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之後新的《老年人與棒子》 高瞻 目錄 一、文章的起因和問題的提出 二、八九後的中國新世代：巨嬰、廢青、行屍走肉和厚黑大師 三、梁啓超的意想不到 四、老一代“有棒無從交、交棒無人接”的絕望與悲哀 五、海外民運如阿靈頓公墓里不滅火炬、奧林匹斯山上無盡陽光 六、王丹的苦笑與李敖筆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國人 七、當MeToo來到了女巨嬰的國度 八、MeToo：在“政治正確”狂潮裹挾下的變質和異化 九、一個政治騙子與混混的成長曆程 十、一個荒謬、詭異、陰險和挑釁性的話題 十一、如何看待“黃意誠”之類的反共行為？ 十二、重新審視和客觀評價白紙運動及其參加者的意義與價值 十三、滿口政治正確時髦話術，本質還是百年前一盤散沙（一） 十四、滿口政治正確時髦話術，本質還是百年前一盤散沙（二） 十五、老虎要打，蒼蠅、跳蚤也拍 十六、海外“新一代行動者”與“老民運”的關聯和異同 十七、“LGBTQIA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十八、“白紙一代”是一個偽概念 一、文章的起因和問題的提出 我從5月下旬開始一直在旅行，直到將近6月底才結束還家。期間6月2日下午離開的華盛頓，第二天才知道，我剛好與6月3日下午由魏京生、王軍濤、王丹領銜在中共大使館前舉行的紀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抗議活動失之交臂，於是心中大感遺憾。不過後來我又想：要是我去了現場，是躲在人群間還是現身人群前？躲在人群里不太可能，幾個月前我剛和軍濤吃過飯，現場就那麼些人，軍濤一準會看見我並招呼我過去；我過去了，一定就會近在咫尺的面對魏京生和王丹。魏京生是我慘綠少年時代就在西單民主牆下夜幕人潮中仰望過的北斗泰山，也是我曾寫詩稱為“愛人”的天下唯一一個男性，如果說我是在北大上一年級時產生的“胡平情結”，那麼“魏京生情結”在我還是初二的學生時就誕生了；王丹是我北大的學弟和故人，一九八九年五月廣場一別後三十三年未再謀面。我是一個追求莊重和講究儀式的人，不是迫不得已，絕不願意在這麼沒有準備的時間、場景和情境下倉促突兀隨便的與他們“初相見”。 
6月3日下午由魏京生、王軍濤、王丹領銜在中共大使館前的紀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抗議活動 思想宏大深邃、觀念銳利前瞻、筆耕勤奮不倦的前輩和學長胡平曾叮囑我：“高瞻，你要不寫文章，都對不起自己”；一門雙英豪的《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之前謬獎我：“高瞻兄你讓北春蓬蓽生輝”。前面講述我的經月旅行，就是要解釋我那麼長時間“對不起自己”的原因——不過即便閒居無事，我也遠遠望胡平的勤勉莫及。這一個月的前後，有警世意義的事件層出不窮，如馬英九大陸之旅、王丹所謂“性侵”事件、 “六四”三十四周年、布林肯首訪中國、瓦格納沒出息的廚子虎頭蛇尾和首鼠兩端等等，我或是無暇言說意見、或是私下筆記匆匆、或是倥傯間余言未盡。好在我感興趣和有評說衝動的主題，都非一時之炙手，而是歷久而長新，不怕時過境遷、價值不再，後面總有時間去慢慢揚旨、發微。 正當我潛心靜氣，準備將“釵於奩內待時飛”的思想噴薄而出的時候，卻無意中看到一個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突然鑽出來，竊用白紙運動之名滿世界招搖撞騙的“黃意誠”，連日裡無止無息、無端無由、無賴無度、肆無忌憚、無事生非、無理取鬧，攻訐、謾罵、騷擾、糾纏魏京生、王丹和所有海外民運人士，而且架勢還是霸王硬上弓的貼過來粘上了就甩也甩不掉。另有“王涵”等什麼海外“社群”的一夥小渾球，在“六四”前夕藝術家陳維明自由雕塑公園裡鐵鏈女雕像的落成儀式上，既莫名其妙又足備而來的“尋釁滋事”，事後還胡攪蠻纏。這兩個蘇南人口中的“汪汪”——“黃王”——，“汪汪”不休、一唱一和、遙相呼應，不僅鼓勵了如“紐約民主沙龍”退出“六四”紀念館的跟風、蹭熱點、譁眾取寵鬧劇，也贏得了一些心智不全成年人的眼球和唾液——可見即便身在自由世界，中國人依舊是黑白多麼混肴、人妖何等顛倒！政治騙子、混混和小渾球們不知天高地厚的謬言妄行，固然不值得去勞心費力、耽誤時間，但推特上無數看客的跟風、瞎鼓譟、盲人瞎馬、起鬨架秧子、嘴裡不乾不淨，卻使我看到此事關乎公序良俗、世道人心。因此，我不得不言、不能不言；依照輕重、衡量緩急，遂決定按下其他大事不表，先以我的“君貌猙獰、君心公正”來賞善罰惡、察查陰律，以斷是非、判曲直、繼道統、昭天理、序人倫。 
“黃意誠”、“王涵”一眾鬧劇引發出的圍觀、吃瓜議題，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一、如何客觀評價生長於牆內的中國新生代的特徵、品質與價值；二、如何評判和定位年長者與青年人彼此的長短優缺和相互的關係位置；三、如何評價海外民運和民運先賢們；四、如何看待“黃意誠”和“王涵”之流的行為和實質；五、如何重新評價白紙運動和白紙運動參與者；六、如何處理反性侵、MeToo等左派“政治正確”時髦議題和中國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
二、八九後的中國新世代：巨嬰、廢青、行屍走肉和厚黑大師 上個世紀末，我在北大呆了超過十年，橫跨了一九八九。八九前後的北大和北大學生，不誇張的說，在我眼裡和心中真的有如陽陰兩界、天上人間和冰火九重天。直到今天，我的潛意識間也還是拒絕承認八九之後的入學者確屬北大，一看到90字頭以上的年級，我本能與直覺的就想到山寨、盜版和仿製。微信剛火爆時北大有一個著名的“七七八八未名湖”群，成員全部是七七級至八八級之間的學生，總理的“上下鋪”就有好幾個。為什麼起這麼個名字呢？一個是明告莫談國事、只涉及七七八八的婆婆媽媽瑣事，另一個是默示只有來自這十年間的才是有共同語言、貼標承認、正宗原版的北大自己人，說話彼此能聽得明白。十幾年前，我在北京和一個80後約會，她感嘆說真的搞不懂也接受不了二十左右小孩的行為，我不屑的問他們又有什麼新的作妖法讓人如此驚訝和困惑？她講自己租的公寓隔壁住着幾個90後，隔三岔五就有一群群同齡男女出入，屋裡雞飛狗跳、怪叫震天；鄰居皆知裡面在連床大戰、混愛雜交，都被搞得心神不寧、煩躁不堪、不勝其擾。我們早年聽說外國男人一生睡一百個女人、外國女人一生和五十個男人上床覺得是天方夜譚，現在中國小孩們一周約炮的次數多過法定工作日。2020年五四前夕，牆內爆紅了一個新詞叫“後浪”；生怕人不明白怎麼詮釋這個詞，央視13套還特地播出一段標題為“北京大學生代表致敬‘五四’百年”的新聞，其不知羞恥的程度讓人不敢相信以至懷疑是高級黑：七、八排穿着馬戲團紅西服戴黑領結的十幾歲男女巨嬰，在一個酷似郭敬明，滿頭黃毛、不足月早產兒一樣的丁谷樹皮領銜下，群魔亂舞、沒頭蒼蠅磕了藥似的橫七豎八扭着頭顱四肢，打完王八拳後仰頭向天、雙手迎空，做着娘炮、機器人、痴呆症患者和半猴半鳥綜合起來的手勢，抖擻着學鴿子振動翅膀，不知道還以為是在招魂，同時卷着大舌頭、用夾生不清的國語拖長顫音喊：“致敬五四百年、展現青春風采，我們是青春熱血的追夢青年、年、年、年……”活像一群僥倖長大的唐氏兒在叫喪跳大神。就這樣，我還沒提到天天嚷着台灣十日、東京三屠、“把那鮮艷的五星紅旗插在釣魚島上”的雞血粉紅青少年呢！我看見王丹推特上有人留言，說今天年輕一代有很多新思想和新作為是你們不了解和難比擬的，王丹君子風度，謙虛說：今後我會更加關注、傾聽今天青年的心聲和呼聲，努力學習、跟上他們的步伐。