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

新华门之夜

——纪念“六.四”三十三周年

高瞻

1989年4月19日，是八九民主运动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性日子。就在这一天晚上，北京民众自发地连续第二天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就在这一天子夜后，政府忍不住终于第一次出动军警毒打群众；就在

这一天的次日，北京大学生正式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有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就在这一天之后，首都市民从冷漠、不解、议论、观望变为群情激愤，单纯的学生抗争逐渐成了人心所向的全民行动；也就是在这一天，后来“六四”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的吾尔开希首次走到前台，进入公共视线，并被全世界知晓。

33年前的那个夜里，我躬逢其盛，整宿都在现场，从始至终目睹、经历了发生的所有闹剧、正剧、喜剧、悲剧。

33年后的今天晚上，我伏案秉笔，当时情境历历在目，当时的所思所感也召之即来，仿佛时间长河倏忽一瞬。现在，我就“三十三年细说从头”。

1989年4月18日下午五点多，我头昏眼花、疲惫不堪、两脚发软的一步步沿着人大会堂东路北行，吃力的穿过长安街，来到中山公园前一大堆线路的公共汽车站。空气舒爽温煦，碧空清澈、彩云满天、夕阳未现，正是人间四月天一日绝美的时间。我步出广场的时候，几队高举校旗的学生们开始从西北侧进入广场。当我站在西行的公共汽车上，手扶栏杆、向外眺望的时候，下班的时间已过。在金色的落日辉映下，长安街上汽车、自行车如流，一路上举着旗帜逶迤而行的大学生队伍源源不断。但这一切，耳中犹自此伏彼起不间断的幻听着一阵阵口号声的我，已经只有心共鸣而无力投身了：因为到此刻，我已经三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昨天，也就是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树荫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从前一天开始出现的大、小字报，更多人在昏黄的街灯下伫立、徘徊、交谈、张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么。十一点左右，从二十八楼里突然冲出七八个人，一起撑拉着一条八、九米长的白色竖幅，竖幅上写有三个粗大的正楷字“中国魂”。人群一阵骚动，一下围在了他们的周围，然后尾随着在三角地一带巡游。人越聚越多，队伍越来越长，很快，队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噪声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门的路。

在八九前的历次学运中，从三角地沿大讲堂南侧到南门那条短短的、五分钟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艰难、最关键、最漫长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经聚集起来的学生们，总要在这条路上踌躇、彷徨、矛盾、争辩、反复、进退很长时间。很多回，义愤填膺、一鼓作气的学生们在这条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后在南门前做鸟兽散，一场可能惊天动地的事件就此消于无形。学生们血气方刚，但并不无知鲁莽，他们知道在校内游行、抗议、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门意义则完全变了，之后的事态发展、结果以及个人的命运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毕竟，学生们是来求学而不是来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条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门，则后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学生们一路最后走到天安门——虽然有过一两次，北大学生已经走到人大，却不但召唤人大学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绪也影响的沮丧低落，最终溃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说：人大就是北大运动的滑铁卢。

4月17日这天晚上，同样经过了几十分钟的犹豫和挣扎，人群推搡着终于冲出了南门。等到了海淀黄庄时，嘈杂的人流已经成为了一支整齐有序的队伍：中心是持护着“中国魂”的十几个人，后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学生，两侧则是数不清的骑着推着自行车随行的人们。这时我忽然发现，两天来人们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经和我也认识的邵江等其他几个学生走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后来，友谊宾馆门口架设的摄像机和现场解说的外国女记者，一路走到天安门，几百人簇拥着竖幅缓慢凝重的一阶阶登上纪念碑，长达一分钟没有间断的镁光灯，突降的磅礴大雨冲刷着“中国魂”，几个学校的学生临时站出来作为代表集合磋商，七条要求的汇聚提出，学生移师人大会堂东侧，人大会堂前烈日暴晒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时静坐，王丹、李进进相继主持和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万唤的姗姗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点大家分头散去……

4月18日将近七点，我精疲力尽的回到北大，草草吃了饭，倒头酣睡，一直到第二天中午。这一天下午，从同学和熟人处，我听到了从昨晚迄今发生的各种事情：白天北大有人相约去了耀邦家里吊唁，看见耀邦家吊唁的人排成长队；天安门广场从昨晚开始已经人潮涌动、花圈如海；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中南海新华门被几千人包围甚至冲击，等等。

很早吃过晚饭，早先的消息让我抑制不住再次奔赴天安门的冲动，于是带好各样亟需用品，结束停当，踏上了遥远的去程——这是我在八九年几十次天安门之行中事先特意做了准备的一次，或许潜意识里我已经感觉出了今天的特殊和不同。

