是否與毛有什麼“過節”，這並無關係。毛澤東那是跟劉少奇過不去，張霖之就成了其鬥嘴的犧牲。不難想象，假如劉少奇問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恐怕會說“怎麼沒有？呂東(時任冶金部長)就是！” 甲：也就是說，只是因為劉少奇說他不是“走資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這樣，此乃“兩個司令部鬥爭”之謂也。毛這般定罪法，是不是個專制的“官僚”？這和斯大林動輒指人為“人民的敵人”，便予以槍斃，又有何區別？ 甲：可是楊繼繩一再強調：“毛澤東對這個制度不滿是多方面的：他對等級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滿，……。他對官僚們用物質利益作為調動積極性的手段不滿，……。他對官僚們欺壓百姓和特權腐敗不滿，……。”“毛澤東看到官僚們‘私’的一面不斷膨脹，他身邊的大量事實也證明蛻變在發生、在加速。他懷着深深的憂慮。”[2]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這樣輕易地給劉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幹部，包括彭德懷、張聞天和鄧子恢，以及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等在內，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這種說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實際。我們不要根據自己的理論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說文革是“毛澤東要發動群眾清洗官僚集團。”[2] 請結合具體談談，文革所打倒的那些從大到小的“走資派”代表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煤炭部長張霖之、中學校長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義者階級”捧為“學術權威”的知識分子，如吳晗、楊獻珍、邵荃麟、孫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為何統統被稱之為“官僚”？他們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貪腐”、“魚肉百姓”之惡行？究竟與群眾又有些什麼不可調和的“第一重緊張關係”？非要由毛澤東發動“造反派”來打鬥至死不可？難道今天還要楊繼繩按照毛關於“做官當老爺”的“文藝批示”來給他們定罪嗎？ 甲：你這麼一問，就不難看出那種美化毛澤東的說法之虛偽。他們深陷毛氏“文革思維”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說“他懷着深深的憂慮”來“反官僚特權”。而對於毛自己的問題，楊繼繩卻只用這樣一句話就輕輕地打發了：“用對執政者個人的道德的批判來研究政治與歷史，不可能窮究事情的本質。所以，我在這本書裡不評價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2] 乙：多麼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這麼搪塞一下，楊繼繩“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那好，我現在也不談什麼“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只想問一句，那時百姓的怨言怒氣或“官民矛盾”，是針對劉派官員的“劣跡”或“修正主義”為多？還是針對毛的方針政策和他發動的各項政治運動為多？ 從解放初期批判各種“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開始，從“反胡風”、“反右派”，到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面紅旗”、“反右傾”、全國餓死幾千萬人，大抓“階級鬥爭”，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嗎？但為什麼到頭來，文革中反倒是劉少奇因所謂“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為他反對過“合作化”、搞了“包產到戶”、搞了“物質刺激”，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反而引起了極大的民憤嗎？這說不通啊！這還是老毛的說法耶。 甲：可是楊繼繩在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第一章“簡短的結論”中，卻告訴我們，自1949年以來，“為了防止官僚蛻化變質和緩解官民矛盾，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發動群眾揭露官僚集團的黑暗面。” 乙：這真是一個大忽悠！楊要繼續“打倒劉少奇”，也不能這般不顧事實地美化頌揚毛澤東啊！誰都知道，解放後毛“一次又一次發動”的各項運動都是為了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鬥爭”，他的“階級路線”不斷地煽動“階級仇恨”，製造更多的社會對立，哪裡有過什麼要“緩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傳方針只許歌頌“社會主義”的“形勢大好”與“前途光明”，文藝作品不可以寫矛盾，只能描寫全國到處“鶯歌燕舞”和“花好月圓”[3]，又哪裡有過什麼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甲：正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後，記得毛倒是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控制新聞出版怎麼行？