我暗笑“君子可欺其以方”，王丹竟然也被糊弄的這麼抬舉他們。關注他們，關注他們氯中毒一樣的白痴嘴臉？傾聽他們，傾聽他們約炮雜交的叫床聲？學習他們，學習他們的濫交、群奸群宿和一個月足不出戶窩在床上整晝夜打遊戲刷手機啃老躺平嗎？不是我看不上這些“後浪”——嗐，我就是看不上他們呀——，火眼金睛、閱盡江湖的我還不清楚這是一代什麼玩意兒嗎？“巨嬰”——哦不，“廢青”這個共產黨發明出來污衊光輝歲月、血染風采的香港青年的惡毒詞彙，姑蘇慕容“還施彼身”式的用在其自己作孽生成、造就和養育出的中國當代青年頭上，才真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呢。除了上面這些偷雞摸狗的齷齪事情，他們還有什麼特點和優點值得我們斜眼看上一下？《鏘鏘三人行》裡許子東說新一代有個顯著和突出的長處，就是能一心多用：耳麥聽着MP4，電腦玩着遊戲，一隻手發着短信，同時耳朵肩膀還夾着電話和炮友調情。要說類似本領，他們比一千八百年前的老祖宗龐統Low的太多了：《三國演義》裡寫龐統知耒陽事“呼吏將百日所積公務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當場斷案。龐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亳無差錯，民皆拜伏”，看的張飛目瞪口呆、心悅誠服——我們哪怕學幾千年前的木乃伊，也輪不到學他們呀。 
2020年五四前，央視13套播出“北京大學生代表致敬‘五四’百年”的新聞 魯迅早年尊奉進化論，確信一代必然強於一代，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直到看到了新青年們為了一己或者團伙私利殺起對頭異己來，比老年人更加狠毒兇殘。百花齊放、自由容忍的民國生存着的後生尚且如此，在死水一潭、平庸沉寂的當代中國和共產黨奴化與毒化教育下長大的所謂“精緻利己主義者”就更等而下之的讓人沒法瞧了。其實上面說的那些混混噩噩、麻木不仁、自甘下作、耽沉肉慾的小行屍走肉們還算人畜無害的呢，其他禍國殃民、傷天害理、惡貫滿盈者我親眼見的多着呢。年少寡識時我也對後來者有無限而堅定的幻想，後來的一年年裡，我的學生晚輩、劉郎去後們厚黑奸惡、鑽營投靠、賣身求榮、寡廉鮮恥、陰險歹毒、利慾薰心、黨同伐異、落井下石、殺人滅口、投名邀功、頂戴染血的數不勝數，品行遠劣於尚存一些僵化教條和腐朽原則的共黨老輩。 三、梁啓超的意想不到 梁啓超在《少年中國說》裡寫：“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北京高校學生大遊行後北大學生返回傍晚的校園，教師們提前在南校門兩側貼上巨幅歡迎對聯：“學生教先生，先生趕後生，生生不息”。當老年和青年同處於一個進步開放、日新月異的正常社會裡和清明政治中，雖然也常有例外——比如就是這個梁啓超，終其一生直到遲暮，除了胡適，沒有一個年輕人能夠得着他一半的盛氣與豪壯、新銳和先鋒——，但他說的現象仍不失為一個普遍規律。可是，在日益倒行逆施、不斷退化返祖、迭次封閉窒息的當代中國，面對着一蟹不如一蟹的後生晚輩們，你讓老一代青眼、欽佩他們什麼？更不要說那些天資超人，幾十年裡又一直置身牆外、居處峰頂、放眼世界、日精月華、自強不息、一日千里、與時俱進的民運先賢了。長此以往，幾代人距離越拉越大，直至“相看兩不見”。民運先賢們不目下無塵、睥睨群小，就已經是寬宏大度、包容解人了。 1980年代中期，還在北師大任教和攻讀博士學位的劉曉波，一鳴驚人、振聾發聵的揭開了中國現代作家和作品在文化、思想、精神和立意上日益倒退的現象和規律。今不如昔，新時代不如舊時代、新時代之人不如舊時代之人，這種表現和史例比比皆是、難以勝數。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崢嶸歲月的我們都知道：在共產黨僭政後的所有日子裡，1980年代是中國最好的年代，後來的中國遠遠壞過1980年代的中國，後來的北大遠遠不如1980年代的北大，後來的北大學生遠遠比不上1980年代的北大學生。今天稍有頭腦與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便1980年代的中國也遠遠壞過民國時代的中國，即便1980年代的北大也遠遠不如民國時代的北大，即便1980年代的北大學生也遠遠比不上民國時代的北大學生。既然如此，在被年輕人詰問孰優孰劣、質疑高低上下的時候，年長者完全可以直言不諱、理直氣壯、毫不遮掩，不用趑趄囁嚅、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放眼更久遠浩瀚的歷史，如果張三世和堯舜禹還屬子虛烏、莫須有和古史辨，那麼春秋時代是絕後不再的思想文化輝煌巔峰、東晉十六國遠輸漢魏、五代殊遜隋唐、“崖山之後無中國”，則是幾無異議的事實。梁啓超在《少年中國說》裡熱切、堅定寄予厚望的未來中國和未來中國人，僅僅過了半個世紀，就退化成了野蠻荒蕪、屍山血海的大修羅場和掘康有為祖墳、裂康有為屍身、碎康有為頭顱的紅衛兵。實際上，我所見過的大多數八九後大學生，對之前那個年代走過來的我們，無不羨慕垂涎、自愧不如——那些在長輩面前故意自吹自擂、妄自尊大、強詞奪理的新人，不過是掩飾自己的淺薄無知以及生不逢時、錯過火紅歲月的失落、遺憾和自卑罷了。 李敖在六十二歲時寫的回憶錄《李敖快意恩仇錄》裡，引用一張羅素晚年被一群大學生圍繞着在倫敦街頭席地示威的照片時說：羅素樣子老得和青春生動的大學生混在一起顯得滑稽可笑，但他的思想可比周圍那些大學生們新的太多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李敖特意登出自己全身裸體照，說：“我就是做給他媽的國民黨新聞局看，你敢辦老子嗎？就是做給他媽的新人類、新新人類看，你們自以為又新又有勇氣，但你們敢嗎？” 四、老一代“有棒無從交、交棒無人接”的絕望與悲哀 幾十年前，李敖寫了《老年人與棒子》，切責老年人無棒可交或有棒不肯交。幾十年後，李敖自己也成了老年人，才痛感到有棒無從交、交棒無人接的悲哀。看着衣缽難繼、精神失傳，望到身後關山寂寥、千裡層雲、“隻影向誰去”，他有一種刻骨的落寞與蒼茫、無奈和空虛。說到海外民運，當年風華正茂、青春恣肆、意氣激揚、凜然赴難、奮不顧身、求仁得仁、“風蕭蕭兮易水寒”的一代壯士、人傑和英豪們，如今都已步履拖沓、身形遲緩、面目全非、垂老滄桑。他們的敵人已經把他們熬的從青絲變成白首、從垂髫漸為黃髮。三十多年裡，敵人共產黨已經換了幾茬人，大當家從第二代早就僭祚到了第六代；三十多年裡，他們的敵人已經從早年殺人放火、越貨害命、打家劫舍的流氓匪徒，變成了當年曾一起插隊做工、競選遊行和示威抗議的同學少年。可直到今天，海外民運里能站上第一線、有肩膀敢擔當、扛得住旗幟、鼓動了風潮的，仍然是6月3日下午華盛頓中共大使館抗議活動圈內椅子上坐着的幾副老面孔，仍然是青春歲月捨生取義英勇蓋世、老年時刻鍥而不捨可歌可泣的民主牆和八九民運最初那一代人。連壯志凌雲，一生渴求“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辛棄疾，到了“春風不染白髭鬚”的落幕時光，都“是非成敗轉頭空”的意志消磨，去“有客慨然談功名”、“追往事，嘆今吾”和“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了，而真正的是把僅有一次的寶貴生命整個都貢獻給了民主和反共事業的民主牆和八九民運最初那一代人們，在遠大過辛棄疾當年的年齡時，猶自砥礪前行、奮鬥拼搏、四處奔波、不屈不撓，而且可想見的將鞠躬盡瘁、直到生命最後一息。