余晖中的天安门广场，已经和前一日完全不一样。人潮涌动，人声喧哗，夹杂着各色旗帜；显然，这里又成为了北京市民们下班后最好的去处。到处是东一簇西一簇的人，最集中的地方仍然是纪念碑周围。纪念碑从下至上摆放了各种花圈，人们还在不断的往更高处太方法。此情此景，像极了二十三年前四五运动前夕的天安门。总的来说，广场非常平静、和谐，来到这里的人，心照不宣、心意相通、心心相印，彼此用眼神述说着无声的话语。九时许，突然有一个二十几人的纵队，急促的从纪念碑南侧向广场西北方走去，周围有人喊：去新华门、去新华门。在广场上徜徉了很长时间，已经看无可看的我和其他无数人，就这样临机被带动到了中南海门前。而此去一呆，就是整整一夜。

那一夜的基本过程是：

晚上十一点前，中南海新华门人山人海，长安街全部阻断。自发而聚、杂乱无章、乌合之众般的人群彼此推搡着，同时却又有节奏地高喊着“李鹏出来、李鹏出来”，像浪潮一样一波波的向新华门涌去，几次冲开已经关闭的新华门。和当年的大学生们同样身材单薄瘦弱的我，也被人的巨浪裹挟其中，完全身不由己、无法自主的抛来荡去，最近的一次几乎挤到了敞开两、三尺的那两扇沉重大红门的前面，门里面同样大红色影壁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和奋力推闭大门的密密麻麻的军人们近在咫尺、清晰毕现。紧紧贴身包围着的健壮的身姿、粗鲁的冲撞、嘈杂的叫喊，使身为北京人又在大学里呆了好多年的我，感觉目光所及皆是市民——即便有学生，也如同被淹没在大海里。

晚上十一点后，新华门里冲出数百军人，用身体猛烈撞开人群，南北切断长安街，把新华门外清出一个无人区，人山人海即被分割成西侧的人山和东侧的人海。我于是也被隔离在东侧。到这时为止，是闹剧的阶段。

军队迅速完成冲散人群、建立无人区的任务后，立即手臂相挽、用几层人墙隔挡住禁区的东西两侧，以防人们再次蜂拥而入，此时是晚上十一点半许。东侧人们向天安门方向跑了几十米后，见军人没再追来而是驻足守护住封锁线，惊魂稍定，重新聚拢起来，试探着向回移动。待到走到了军人的人墙前仍不见任何反应，大家又放下心来。这时有人在喊：“坐下！坐下！”众人非常听话的就地坐下，排列还很有序。一旦坐下，此前群龙无首的乱哄哄人群一下安静下来，嘶喊呼叫声基本平息，无组织的哄闹看似一变而成有纪律的静坐。但实际上，所有人都不知道接着该干些什么、能干些什么。要知道那是胡耀邦刚刚去世的第三天，围堵在这里的人们，完全没有任何组织和明确目的。聚集和冲击新华门本身就是一个阴差阳错、一念之间的羊群效应和广场效应；几千人同喊“李鹏出来”的时候，没一个人想过为什么要让李鹏出来、李鹏要是真的出来了怎么办——相反，正因为没人相信李鹏真能出来所以才敢喊要李鹏出来。如果非要给到此时为止的行为找出一个目的，那就是人们不约而同的想把事情搞大，来宣泄和爆发心中长久以来的怨气，仅此而已。就是在这个在场所有人都彷徨无措、犹疑不决、难以确定下一步如何进退的时候，吾尔开希第一次跳出。说他跳出，不是抽象地比喻，而是客观的描述：他确实是“嗖”地从坐地的人群中跳出来。正因为他是从黑压压的人海里一跃而出，加上他弓着腰，手舞足蹈、一刻无法安静的样子，给我的初期感觉有些滑稽。

晚上十一点半到次日三点前后，是静坐、示威、宣言、誓师、表态、表演、甚至庆功的阶段，也是正剧、喜剧轮番上演的过程。两个多小时里，几乎由吾尔开希唱独角戏。他一会儿讲演，一会儿养神，一会儿嘲弄，一会儿鼓动，一会儿煽情，一会儿带头呼喊口号，一会儿点将轮流发言，一会儿学央视春晚宣读“各界群众来电、来稿”，一会儿领衔合唱红歌搞军民联欢，指东打西，不一而足。