中國五十萬個大隊，一個大隊報道一條社會黑暗面，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垮台了。”(大意) 乙：這句話，初聽起來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詭辯之處在於：以把事情推到一個“極端”而出現的荒謬，來“證明”另一個“極端”存在之必要。 甲：是啊！那會兒有過這麼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貧農女兒劉桂陽在北京中南海北門外，雙手高舉紙牌抗議，上面寫道：“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劉桂陽因此被判入獄五年。劉少奇知道後批示：劉桂陽無罪，應回原單位工作，撤消判決。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之後，1969年3月16日劉桂陽又被地方軍管重新收監，維持原判，並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後的1979年才被平反。 乙：記得大約是1964年，我也聽說農村中有過這樣一副春聯：上、下聯分別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橫批是“社會主義好”。當時校方黨領導告誡我們，這是惡毒諷刺“社會主義”缺衣(一)少食(十)，“今不如昔”，這是“階級鬥爭”！但難道那不是事實嗎？誰好誰壞，農民心裡明白得很，畢竟橫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甲：問得好！這些“黑暗面”，毛都讓“揭露”了嗎？當時這些公開的抗議和譏諷，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議論及腹誹，都是指向了“誰”和“什麼”？難道我們現在還分辨不清楚嗎？因此，我們不要抽象地、籠統地談論“官民矛盾”，而是要具體看是什麼“路線”引起什麼“矛盾”？而且，我們是討論文革的是非問題，也不要把現在的“官民矛盾”摻和進來，說什麼文革那時就反了貪腐和特權。 乙：現在很多人談到文革起因，都籠統地以“官民矛盾”為基礎。但是我要問，文革前夕我國“官民矛盾”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60年代台灣當局幾度認為大陸遍布乾柴，是“反攻大陸”的絕好機會，只要派人點火，民眾必然“揭竿而起”，一舉推翻共產黨。但這並未發生。 如果說“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災區”，那裡的“官民矛盾”應當是很突出了。但我們那時都在大學，對那裡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親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資派”蔣南翔又怎樣是個“官僚”了？那會兒清華的黨干師生不都是很擁戴這位蔣校長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嗎？ 甲：自62年到65年，毛認為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修正主義分子”大搞“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但事實上，可以說，這正是建國後“官民矛盾”最少的時期。那時就那點寬鬆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讓人心情舒暢，工作積極性陡長，國內經濟和文化，一派“欣欣向榮”。許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績優秀的學生也可以入讀清華，甚至保密專業。你仔細想一想，是此時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還是68年以後劉派徹底倒台，毛派一統天下之時？那時的“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五七幹校”，“革命委員會”，可都是純“毛”製品，再也沒有劉少奇掣肘，他想怎麼幹就怎麼幹，連“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國吹捧。總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樂乎？但百姓都沒有怒氣和怨言嗎？青春荒廢的一代人也都“無怨無悔”嗎？恐怕正相反。這你總不能把這“矛盾”也歸到劉派“官僚”的頭上去吧？ 乙：我們這裡還沒有談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個變遷過程，不是穩態。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線下的那兩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幾個人對它滿意？總之，毛、劉的路線有沒有區別，各人自己應當心裡有數。 甲：所以說，冤有頭，債有主，我國的“官民矛盾”到底是從何而來的？這要做具體分析，對共產黨、對毛和劉，不可“一概而論”，更不能“顛倒是非”！ 乙：當然，我必需承認，楊繼繩文章中提到“極權主義官僚體系”的問題，他講的都對，而且“於今為烈”。但我們應當看到，毛澤東頑固地要走他那條“社會主義”道路，正是要進一步強化這個專制體制，他發動的文革從理念到方法都是錯的；相反，被楊繼繩稱之為“官僚集團”的劉少奇等“走資派”，以及為其“搖旗吶喊”的所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以不同方式頑強地抵制毛的那條“社會主義”路線，他們主張“新民主主義”道路，反封建、倡民主、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反倒是能給中國帶來光明和希望。 