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講孔子、墨子住的地方，床鋪還沒捂熱、煙囪還沒熏黑，他們就又跑去救世了；比起孔墨，魏京生、胡平、王軍濤、王丹們也不遑多讓。總說共產黨是老人政治和終身制，可它還真比不上海外民運呢！其實，民主運動不是求俸謀生、養家糊口的工作和職場，革命者更不是輪換分贓、交替吞肥的共產黨官僚，革命就是革命者的全部生涯和終身志業——到點退休養老，還叫什麼革命者？對老一代民運志士來說，民運是一生的職責；但在滿嘴風涼話的看客眼裡，民運先賢們的領袖位置卻是該當莊家輪流坐的顯缺。當看客們糊裡糊塗的、或者假裝糊裡糊塗的指責民運先賢們壟斷民主、獨霸舞台、壓制後進、把民運當成領地私產、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不許他人革命的時候，他們既不願聽一下魏京生談到今年紀念“六四”看到更多年輕人站出來時的歡欣鼓舞、欣喜若狂，更不知捫心自問一下：是民運先賢們不交棒、不肯交棒，還是想傳遞接力卻無人可交、想薪火相傳卻無人願接？中國國內小行屍走肉和厚黑大師們不必說了，已經移民海外的華人二代，或者事不關己，或者如聞海外奇談，或者一門心思死死盯着中國的風口；從牆內僥倖溜出暫棲西土的中國青年，或者愛黨護國，告密、威脅、痛毆熱愛自由的同學和香港、台灣人，或者懵懂無覺，或者躲瘟神避惡煞一樣遠遠繞開。對這些新人類，民運接力棒不是一根權杖，而是一支隨時都會爆炸的炮仗。好容易有幾個願意罵共產黨又身處自由之鄉的，不是口罩都不肯摘，就是“汪汪”一樣的貨色。面對如此品格的新生代們，老一代民運志士不但得死而後已、死不瞑目，恐怕臨死還會廣陵絕響、煮木焚棒哩！ 
五、海外民運如阿靈頓公墓里不滅火炬、奧林匹斯山頂無盡陽光 許多年來，在共產黨明宣暗示、挑撥離間、煽風點火和潛移默化下，批評、指責、貶低民運已經泛濫成了一種抬高自己和自詡清流的譁眾之道。連我欣賞的北大小師弟余杰都傳染了這個毛病，更不要說其他余子碌碌了。在中國，共產黨趕盡殺絕、寸草不留，任何一點點反抗跡象和星火都被瞬間屠光剿滅；在台灣，被民國迷們痴心妄想寄託光復迷夢的國民黨，不但偏安一隅，而且對共產黨亦步亦趨、馬首是瞻，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在美國，幾年前才被無數人厚期熱望，經常拿來對比和貶損民運功績、價值和意義的郭文貴，如今已經證明是個十足的騙子。放眼寰宇，過去幾十年裡、未來不知多久，除了法輪功，海外民運是唯一既是實際也是象徵的反對勢力和反抗力量。中國國內不說，世界上也到處都是仰中國鼻息和對中國綏靖的小邦大國，如果沒有海外民運不屈不撓、意志頑強、持之以恆、同氣連枝、星火燎原、沒完沒了、愈挫愈堅的吶喊、呼籲、聲討、控訴、警示、提醒，給共產黨添噁心、給全世界遞刀子，共產黨真的就有恃無恐、萬世一系、天下一統、既壽永昌、千秋萬歲、仙福永享、壽與天齊了。在共產黨鐵板一塊、殘慘酷烈下，那些否定海外民運者口中唯一希望的國內異議份子、反抗人士和自由鬥士們無一不或者悽慘悲壯、或者無聲無息的被投入深牢大獄，如果沒有海外民運，不但他們本人的理念、聲音、呼喊和境況無法得到傳播、弘揚、揭露和援助，連他們妻子兒女也難以逃離苦海、求得生機、奔向自由。就說最近發生的白紙運動，要是沒有海外民運持續近兩個月手拉手、心連心的全球傳遞和接力，怎麼可能產生那麼大的轟動和響應、終於迫使習近平不得不放棄死不悔改的清零政策？幾十年的漫漫歲月里，海外民運如同阿靈頓公墓里長明不滅的火炬，更像希臘奧林匹斯山頂綿延不絕的無盡陽光，讓一屆屆拼搏者聖火傳遞、代代相接、生生不息，也讓咬牙切齒、痛心疾首的共產黨望洋興嘆、恨之入骨、無可奈何。新西蘭有一個自媒體叫“大康有話說”，評價共產黨尚屬中肯，但一提起海外民運，腦子就短路、栓塞、殘損和進水，在同類中頗有代表性。前不久他在談論滕彪事情時，又忍不住借題發揮的攻擊民運，說民運“本身就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沒有任何主流社會的人關注他們，包括魏京生在國會也說這麼些年美國一分錢沒給過。實際上連共產黨都不關注他們、不拿他們當回事，而我們這些海外民主、反共的自媒體更沒人拿他們當回事”。不知道這個“大康”拎得清拎不清自己所說的“主流社會的人”都是哪些個成分？是遍及美國和世界各地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不計其數的愛國同鄉會及其愛國僑領？是隔岸觀火、袖手旁觀、冷漠自私、置身事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華人移民精英？是半個世紀以來喪心失智的對中國政府溜須、撫慰、綏靖和為虎作倀的美國政府“擁抱熊貓派”？是整個中國和中國人在其眼裡都屬於邊緣的普通美國人？是“不關注、不拿海外民運當回事”的中國政府？還是共產黨更“不關注、不當回事”的“大康”們自己？不過“大康”們說：“連共產黨都不關注、不拿海外民運當回事”只說對了一半：一方面，共產黨不可一世、唯我獨尊、目空四海、一手遮天，所有的對立面、異議者、貳心人都被他們輕蔑、無視為“極少數極少數”——這還算客氣文明的，用文革中四人幫的話那叫“跳梁小丑、螳臂當車”、用文革後鄧小平的話那是“拱不起被窩”的“臭蟲”、“掀不起大浪”的“泥鰍”呢；另一方面，共產黨又做賊心虛、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睚眥必報，對在一個正常世界裡最普通不過的事情都心驚膽戰、大禍臨頭、無法容忍、眼中釘肉中刺，對海外民運當然更是提心弔膽、寢食難安、心腹大患，千方百計的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否則就不會派那麼多特務打入內部渾水摸魚，也不用膽寒的嚴防死守、連吾爾開希主動跳進虎口回中國自首都不敢請君入甕，以至於多少流亡天涯的遊子有家難回、客死他鄉、親人永訣了。“大康”們不明事理、不知好歹，既幫助共產黨抹黑了海外民運，又替共產黨洗白了迫害、追剿海外民運的一貫行徑，完全合乎共產黨的胃口。反共反的站上了共產黨的立場、學會了共產黨的口吻、和共產黨一個鼻孔出氣，讓共產黨當了槍、外應和傳聲筒使，是混亂的海外反共江湖裡的又一個匪夷所思。 六、王丹的苦笑與李敖筆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國人 話說回來，海外民運多年來時常遭到非議、被說三道四，給人的印象糗事不斷、醜聞連連、雞零狗碎，相當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中國人本來就事多嘴雜、心理陰暗，品性又酷愛同室操戈窩裡鬥，干的不如看的、幹事的不如挑刺的，自己醉生夢死卻對先知和踐行者條三窩四、挑肥揀瘦、招是搬非、調唇弄舌、里挑外撅、惡意中傷。民運人士卻偏偏在意他們、慣着他們、變相鼓勵他們，一朝風吹草動，立即草木皆兵，反覆解釋、一味分辯、不停反詰，自以為在危機公關處理，實際是往火上直接澆油，結果越抹越黑、越黑越抹，最後讓旁觀者不但誤以這些莫須有為實，而且覺得民運的時間精力全用來對付和掩蓋這些破事了。民運人士推特上多了，就變得瑣瑣碎碎、婆婆媽媽，什麼雜七雜八的都會入耳、什麼烏七八糟的都能攝目，什麼零七碎八的都去上心，什麼拉七扯八的都要縈懷，什麼七嘴八舌的都搭理，什麼七長八短的都爭辯。我總感到奇怪：在我心裡魏京生是多大人望、多高身份，閒的時候儘管去修生養氣，沒的在推特上和那些熙熙攘攘、莫名其妙的芸芸眾生們斗什麼嘴、制什麼氣呀！當然魏京生的用心本佳，想用善的力量影響和感化儘可能多的人：既然國不讓救、存不能圖、亡無法免，儘量多撈起來一個是一個。可是，在北大微信群里誨人不倦的經驗告訴我，想用邏輯、道理和事實改變一個成年人的思想與觀念純粹是痴心妄想，更別說去教育和拯救那些自以為是、腦筋不夠、先入為主、裝睡賣傻、立場先行、別有用心、不以為恥、醉翁之意的人們了。