因为我身处新华门前无人区的东侧人海，所以对隔离带西侧的人山状况一无所知。六.四屠杀后，我偶尔看到《北京日报》一篇冒大学生之名写的《方励之李淑娴怎样操纵王丹搞动乱》，里面提到王丹20日凌晨就在新华门前。如果文章说的是真，那王丹应该是在新华门西侧，不知他是不是也象东侧吾尔开希一样现场搞革命春晚。王丹是我之前的学生，进北大之后即致力争取民主自由，影响颇大，各方均有耳闻，属于出身正宗、一向“根红苗正”。比起王丹，吾尔开希就像个临机冲冠一怒、阴差阳错一刹那出人头地的典型。我当时在新华门现场的第一直觉，就是吾尔开希的表现基本上是4月18日白天王丹、李进进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请愿过程的模仿和翻版，估计他4月18日一直躲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人群里，不声不响的偷看学功。不过，吾尔开希的聪明敏捷、反应奇速、花样繁多、怪招层出不穷倒的确是胜王丹一筹，而且他还甚有诙谐感。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席地者从人群中递上一件“来稿”，吾尔开希拿过来看也不看就读：“邓朴方是中国最大的官倒和腐败分子。1988年，该犯窜来山东……这、这、这可不能念”,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说实话，如果当天不是吾尔开希主持局面，现场的戏剧效果绝对不会那么好。在吾尔开希忘我表现的时候，几个彪形大汉从我身边走过，绕到人群内侧，死死盯住他，似乎要将他刻骨铭心。我的读心术告诉我，这帮人在咬牙切齿恨恨的想：等人群散了，看怎么整死你小子！

到了凌晨三点，吾尔开希看来脑子不太清楚了，在领头高歌军民鱼水情并引动在座群众用掌声和喝彩邀请身旁肃立的军人们加入合唱之后，居然大声鼓动在场军人：“站到人民一边”，结果又是一片欢呼。再看那些军人，一个个听得、看得津津有味、兴趣盎然。见此情景我蓦然心惊，心里想：政府不敢再让这么折腾下去了。果然，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左右，街上的高音喇叭响起，开始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声音严厉，声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冲击新华门，击伤维护秩序的民警，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希望围观的人提高警惕，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离开现场”，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数人，如果一意孤行，一切后果自负”。按中国政治惯例，这是清场的前奏。我逐渐往后退去，走到长安街北侧一六一中学时大约三点五十；这时，忽然有大批军人从东往西紧贴着学校前的绿化带迅速向新华门移动，几乎和我擦身而过。绿化带前横七竖八停放着人们骑来的自行车，军人们粗暴的抬起来扔进绿化带里继续前行。很明显，这是在为紧接着的清场增援武力，而绝大部分静坐的人们却都没有看到这一幕。等到这些自东而来的军人们过完，大概一刻钟不到，突然之间从新华门里又冲出一大批军人，汇合外面人墙和刚刚抵达的军人们，一齐挥舞器械，开始向东强行推进，而且推进速度越来越快。顿时间，男喊女叫，原先岿然不动的层层人群霎那土崩瓦解，像决堤泄洪一样向东奔淌。人们四散溃逃，长安街上、南侧便道上哪儿哪儿都是没头苍蝇一样的人迹。悲剧正式开场了。

就在人群互相推撞、拥踩、乱作一团的逃离队伍中，我看见吾尔开希站在一辆小三轮车上，鹤立鸡群，被人推着随人群向东急行。由此一举，就可以想见此人的心思缜密：他担心被人趁乱绑架，因此故意高高在上，让所有人能看见他，也让准备围捕他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不从容很迫地逃脱惩罚。

我在随人流东逃、走过现在国家大剧院的北侧位置时，一个同样在逃的美联社记者急匆匆拦住我，用流利的汉语让我辨认他手里一张纸上的字，告诉我这是刚才带头学生仓促间给他写下的名字。我看了几眼，辨认出上面“弥开希”几个草体字。吾尔开希跳出来的时候，的确一开始就报出了自己的学校和名字；但当时事起陡然，我只记住了他的学校，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名字。于是我非常有把握地对老外说：他的名字是弥开希，弥漫的弥。老外准是一个中国通，疑惑地说：中国有姓弥的吗？我忙里偷闲的给他上了一课：中国有很多怪姓，而且此人很可能是少数民族，姓弥不足为奇。

所以，吾尔开希最初出现在世界媒体上，他的名字应该不是吾尔开希，而是弥开希。很多人想破脑袋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会把吾尔开希错搞成弥开希？这个始作俑者就是我。