從大局上看，難道不是這樣嗎？儘管他們在細節上並不像楊繼繩所要求的那樣完美無缺，例如，他指斥劉少奇等人在談論羅瑞卿自殺一事時，表現得“沒有溫暖，沒有人情，沒有道德”[2]，劉少奇在文革初也“貶損過梁啓超、梁思成”[1]，但因此就都成了令人憎惡的“官僚”了嗎？ 甲：由這個“反官僚”的前提出發，楊繼繩繼續推理：“造反派是毛澤東的左手，衝擊官僚體制需要他們；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右手，恢復秩序需要他們”，於是他就得出結論：“文革，這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1], [2] 乙：這真是一大“發現”！在他描繪的這幅圖畫中，似乎毛澤東是以救世主的姿態，超然地站在這三角形的頂端，好像他發動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那“左右逢源”的方式方法錯了，結果竟“令人扼腕”：文革因為“造反派”沒有革透“官僚”們的命而失敗，才招致今日官場的腐敗橫流！ 然而，如果籠統地說，“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權”──而官僚特權正是人人痛恨的東西，尤其在今天──那就會導致基本肯定文革，並且把毛澤東劃在大多數人民群眾的一邊，結果，他成了一位讓人同情、懷念和擁護的“失敗的英雄”。而一些論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讀為“百姓怨左不怨毛，劉派反毛不反左”(秦暉)，好像毛澤東始終與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澤東，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劉少奇等“走資派”！──馬屁居然可以這樣子拍法，實在是“匪夷所思”啊！ 甲：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都是限於從政治上來談“誰才是‘官僚’？”的問題，並沒有涉及“毛澤東的個人道德操守”。但即使退一步，按今天人們對貪腐官員的概念標準來看，劉少奇既沒有那些全國各地為毛修建的奢侈行宮和上億的私人存款，也沒有如毛派主將康生住的那種豪華宅第和私藏珍貴的國家文物，那怎麼向他問罪才好呢？ 乙：是啊，如果現在有人要把劉少奇打成是“特權腐敗”官僚的代表，那恐怕就要“掘地三尺”來坐實他的“形窮實富”罷？ 甲：現在還有人喜歡引用毛澤東1975年談到“走資派”的話來批劉少奇，說他們“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乙：毛說的那些批評“官僚”的話，“好房子，汽車，高薪，服務員”等，對毛自己和毛派都適用，怎麼“官僚”都跑到劉派一邊去了？毛派就個個清廉？此外，為了避免“窮究事情的本質”，毛也忘了提自己還有用特權霸占的“許多民女”和用特權強製發行“毛選”獲得“巨額存款”，劉少奇沒有。……毛這樣把“走資派”和“官僚”混為一談，這是“忘我”煽情，還是把水攪渾好忽悠人？你懂得。 甲：值得注意的是，楊繼繩在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一書的第二十六章里，幾乎不加任何批駁就大段列出毛在文革後期的荒謬言論，其中也包括剛才的那段話，最後他還動情地寫道：“毛澤東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給後人留下了他的看法。這些看法對中國以後的政治會發生影響，它將成為反對官僚集團的政治武器。”一副很欣賞的樣子，他是要把這些毛語錄作為“政治武器”傳給後人啊！ 乙：這些人現在說起話來還是毛腔毛調，“鸚鵡學舌”地寫文章。不過他們只學了前半句，為我所用，就大罵“官僚”，而對毛後半句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是“反動”？卻不置一詞，對“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評議究竟誰是誰非？這就完全掩蓋了“文革”的本質，明顯地站到了毛派一邊去了。 甲：所以，如果像楊繼繩那樣，認為毛澤東是“用民眾的力量來平衡極權主義的官僚體系，就是鼓勵群眾造官僚的反”[2]，這就在某種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會誤導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認同，甚至嚮往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要問，如果“文革”不是一場“反官僚”運動，那它又是什麼呢？究竟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麼大規模的“文革”呢？ 待續之二：“文革”是什麼？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7月修改。 引文出處： [1]楊繼繩，《從清華大學看文革──讀孫怒濤回憶錄<良知的拷問>》， 2012年為孫怒濤文革回憶錄《良知的拷問》所作的序。 [2]楊繼繩，《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為“導論”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復──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 [3]小鷹，《究竟什麼是“中間人物”？》，http://www.azcolabs.com/xy_what_is_zjr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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