毛澤東臨死前說：我沒有改變中國，我只改變了北京周圍一小塊地方；連撒旦惡魔毛澤東都無能為力的事情，正常人更別白日做夢花無用功了。崔永元對人渣胡錫進、司馬南以及他看不上的馮小剛、范冰冰等人口誅筆伐多年，勞民傷財、筋疲力竭、銷形蝕骸、不堪重負，還承包了管片派出所一半的威脅報警，結果不但沒有任何分曉，還終於被人間蒸發了幾個月，再次露面時步履蹣跚、體態踉蹌、面容浮腫、奄奄一息。痛定思痛，崔永元終於領悟到：“我要是有武功，我他媽一個字都不會再寫，二話不說照着那些張臉就是一拳！”比起崔永元，鄧小平就聰明多了。1975年後，每逢政治局開會批鄧，他都找最後一排坐下；等到所有人一個個聲討完畢、該他表態時，鄧小平就說：“我耳背，剛才你們說了什麼我一句沒聽見呀！”憑着這種對壞話的耳背功夫，鄧小平才活到了揚眉吐氣的後來，而對方連讓他知道、聽見自己罵他氣他侮辱他的機會都沒逮着，氣急敗壞的應該是別人吧？李敖在復旦演講時批評魯迅，下面坐着的一個老教授氣不過的出言質問，李敖一隻手攏着耳朵，笑嘻嘻的問：你在說什麼啊？我怎麼聽不清呢？後來他對鳳凰衛視壞笑着說：凡是別人說我不好聽的話，我都聽不清楚。有人指責李敖傲慢、跋扈，其實這是一種清醒和智慧。王朔最大的樂趣是一個人躲在家裡偷偷看報紙上罵自己的文章，邊看邊偷着樂，得意只有自己聰明別人都是傻逼；胡適五十年代初在美國時正值大洋彼岸共產黨大陸的“批胡適思想運動”，他想辦法把控訴、謾罵、批判他的幾大本文集找來，一一全部讀完並認真做了批註。王朔的愛好和胡適的心態畢竟少見，普通人性一旦面臨誹謗和栽贓，或者是心情抑鬱、憂思難眠，或者是火冒三丈、勃然大怒，忍則搞壞了心情和身體，不忍則去針鋒相對、找回場子。如此糾纏不休，還干不干正經事了？更有甚者，中國老百姓既像李敖說的“混蛋混蛋滿天下”，又像王朔說的“最大的樂趣就是看名人倒霉栽跟頭”，所以你爭辯到天上都是瞎費功夫：無論你怎麼爭執都是輸、無論你如何分辨都是錯，到最後罪過全是你的，不會有任何一個人相信你是清白無辜。王丹對自己被說成“權勢者”報以苦笑，其實“權勢”即便真的有，在這個節骨眼上也恰恰全是反作用和負作用。所以李敖說我才不像殷海光那麼笨，最後氣的得了胃癌：你選擇了戰鬥，既合天理、又順民心，既正義在手、又真理在胸，該做的是以一當十、所向披靡的把敵人趕盡殺絕，怎麼能反過來讓雜碎們氣着、氣死呢？ 
在復旦演講時，李敖攏着耳朵，笑着說：“我耳朵有個毛病，常常聽不到對我不利的聲音啊”
七、當MeToo來到了女巨嬰的國度 順帶說說所謂的“性騷擾”。幾年前MeToo在全世界甚囂塵上的時候，我一個朋友直覺的說：如果這股浪潮盲目流入中國而不加節制，以國人的品格、道德、非理性和巨嬰人格，勢必變成打着冠冕堂皇旗號施險惡用心之實的因愛成仇、脅迫牟利、挾嫌報復、栽贓陷害、譁眾邀寵、蹊徑搏出位利器，從而流毒天下、貽害無窮。後來我寫了一篇《究竟如何認定性騷擾？》，裡面舉證歷歷，完整闡述了我的相關態度和觀點。幾個月前四川大學女研究生張薇廣州地鐵“維權”事件，再一次鐵證了我的先驗之明。剛巧發生在大中華區又一波MeToo狂潮驟起之際的張薇事件，最具嘲諷和標誌意義的昭示了MeToo如何從“以弱抗暴”變質與異化成為了“以強凌弱”——張薇之所以如此無法忍受的憤慨，就在於面對的“侵權者”是一個蹲在地下的“猥瑣男”，而“猥瑣男”在當代中國的語境裡，就是一個“好色的窮鬼”：如果她驚奇的發現那個偷拍她裙下山水的色鬼竟然是高富帥秦剛時，一定會喜從天降、猶在夢中，接下來的欲拒還迎、低眉垂眼、含羞帶怯、體澀骨蝕，恐怕傅曉田都要自愧不如、不忍目睹、渾身起雞皮疙瘩呢！我這不是憑空臆斷，就是這一位女權爆棚、政治正確的過猶不及的新女性張薇，事後被人扒出，曾經在個人直播里直言不諱的吐露了今天白左們看來很不女權但歷史上非常而且真正女權的內心： 
賣對自己有利就賣、不賣對自己有利就不賣，中國女性實在太聰明也太現實了，所有的便宜都絕不放過：白左的女權也要，真金白銀的女權更要。相比起來，白左女權主義者真是天真無邪的又可愛和又可恨了——中國的MeToo真能把她們氣死呀！ “難道我的權益沒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維權了嗎？”、“非要等發生什麼我才能說什麼嗎？”生動形象的戳穿了MeToo的過猶不及和走火入魔，活靈活現的揭露了中國新世代婦女的嬌橫張狂、胡作亂為、神經錯亂、自大妄想和狗屁不通——她們既不懂權力和自由的邊界，更沒有現代法治觀念，簡直就是MeToo最好的另類代言人和絕地戰神。事實證明，如同所有權力一樣，MeToo權只有在一個成人世界裡才可以行使而不屬於中國這樣一個女巨嬰泛濫的國度。在張薇事件里，所幸中國還沒有被西方式“政治正確”所綁架，放在美國，她就會毫髮無損的繼續做下一次孽。 可是，張薇真的是中國新世代婦女嬌橫張狂、胡作亂為、神經錯亂和狗屁不通的登峰造極版，以至於受到了中國全社會幾乎眾口一致、同仇敵愾的反噬嗎？肯定不是，張微只是運氣不好，誤打誤撞的落入忍無可忍的輿論虎口，最終還進了警局，不得不涕淚橫流一再道歉，懇求允許痛改前非。下面截屏里的這一位，比張薇更勝一籌呢： 
這個截屏不是搞笑是事實，它不但和張薇一樣生動形象的暴露了中國新世代婦女的嬌橫張狂、胡作亂為、神經錯亂和狗屁不通，還更上一層活靈活現的刻畫出她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條件反射般的“明明是自己錯誤，卻惱羞成怒、遷怒於人、倒打一耙”的習性。“溫良恭儉讓”那是傳說中的故事，現代女性的從不律己、從不反省、從不慚愧、從不認錯、從不道歉，連共產黨都要望其項背吶。你要是吃飽了撐的和她爭辯，她就振振有詞的反唇相譏：“你是不是個男人？你像個男人嗎？竟然和女人計較！”這個時候，她們可一點都不女權、都不講究平等，而你也只能像個男人，大度的笑笑，“好男不和女鬥了”。女性的這些本能或者習慣成自然，就是這樣一步步被男人縱容和嬌慣的最後遺傳進了基因。說什麼男權和父權社會，至少在是非上、邏輯上、道理上、嘴皮子上，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男權和父權——男人絕不會、不敢也不能做出“受壓迫、受侵害、受歧視、受侮辱”者隨時隨地就做出的如上行為吧？ 看過了上面這些千奇百怪，應該就會對下面這段奇文見怪不怪了： 
截屏自DT君《從中國‘老民運’到新一代行動者，八九後兩種政治觀和行動觀的迭代》一文 就因為一名“六四”親歷者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只提了看到的男性遭遇——他完全可能當時正好只目睹到了男性呀——，就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冒犯進而憤怒，除了用無事生非、無理取鬧的“作女”形容，就只能說她們是“受迫害臆想症”的重度患者了。如此的玻璃心，和我們自小被灌輸的屈己待人、以德報怨、任勞任怨的女性美德判若天地；如此的矯情、任性、賣萌、裝腔作勢和矯揉造作，是在伸張女權，還是故意抹黑和貶低女性心胸狹隘、心理脆弱、不堪一擊？ 八、MeToo：在“政治正確”狂潮裹挾下的變質和異化 隨着在政治正確狂潮裹挾下MeToo的變質與異化，性騷擾的定義也越來越任性。下面的截圖是維基百科對性騷擾特點的一個權威描述，其中至少有一半讓人匪夷所思，尤其以第一、第五條最為奇葩。按照第一條，“被騷擾的當事人”不覺得有什麼違和、非禮和不舒服，沒準還感覺挺刺激，但如果一個旁觀者——自然主要是最先進、最有覺悟的女權主義和MeToo者——不爽不快了、嫉惡如仇了、“感到這種行為十分令人厭惡”了或者乾脆是羨慕嫉妒恨了，就可以以“受害者”的身份控告他人之間在進行性騷擾。