给吾尔开希改完姓，又和老外一起走了几分钟，我再回头向新华门方向一看：刚才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各显神通、上天遁地，十几分钟前水泄不通的长安街现在除了一排排尾随的军人几乎空荡无人。不错，有一部分人正在往东长安街疾行，另一部分人走到天安门下边就右拐由北向南穿过广场往南撤，可目测上去统统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人呀。我一边随向南的人穿过广场，一边奇怪其他这么多人一下跑到哪里去了？一边感叹中国人几千年在铁蹄碾压下形成的土行孙基因天下无敌——很久以后，我特意回到现场勘验，发现新华门到天安门这一段长安街的南侧，其实有好几条宽窄不一的南北向胡同，比如石碑胡同、人民大会堂西街等，胡同口就在长安街上；而从这几条胡同往南则遍布着密如蛛网一般数不清的通向各个方向更加细小的胡同；一旦拐进这几条胡同，就好像鱼入大海，不但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而且能潜游逃抵到北京任何一个地方，当夜大部分人应该就是从这些胡同疏散的——。突然间，我身后人声大做，脚步杂沓，原来尾随而来的军人骤然发力，群起奔跑追赶落在后面的寥寥数人。此时我与军人之间，散散落落不足七、八人，于是我加速南逃。猛地身后兽嚎狞厉，我居然好整以暇，仓促间转头去看：只见三、四个军警围着一个被扑倒在地的瘦弱学生，挥舞皮带，连抽带踹，皮肉遭击打之声，嘭然作响，伴随着被殴者的哀叫和打人者“打死你、打死你”的怒吼——第二天，我知道了当夜被打最厉害的是左眼重伤、满头流血到医院缝了多针的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王志勇，也看到他高举血衣在政法大学校园里控诉的照片。我本能的相信，在我身后十几米远惨叫的那个被打者就是王志勇。

南路群众狂奔逃过前三门大街，军人嘎然止步街北正阳门下，不再向南驱打，看来提前有命令追赶到此为止。此时加我在内周围只剩下了三、四十人，大家边跑边回头张望，忽见军人们驻足不动，似乎不敢穿过马路。人们见状，顿时气盛，立即停下脚步，转过身隔着十几米宽的大街和军人们对恃。好几个人显然被刚刚一路的惊吓、恐惧、屈辱、激动、愤怒刺激的情绪已经失控，冲着对面大骂法西斯；有人冲动的作势要冲向军人“和你们拼了”，旁边人吓的赶紧拉住他；更有勇悍者边咒骂边弯腰四下里找到砖头，奋力扔过街去。军人大怒，挥动皮带大棒，做呲牙咧嘴狰狞恐吓和欲越界状，群众抱头后窜。如此几番，差不多僵持了一个小时。那时北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外地人，数十滞留者一望而知是北京土著。一个傍着两个小伙子来的女青年之前被打着了，此刻破口大骂。我还记得她骂的几句：“操你妈你们丫挺的不是北京的算你便宜，要是北京的等我找到你非灭了你不可！”旁边一男子悲忿不解地说：“大学生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女青年愤愤的凭空想象不假思索：“人家北大学生早就他妈罢课了！——此女青年好像不知道中国还有其他大学，听人问起大学生来张口就是北大怎么样。听着激愤之下的信口开河、知道北大温良如常上课如仪的我，在旁边悄然无声的想：这一次，你们终于知道大学生不是吃饱了撑的闹事了！

大约凌晨五点，东方即白，朝阳升起，晨气沁脾，人迹渐散，我也离去，心中悲愤盈腔，默默走进冷清清的前门地铁站，去乘最早的一班地铁返回北大。在车厢里我举目四望，寥寥数人，正在昏昏欲睡、一如既往，不知外面已经和将要地覆天翻。

