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创办花城出版社，是全社最年轻的主力编辑，身边的长辈老编辑中有多位刚平反的“右派分子”。我在与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早就知道他们是假右真左。这已经是四十年前的认识了。

究其底蕴，他们的价值观充其量都是来自西方白左思想领袖们的间接启蒙和五四运动的错误遗产。此外还要加上一辈子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井底之蛙式的局限性。

几十年来，无论搞文化还是办企业，我的第一要务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持与国际即时信息的直接联系，不屑于仅仅得到国内朋友转发的第二手资料。因此，我在思想上等于同步生活在美国和欧洲的主流生态中。我还亲身走访了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彻底打开了眼界。我藏书过万册，百分之八十是西方名著，百分之二十是中国古典作品，还有大量国外杂志，每天随手翻阅，进行多方位的比较。

我越来越清晰地发现，多数西方思想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弱点，那就是理性的自负及其导致的改造世界与人性的激情。这还是表象，真正的实质是缺乏永远不动摇的信仰。

所以，他们正如胡适亲口表白的那样：认定人生没有意义，需要聊以自慰地活出某些意义。到头来，无非是个人的名声、权力和金钱，以及用这类已经实现的“意义”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正常的信仰，一切皆空，所有的主观设计和自我行动都不可能为人类缔造健康而持久的幸福。

（舒大沅 202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