第五條更直言不諱的露骨了：“有時，被騷擾的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不是說判斷性騷擾的唯一標準就是當事人本身的感受嗎？不是說“受害人”不提告、甚至根本不承認受害就不審理嗎？到了現在，連當事人本身的感受和態度都已經不關鍵、不重要、不算數了。那麼，誰來仲裁和定案呢？法院自然不管，最後只好靠婦聯和道德法庭了：裁決是不是性騷擾、判斷是不是“受害人”、定讞是不是要懲罰，完全取決於天然代表着正確、正義和女性利益的女權主義者和MeToo的意志與態度！這和伊朗的道德警察有什麼不同？“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你的身體你做主，但MeToo要做你的主”，“這不只是你自己的事情，更關繫到黨的利益和國家的形象”， “個人必須服從組織的需要和大局”，今天的女權主義者、MeToo已經膨脹得近乎舊日的共產黨，自以為有權力、有力量替所有人思考、選擇、決定和判決，自以為有資格、有義務代替和代表愚昧落後、受蒙蔽遭愚弄、沒有階級覺悟、甘願受奴役凌辱的婦女們去爭取翻身解放、擺脫封建壓迫的枷鎖。自由之鄉的人們似乎早忘了：任何不受制約、沒有邊際的權力，一切天然的“政治正確”、“進步正義”，都會成為可怕、邪惡的力量和龐然大物，去壓迫、吞噬、毀滅整個人類。 
截屏自維基百科 蘇曉康在1987還是1988年寫過一篇報告文學，其中講到他不久前看到的一場氣功講座：滿滿大廳幾百個各色人等，如醉如痴、如夢如靨、如咒如魔地跟着一個“氣功大師”前仰後合、顛三倒四，讓他濃重地感覺真的已經到了世紀末；八九“六四”後我重讀此處，更加深信這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動無可避免。1989年三月初春一個杏花細雨後的傍晚，我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拾階而上步入大殿，那裡正在舉辦舞會。古老、陰暗、巨大、軒昂、散發着舊木結構建築特有味道的大殿裡，音樂迴蕩、軟玉溫香，但我仍然感覺空曠、清冷和寂寥。舞會結束，我孤伶伶走下偌大的石階，古樹參天的清涼欲濕和春天惑動的暗香浮動，讓我忐忑、惆悵和迷茫。突然間，一個幽深寂靜的角落裡傳來一個男聲的慘叫，伴隨着讓人毛骨悚然、亂七八糟的大聲喝罵和砰砰作響。我和周圍不多的幾個人循聲過去，只見四、五個帶着聯防隊員袖章的人正在拳腳棍棒毆打一個躺倒抱着頭的男子，一邊七嘴八舌喊：“叫你耍流氓、叫你耍流氓！”一個年輕女子坐在草地上捂着臉哭泣。被打的男人看來已經精神錯亂了，一遍遍狂嚎：“你們打死我吧，我不活、我不活了！” 圍觀的大約十幾個人，個個噤若寒蟬、心驚膽顫，不敢發出一聲。我問旁邊先到的人怎麼回事，他悄聲對我耳語：“這兩個人談戀愛被抓住了！” 什麼“新中國最好的十年”、“改革開放的十年”、“思想解放的十年”全是我們今天的執念，其實1989年初的蘇曉康、我和絕大部分會思考者，都確信中國已經到了“亡天下”的前夕。勞動文化宮刻骨銘心的一幕就像氣功班那一刻對蘇曉康一樣，讓我立即意識到：中國已經到了列寧說的人民無法像過去那樣繼續生存下去、而統治者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繼續統治下去的時候了，不是重生，就是滅亡，一場撼天動地的大變局毫無懸念的即將到來。此時我心裡，女權主義者和MeToo者們像極了中國當年有權力自由心證、當即判定男性對女性“耍流氓”而且還有權現場進行肉體和暴力懲罰與處置的殘忍嗜血、窮凶極惡、野蠻原始、無法無天的聯防隊員。 回到之前。即使說判斷“性騷擾”與否就該當取決於當事人“心裡的自我感受”，可你的心“初一十五不一樣”怎麼辦？今天的心和三十年前的心可能完全不同，甚至下禮拜都會變了這禮拜的心；不但有三十年前自甘下賤不自重，三十年後脫胎人形、身價提升、覺悟飛躍、恍然大悟你丫原來真不是東西的，也還有三十年前心比天高、潔若蓮花、高處雲寒、言笑不苟告發你沒商量，三十年後卻勘透人生、大徹大悟、敞開懷抱、來者不拒的呢，可男人又找誰算賬喊冤索賠五百萬去？再說，成人有心智可以作證，嬰兒還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吶。要是“自我感受是判斷性騷擾的唯一標準”，那張薇一點錯沒有：你拍沒拍、拍到沒拍到我內褲不重要，關鍵是我感覺被騷擾了所以你就是騷擾了。至於說“MeToo本身對性騷擾的認定”是“依靠自由心證”，就特麼太混蛋了；“米兔的興起就是因為無數人先心證了被曝光的性騷擾，然後，才推動事件進入體制性解決的軌道”—— 這和多數人的暴政有什麼區別？而且，陪審團都有男有女，這“先心證了性騷擾”的“無數人”里包括男人嗎？如果一個男人沒有，那連多數人的暴政都不如，地地道道是少數人的暴政呀！ 用女權活動者的話，MeToo就是採取“法庭之外的方法”，“曝光、行使言論自由，達到女性相互間支持或是輿論、行政方面的懲罰”。這，幾乎就是借男性此時普遍只能保持沉默之機，形成多數語言的暴力與霸凌，利用和操縱輿論來影響、左右甚至代替司法。陪審員在上庭前不是不能讀報、看電視，絕不可以被輿論和民意感染嗎？ 另一個女權主義者小K認為，性騷擾誣告的比率小的就如同在一鍋“咸麵湯里滴了兩滴醋”。可是，對小K來說的兩滴醋，一旦滴下去對一個男人就是生死存亡、身家性命和一輩子啊。不得不佩服小K、張薇之類的對自己心真小對別人心真大。既然她的想象力那麼“男女飲食”，巨大到能從對男性女性榮辱攸關的社會問題聯想出飲食麵湯、油鹽醬醋了，為什麼她不能理性一點、動動頭腦、生些智力，設想出一種嚴謹、合情、循理、守法、節制、平衡、不枉不縱的良治辦法呢？蹲在地鐵車廂地上的打工大叔也是有尊嚴、有權利的，從法律和人格上都不比你們這些女權凡爾賽們低一等啊。 
截屏自《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一文 在女權主義者和MeToo的莫名激憤、越俎代庖、強加於人、擅自代人出頭、“殺君馬者道旁兒”、憶苦思甜批鬥大會式催人覺醒和逼人對男權舊社會苦大仇深等等情境的壓力、感染和慫恿下，那些沒心沒肺，“沒有意識到自己受到了侵犯”、沒有產生痛苦和陰影、沒有不良感受還在照常生活的“受害人”們，不但覺得自己思想和觀念不正確，而且懷疑自己精神與心理不正常，最後簡直痛恨和羞愧自己不爭氣、沒覺悟、包庇縱容壞人、對不起同一戰壕的階級姐妹兄弟，並為此焦慮、顫抖、煎熬、崩潰、自我否定、自我譴責和自我折磨了。下面截圖裡的自白，最生動、最典型的反映了這種讓人幾乎以為虛構的神魂顛倒： “我一直在想：為什么九年來我都沒事，我是不是哪裡不正常？為什麼其他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有很大陰影，就我這九年來都沒有事？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後來精神狀況很差。”受訪時K幾度哽咽哭泣，除了精神折磨。他也發現自己的手開始不斷顫抖…… 