写到这，又想起另一件轶闻中的轶闻。被隔离在中南海新华门西侧人山里的群众，在20日凌晨四点前，和东侧人海里的群众同时遭暴力驱赶。不知道是政府确知西侧大学生者众，还是仅因为西侧当时交通未断，总之被北京市政府临时调来的十数辆公共汽车全都停在了西侧。被军警驱赶的群众除了四处逃窜，瞬间化为乌有的大部分外，跑得慢的——总体说，西侧群众的速度比不上东侧的——都被军警手拽脚踢轰赶上了车。据后来《北京日报》文章描述，这些学生群起反抗，砸坏了几辆车的玻璃。基于官媒一贯造谣和学生一向软弱，这种说法几乎没有真实性。公交车的司机匆忙间只被告知到哪里来装人，却忘了被告诉装完了往哪里送。那年头没有手机无法请示，司机们一边开车一边发愁：“这他妈大半夜让我往哪开呀？”为了完成任务赶紧回家睡觉。司机们哪怕明白车上的人各行各业、鱼龙混杂，也只好敷衍了事、装糊涂全当以为都是大学生，一古脑送到大学得了。像前面说的女青年一样，提起大学，司机们不知道除了北大还有其他大学，于是不假思索的十几辆车全开到了北大。北大门卫一看到这个阵式，心想这是政府行为呀，二话不说立即开门揖盗。车上的人从上车之后一直强忍住悲恸，现在到了北大，如同在外受尽委屈的孩子回家见了父母，情绪一下失控，在下车的一瞬间就轰然爆发，瞬间蜂拥进学生宿舍区，放声哭喊。那个时候北大学生睡觉都是半闭着眼，凌晨时分，正在酣眠，一闻外面声起，霎时脱床而下，直奔楼外，听明白原委，即刻环宿舍区游行。几分钟后，宿舍区的学生已经倾室而出、铺天盖地，口号响彻、人人义愤，整个北大成为呼啸喷发着巨焰的火山。而此时，我正欲哭无泪、欲喊无声、屈辱压抑、孤孤单单的坐在回北大的首班地铁上。

可怜“无辜”的北大，这次又糊里糊涂的成了运动的爆发地，挨了上面一顿发作。气得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著名的郭景海破口大骂：“开车的是个混蛋，看门的也是个混蛋，混蛋和混蛋碰到一块了！”这段骂写来无趣，要是直接听郭景海的河北口音说出，那才精彩呢。

在一整夜无眠和惊心、又奔波了几十里的我一头倒在北大宿舍床上昏天黑地酣睡的几个小时里，北大、清华各学校有关“新华门血案”、“420惨案”的大字报、传单等文字和图片已经连篇累牍，各高校独立学生组织已经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成立，而新华社《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评论和《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北京市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的记者报道已经炮制出笼——里面说：“昨晚至今晨有近３００名学生围聚在新华门前并冲击中南海。他们有的发表煽动性演说，有的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有的向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砖块和汽水瓶……有４名警察被人群中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当时围观的和身份不明的人比学生更多”、“现在确有极少数人在幕前或幕后煽动闹事……借口悼念胡耀邦同志，蓄意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他们……污损人民英雄纪念碑，甚至冲击新华门，打伤维持秩序的武警战士……对这样的违法活动，采取坚决措施及时加以制止是完全必要的。”

下午三点，我起床下楼，骑上自行车穿过北大，驶向清华校园。外面天色暗淡、阴云低沉，三角地一带到处是一群一伙的学生，很多人扛着规格不一的系旗。在清华校园，我来到学生楼群前那一块巨大的场地上，这里和北大类似但更加壮阔：极目四顾，星星点点，散落着数不清的人簇，各色旗帜在风中猎猎飘动。一阵凉风席地而来，吹起纸屑在半空飞舞，夹杂着尘土和湿气，让人油生一种大变动前夕山雨欲来的躁动不安感。四点半许，我从东门回到北大，意想不到的场面让我大吃一惊：我不在的短短一个小时里，从图书馆到大南门一眼望不到头的学生队伍已经严格的按系排好，正在整装待发；尤其醒目的是队列两旁一个挨一个站满了臂戴红箍、手拉手的纠察队员；还有前所未见、差不多和男生一样众多的女生，所有人都神态庄重、表情肃穆、跃跃欲试，像极了去奔赴一场崇高庄严的战役。此情此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北大近十年，见过难以计数的大大小小游行，但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聚也忽焉、散也忽焉、精神游离、态度犹疑、意志涣散的乌合之众；如此整齐庞大、协调有序、组织严密、全神贯注的队伍则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看来一夜过去，开天辟地，已经是冰火两重天了。

此刻我还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情景不光是在北大，同一时间也在其他高校呈现，“新中国”有史以来北京各个大学第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联合游行示威即将开始。

虽然这次划时代的游行不到一个小时后就被从天而降的一场倾盆大雨基本浇散，但是，共产党建政后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后来差点颠覆其政权的全民民主运动从兹而起。像我前面说的，在4月19日至20日的新华门事件之前，学生尚是一盘散沙，没有有组织的行为，去新华门也纯属自发聚合，毫无疑问是新华门血案激怒了所有人，使原来观望的学生们也一边倒的参与了运动。那一夜后学生组织迅即成立，运动急剧扩大——政府说是学生一方的“别有用心者”一再故意激化冲突也罢，我们说是政府一方的保守势力一再蓄意挑动矛盾也罢，或者双方都没有特意、一切不过是沿着中共极权体制固有逻辑的轨道在运行和演变也罢，反正从新华门这一夜开始，冲突和矛盾被彻底激化和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