截屏自《德國之聲：性騷、權勢、民運光環？燒向王丹的MeToo控訴》一文 看到這些，很難不讓人想到：在類似的案例中，這種負面情緒和精神狀態的形成，女權主義者和MeToo至少也是一半的原因、也有一半的責任吧？ 今年“六四”前這波死灰復燃、春風又生、再一次被喧囂鼓譟起來的MeToo，並非完全照搬老套而是又有了新的創意：之前MeToo是女性專利，追剿的行為發生在異性之間，討伐的對象是男權，現在則槓上開花的泛化成了男性、同性之間和不知該稱什麼的權。“王涵”、“紐約民主沙龍”等小渾球借題發揮、無事生非的鬧場後，和王丹有關的人和事都灰頭土臉的抬不起頭來，比如於大海為避親親之嫌，發個聲明都軟不拉嘰。也是在美國呆長了，腦子被共產黨洗完又被西方白左再洗了一遍——王丹性不性侵的傳聞和“六四”紀念館、和他對中國民主的貢獻有個毛關係？如果嚴格按照MeToo的標準——當然，白左對自家帶頭大哥是超大從寬、一概不咎的——，克林頓“騷擾”、“性侵”成性，從州總檢察長、州長到總統一以貫之，他卸任後的自傳里更坦承早就已經“百人斬”；如此，那他首個戰後出生美國總統的劃時代意義就不再了？他對美國經濟成就的貢獻就抹殺了？他堅持弘揚的自由民主人權價值就否定了？他的圖書館就該抵制不去了？1998年我請當年著名的經濟學界“京城四少”之一魏傑給一大幫央企老總講課，魏傑講到美國經濟一花獨秀之後，說：“美國人真是神經病，這麼好的總統非要整下去——男人，搞個把女人算什麼？”底下坐着的幾百個央企一把手聚精會神、目不轉睛，生怕拉掉了一句話，就差全場掌聲雷動了。其實不用裝聖母婊和聖母婊老公“聖父嫖”，說什麼“物化女性”——在推特上，常能看見一條某個女權主義者義正辭嚴的推文後面，跟了一大堆女性求被物化的“黃推”，在這種巨大的反諷和打臉下，我老奇怪這些女權主義者怎麼總是裝聾作啞——，人性不管中外、政治不論古今，哪個男人不被魏傑說到了心坎上？川普接受電視採訪，被問到他遭控訴“強行觸摸”——中國俗話叫“摸逼”——時不在乎的說：演藝界的不都是這樣嗎？主持人反駁他：可你也不是演藝界的呀，川普不服氣的說：我拍了那麼多期《學徒》還特麼不算演藝界的？川普繞來繞去沒繞清，遠不如一句話直截了當：“男人、有錢的男人不都是這樣嗎？我就不信你他媽有錢有機會不這樣！”川普要是這樣說了，西方白左的鐵杆擁躉滕彪一定會對他痛恨仇視的懂王愈加不滿和不忿：“什麼叫‘有錢有機會的男人不都是這樣嗎’，特麼沒錢沒機會的男人就不能這樣嗎？”承認和正視人性——男人的人性和女人的人性——，才能不空喊有害無益的政治正確口號，公平、合理、現實的解決對立與衝突，實現男女兩性之間的和諧和彼此的共贏。當年川普是一個商人，怎麼亂來都不妨礙國計民生、天下興亡；或許早就耍夠玩膩了，或許已然人存精盡，至少做了總統之後的四年公職期間他沒有偷腥再犯、罪上加罪，不像肯尼迪、約翰遜、里根、克林頓甚至瘸子羅斯福，當州長當總統期間，哪個不抓緊時間、把握機會，生冷不忌窩邊草照吃的大干快上個不亦樂乎？況且川普有染的，個個如花似玉、傾國傾城，如果說好色，用《登徒子好色賦》裡宋玉的中國式詭辯術來說，誰更是採花惹草的大淫賊，還真的不好說吶！ 
四川大學研究生張薇有關自己被“性騷擾”的微博，活靈活現的暴露了中國新世代婦女的 嬌橫張狂、胡作亂為、神經錯亂和狗屁不通 
“六四”紀念館館長於大海為避親親之嫌，發個聲明都軟不拉嘰 九、一個政治騙子與混混的成長曆程 寫到這裡不得不談到“黃意誠”了。從目前所知而且由他親口講出的人生經歷中，可以完整看到在以全球化、互聯網新科技、女性和LGBTQIA權力爭取等左派政治運動為標誌的21世紀世界大氣候與極權、封閉、壓迫、潰敗的中國小環境共生錯位纏繞衝撞下，在鋪天蓋地的小行屍走肉和厚黑大師的包圍中，同他們一起長大的一個勤於思考、追求新潮、精神匱乏、知識殘缺、遠離真理、不明真相、疏於引導、壓抑憤怒、既飽受屈辱又盡濡醜陋的青少年，如何左突右撞、生吞活剝、見風使舵、朝秦暮楚的病態生長，最終成型為一個思想混亂、人格扭曲、靈魂蒙蔽、夜郎自大、世故機心、膽怯狡詐、行為粗鄙、處心積慮、精於投機的政治騙子與混混的過程。 在共產黨欺騙宣傳下長大的“黃意誠”一代，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完全不懂得歷史。據他自己說，在中學時代，他零零散散、支離破碎、道聽途說的知道了一些“六四”的枝節，而且還是在相信“‘六四’是顏色革命，覺得‘六四’當時失敗了是一件好事，‘六四’失敗了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這麼好，如果當時‘六四’這樣鬧下去的話，可能就不會有今天這些經濟的成果”的最典型的“西朝鮮式”愚昧父母的教誨和指導下，以至於直到今天他對“六四”和“六四”一代人仍然處於極度無知的狀態——一些外媒讓他談對“六四”意義的理解，企圖把白紙運動的反抗聯想成是對“六四”精神的一脈傳承，無異問道於盲。後來他上了北大，沒有懸念的很快加入了極左激進青年匯聚的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他至今念念不忘、反覆叨咕2018年前中國的“開放”、“寬容”、“多元”、“自由”：“那個時候整個中國社會也不像現在這麼糟糕，各個方面還是相當大的空間”、“到我們的青年時代，中國開始步入獨裁、封閉”，這既是“黃意誠”一代完全不懂得歷史的又一個例證——他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一無所知和所感——，也源於他對“馬會”經歷的深情懷念。在北大，他積極參與“馬會”活動，在“馬會”公眾號發表文章，與會友一起探訪生活條件惡劣的北大工友和北京城中村居民，去聲援深圳佳士等多地工人罷工……他們把中國的現狀以及弱勢群體和“低端人口”的不幸境遇歸因於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原教旨的背離，同時和大洋彼岸的志同道合者遙相呼應，炒作21世紀全世界左派的新議題“MeToo”。儘管他現在告訴外媒：“我後來距離這個左派越來越遠了”，但是，從他同時對外媒宣稱的：“‘白紙運動’不僅僅是左派，而是中國各種派系，其實主要是年輕人對清零政策感到不滿”可以明顯看出，他對自己左派的底色無法割捨和心心念念，也搞不明白白紙運動的實質和左派沒有任何關聯與共通。另外，從他在同期一再回顧和痛心“2018年北大馬會，馬克思主義學會的一系列的人被捕了，可能有將近十幾、二十幾個人，當初關係最好的就是岳昕。我一直有很多關於岳昕的回憶壓在我的心裡頭，希望我接受完這個採訪可以把一些我和岳昕所經歷的事情、我對岳昕的一些回憶都可以寫成文章，讓我們能夠記住中國有很多的年輕人，只是因為他的思想或者是因為一些非常普通的語言的表達，他們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可以明白的知道：他之所以和馬會突然斷絕了關係，絕非像他想讓人們相信的那樣是頭腦覺悟和信念轉變後的主動遠離，而是在“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並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會員遭開除”後嚴峻形勢下驚魂落魄的逃之夭夭。他對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最初的怨恨也正是源於這次至今仍耿耿於懷、無法原諒的對“馬會”的取締和鎮壓。但即便如此，到了自由之鄉德國後突然良心發現，意識到“有那麼多跟我一起參加白紙運動的同齡人，他們都被抓進監獄裡了，那麼我覺得，我如果不站出來為他們說一些話，我覺得我會一直很痛苦，而我的這種焦慮感一直沒有辦法平息；所以，儘管會有很大的風險，我還是願意站出來發聲”的他，在從2018到2023年近五年的時間裡，寧願忍受着“痛苦”和“焦慮”，卻始終對和他“關係最好的”、有很多“回憶壓在心裡頭”的岳昕的苦難不置一詞、不發一聲、不喊一句冤——就連我都一再翻牆在全世界為這個和自己素不相識且信仰迥異的小師妹仗義直言。 儘管成功脫身、毫髮無損，此番經歷還是讓他第一次膽寒心顫於政治的慘酷和政府的殘忍，第一次學會了如何臨陣抽逃、金蟬脫殼、全身而退、不留痕跡，更是第一次深諳了有事當頭讓別人衝鋒在前為自己掩擋子彈的原則和技巧。此後他遠行西藏淨化心靈，隱身學習佛教梵文，埋頭準備出國留學……在整個中國大疫期間，武漢的世間煉獄，中國的遍地苦難，政府的肆無忌憚，強權的倒行逆施，軍警的橫行不法，大白的胡作非為，百姓遭受的凌辱和災難，甚至他親身生活的上海在封城期間的人道慘劇，在他的敘事裡都看不到些許怨言和憤怒，方斌、張展、方方的口誅筆伐，各地此伏彼起的抗暴義舉，在他的陳述中都聽不見任何關注和共情，標準的一個凡事無動於衷、掩耳隨處淨土、閉門便是深山、絕不惹是生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讓黨放心的正能量青年形象。一直到了反抗的烈焰已經如火如荼燃燒遍了大半個中國的2022年11月27日下午，也許是對當初馬會成員無端被捕始終無法釋懷，嚴格遵循莫談國事準則的“黃意誠”終於跑到了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圍觀，“去支持一下這些被捕的人。希望我們能夠施加一些壓力，把這些人放出來”。但正像他說的“我參與這個活動的時候，是沒有想過我會被抓走的”，因為他知道“要抓也是從第一排的人抓起”，而自己在臨行前就早打定了主意讓別人站在前面當挨槍打的出頭鳥、早就打定了主意“很明確……只是想把之前的人給放出來，把之前和平示威被捕的人放出來”而絕不涉及其他、早就打定了主意“不想喊口號，沒有舉白紙”。雖然“黃意誠”從沒敢想過如同大陸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去香港觀摩和聲援驚天地泣鬼神的“反送中”運動，但這並不妨礙他無師自通的想象和領會到“香港的示威就是勇武派站在前面，然後和理非站在後面”，更不妨礙他毫不猶豫、不假思索的“給自己定位是和理非”，然後自然而然、毫無羞愧的站在了人群最後面，眼睜睜地看着“站在前面的全部都是女的”。後來大概他覺得把那些站在最前列，安靜肅立、無聲沉默、手舉白紙的女孩們強行栽髒成“勇武派”過於像共產黨的操作方式和伎倆了，所以不得不承認：是“為了保護自己，我站在後排，不站在前面”。他不但以身作則，而且還誨人不倦的向現場認識者傳授和分享自己的人生“道德經”：“後來有很多的，就是我在現場認識的一些人，他們就是沒有這個經驗的人，站在很前面。我就跟他說，你儘量不要站在最前面，你儘量往後站”。 雖然他什麼事情都沒做的遠遠躲在後面、讓層層疊疊一排排年輕女性保護和遮擋住自己弱小的身軀，雖然他事後百般委屈、蒙冤受枉、憤憤不平的一再抱怨和訴說“我沒有舉白紙，我也沒有喊口號，我只喊了放人這個口號，別的口號我都沒有喊”，但陰差陽錯，還是被警察不由分說、良莠莫辨、不分好歹的拎出人群、按倒在地，拖上了大巴。因為一輩子從沒具有過自己有朝一日會被抓起來的想象力，所以他瞬間就嚇尿了褲子，很丟人的拼命狂喊：“救命！救命！救命！”：“被抓的時候非常恐懼，是我人生最驚恐的一刻”、“這是我一生當中最恐懼的幾十秒”。但迅速的，憑着天賦加後天環境練就的狡猾和機警以及上一次已經成功發揮過的泥鰍功夫，他一刻沒有耽擱的又從大巴上跳了下來，並利用一個白人男子的掩護逃離了現場——這就是他四處弘揚、還拿來用作推特標籤的“白紙運動.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示威被捕”的全過程，時間大約只有幾分鐘。但是，對今天已經糊塗的不可救藥的年輕一代中國人來說，有“被捕”兩個字就夠了，他們早就分不清這個“被捕”和魏京生兩次坐牢17年、王丹兩次入監7年有什麼區別了。 
“黃意誠”恬不知恥的用“白紙運動.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示威被捕者”作自己推特的標籤 雖然有驚無險，但在極度恐嚇的後遺症作用下，“黃意誠”驚弓之鳥、八公山上的做了誇張的預後處置和預先準備：“我就是躲在家裡面，然後切斷了所有國內外朋友的聯繫。然後，我也做了一個像曹芷馨那樣的一個視頻，留了一個短信，就是如果大家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我已經被捕了。然後我交給一位我很信任的朋友，如果我被捕的話，會給他發一個表情，他就知道我被捕了。然後，他就會把這個視頻發到國外”。後續發生的一切證明，他採取的自保和補救措施顯然過度了。此刻的政府，有太多鎖定者需要追捕收網，有太多被捕者需要鑑別處理，有太多反抗者需要秋後算賬，早忘記還有一個當初順手牽羊拖走、後來抱頭鼠竄溜掉的膽小鬼了。於是，在李夢康、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楊紫荊等等青年女性無一倖免的一個個落網、坐牢、受難的時候，在風聲鶴唳的全國恐怖下，在寧枉勿漏的邊境嚴控中，他順利的拿到簽證、順利的通過海關、順利的離開國境、順利的留學德國——期間還自作聰明、多此一舉的繞道香港。這就是他口口聲聲自稱的“流亡”和“逃難”，失魂落魄的“黃意誠”早就搞不清楚正常出國和流亡、逃難之間的區別了。 雖然來到了自由世界，時過境遷，徹底平安無事，但無法控制、近乎崩潰的丟人感受偏偏就是縈繞不絕、揮之不去：“白紙運動當晚的恐懼始終伴隨著他，手腳上的傷疤也還沒消散，有時躺在床上或早上醒來時，還會覺得身在那輛大巴上。一開始，他出門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動，覺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來收屍”。不過這不要緊，因為不久的一天他一旦驚魂稍定，就會突然良心發現、廉恥爆棚，對之前累犯過兩次的逃兵行為痛感“內疚”、“慚愧”、“羞恥”，進而開始不顧“會有很大的風險”的“主動聯繫七個國家十一家媒體，真人出鏡，說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學歷背景，全部都公佈了’”。別人是“知恥近乎勇”，“黃意誠”則是“知恥立即勇”，沒有任何過渡就脫胎換骨像個替身一樣的大聲宣布：“我是不是要把這個白紙運動的秘密藏一輩子？我覺得如果這個事情我一直不說出來的話，我會自責一輩子！”、“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去抗爭，而是因為抗爭了才會有希望！我們要站出來，勇敢地站出來，去表達我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會尊重我們；如果我們都是跟著他們這樣的謊言，繼續這樣說下去的話，我們就是一個不值得尊重的民族”、“我一定要‘繼續作戰、繼續抗爭’，就算讓我再做一次選擇，我還是會參加白紙運動”——儘管他很清楚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白紙運動，從來沒有也根本講不出什麼眾所周知之外的任何秘密，更一輩子從來沒有過什麼“作戰”、“抗爭”。自娛自樂到此為止也就罷了，但“黃意誠”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以白紙運動代言人自居，為白紙運動定義、替新的世代加冕、給“這一代中國年輕人”確定歷史使命、為中國民主和進步指明路徑、幫東亞未來確定坐標：“‘白紙運動’留下了很寶貴的遺產和記憶，對於很多人來說，‘白紙運動’是一種啟蒙，很多人從中看到希望。這是很珍貴的符號資產，需要運用好，對未來東亞的政治發展絕對會有好處”、“在短短兩天時間里，全國各地的人與全世界華人團結在一起，自發性地組織起來，這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覺得可以把90至95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只要我們勇敢一致地爭取自由，團結香港、西藏、東突的力量，再盡力遊說日本、台灣、美國、歐洲的媒體與政治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絕對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歷史上，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機會做這麼大的事業”——可惜在那“短短兩天時間裡”他像老鼠一樣關網斷訊的龜縮在家裡有如井底之蛙，不知道“全世界華人團結在一起”與中國國內白紙運動同仇敵愾，並非自發而是由於海外民運的號召和組織。與此同時，剛從擔驚受怕的瀕死感覺中死裡逃生，“黃意誠”就再接再厲，以前所未見的勇氣和精神，迫不及待的把矛頭對準海外反共力量，瘋狂抹黑、拼命攻擊起民運歷史和民運先驅來，這一點，倒很像另一個已經徹底破產了的騙子郭文貴的徒子徒孫。 “黃意誠”的卑劣與無行、流毒與危害，不僅僅因為他是一個可恥的懦夫：懦夫固然可恥，但還不邪惡。“黃意誠”的邪惡在於，他剛剛還是一個可恥的懦夫，轉眼卻搖身一變，化身假冒成“繼續作戰、繼續抗爭”的勇士來欺世盜名，強行代真正的英雄發聲、替受難的壯士代言，從此硬吃上了白紙革命，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騙子與混混；“黃意誠”的邪惡還在於，他借着那些為我們所熟知的真正白紙英雄們還悉數飽受監控、壓制、威脅、迫害，沒人能發出半點音訊、更無法跨出鐵幕的機會，利用外媒倉促間的飢不擇食和真偽莫辨，誑時惑眾，讓世界把有限的新聞資源和關注目光浪費在一個投機取巧的騙子身上；“黃意誠”的邪惡更在於，一個可恥的懦夫和卑鄙的騙子竟然恬不知恥的自以為有資格碰瓷和挑戰他們英勇奮鬥時自己還沒孵化成型的魏京生、王丹等等民主先驅們，通過打倒他們來使自己出頭、為自己立言、替自己奠基、給自己樹碑、將自己定位、令自己劃時代。 十、一個荒謬、詭異、陰險和挑釁性的話題 上述丑為劣行之外，“黃意誠”還有一個荒謬、詭異、陰險和挑釁性的話題，那就是硬把白紙運動和“父權”、“女權”、MeToo以及LGBTQIA等性少數群體聯繫起來，把白紙運動往左派政治正確的時髦上扯，蓄意將白紙運動矮化、淡化和歪曲為“向父權挑戰”、“爭取平權”和要求LGBTQIA等性少數群體尊嚴的行動。在余杰那篇莫名其妙、讓我都替他汗顏的《黃意誠：我以身為“白紙一代”為榮》裡，他竟然糊裡糊塗的引用“黃意誠”典型政治騙子與混混式的見解和發現：“為何女性參與‘白紙運動’比例很高，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帶有父權制屬性，女性的抗議不僅僅是對清零政策，還是對政府和父權制的挑戰”。在對自由亞洲電台的講述中，他居然能在“李老師不是你老師”推特上的一個小視頻裡看出：“在我同一輛大巴的後排，大概是左邊的這個位置，有一個transgender，就是跨性別者，就是他生理性別應該是男性，但是他留了一個長頭髮。然後警察對這個跨性別者進行襲擊，不停地打他，然後把大巴的帘子拉上，為了避免下面的人拍到打他的場景；但是打他的同時，坐在同一排右邊被捕的示威者就拿一個手機，把警察對這位跨性別示威者的這個施暴過程全部都錄像了”。在男性留長髮司空見慣、比比皆是的今天，“黃意誠”竟然能在一個倉促慌張混亂中拍下的視頻裡的一瞬間看到一個男人的長髮就斷定這是一個“跨性別者”，生怕有人不知道“跨性別者”為何物還不厭其煩的中英文一起解釋，又示意警察特別的襲擊和毆打這個“跨性別者”，真佩服他對“跨性別”之類性少數群體的興趣、敏感、執念、幻覺、想象力和洞察力！可同時他又那麼無知：transgender、“跨性別者”的定義難道就特麼是“生理性別是男性，但是留了一個長頭髮”嗎？大概沒有過癮和盡興，“黃意誠”繼續滔滔不絕的說下去：“被抓的大多是女性，不僅僅是青年女子，還有酷兒群體、性少數群體，他們對這個‘白紙運動’的參與度是最高的。我想就是說，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帶有一種父權制的屬性。我的判斷就是說，這不僅僅是對清零政策，或者有人是對政府的一種挑戰，也是一種對父權制的挑戰”。“不僅僅是青年女子，還有酷兒群體、性少數群體，他們對這個‘白紙運動’的參與度是最高的”，“黃意誠”如此的胡言亂語、渾說八道、鬼話連篇，讓白紙運動的絕大部分參加者情何以堪？！ 
截屏自“黃意誠》推特 “黃意誠”不僅是在講述烏魯木齊中路示威時對“跨性別者”、“酷兒群體”、“性少數群體”如此特別的興致盎然、情有獨鍾，在他後來的推文里，也從沒有一刻離開過“注重多元性別平等”、“不壓抑自己的性別表達”以及女權、男權等等話題。一個男性，口口聲聲仇恨和控訴“腐朽的男權”、“男性文化”，其原因一想可知。在當今世界大部分國家裡，性如何取向已經完全成為個人私域，包括性亂泛濫的中國，沒人懶得管它；即便有保守者仍存偏見和忌諱，也是文化、習慣以及多數對“少數”的偏見使然，和“男權”、“父權”有個屁關係？我熟悉的許多人，包括噹噹創始人、北大社會學的李國慶，大名鼎鼎的言情作家海岩，性取向都非同一般，但他們都和所有普通男人一樣，在愛與欲中渴望、掙扎和燃燒，痛並快樂着，從沒有像受迫害狂一樣期期艾艾、悲悲切切、哀哀怨怨，成天壓抑、不平、哭訴、吶喊。尊重選擇包括性取向的選擇，不意味着持欣賞甚至讚美的態度，更絕不是肯定“多元性取向是普世價值”。把原意“奇特”的Queer 一詞譯成“酷兒”並像“黃意誠”一樣津津樂道的掛在嘴邊，有着極壞的導向作用，明示着這是一種酷的、棒的、流行的、時尚的、值得炫耀的行為。誇大、渲染性少數群體的不良境遇和不公平待遇，一味強調追求和捍衛性少數群體的權力，客觀上挑動和加劇着多數與少數以及不同性取向者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分裂了這些共同遭受着共產黨沉重壓迫的群體。許多歷史關頭，女性更激進、更熱情、更勇敢、更純粹、更追求強烈、更富於獻身、更理想主義、更衝鋒在前，這種現象在20世紀以來的歷次革命中屢見不鮮。此次白紙運動中女性站在前列且占據被捕者的大部，還在於絕大多數在場的男性都像可恥的懦夫“黃意誠”一樣，故意將她們推向危險、慘酷的最前列，自己卻躲在她們的身後裙下，而並非是她們因為父權而苦大仇深、反抗更烈；男性參加者眾但貪生怕死、膽小如鼠，也並非由於他們少了一層壓迫或者本身是父權的受益者。在嚴酷的封控期間，中國男性們飽受了個人不幸、失業痛苦、家庭壓力等等人生苦難，這也是他們忍無可忍、起而抗爭的動因；把“父權”名義也冠予他們，是在替共產黨減輕、讓無辜者共擔罪孽。誇大、渲染和強調女性的不良境遇和不公平待遇，客觀上挑動和加劇着男性與女性的對立與衝突，分裂了這兩個共同飽受着共產黨沉重壓迫的性別群體。“黃意誠”自己的性向和日常感受沒人限制和干涉，但是，如果因為自己的獨特性趣或是其他目的而把共產黨殘暴的極權統治輕描淡寫篡改為“父權”，把中國當代女性中最出類拔萃者的正義感、英勇無畏和獻身精神矮化為不滿性別境遇，把一場追求自由人權解放為主旋律的抗暴運動歪曲成以性少數群體爭取自己地位為主的“平權運動”，則必須予以揭露、戳穿和譴責。至於他後面充滿惡意、挑釁和陰陽怪氣的提出該從“同性戀”的角度敘述和評論八九學運，則極其刻毒、卑鄙、下作和具有攻擊性。 雖然沒有任何證據，但不能排除白紙運動的參加者里有女權主義者和性少數群體，不過這除了說明運動代表了人們的共同意志，不意味着任何其他。女權主義者、特別是性少數群體在參加白紙運動的總人數中絕對是一小部分，白紙運動的價值和意義更與女權、性少數群體權益沾不上邊。從女性、性少數群體本身來說，她（他）們參加白紙運動既不是出於實現自己獨特目標和訴求的動機，也不是因為自身受到了社會性或者生理性的特別壓抑。性取向是性取向，政治傾向是政治傾向，兩者沒有任何關聯和互動，否則LGBTQIA一定是最堅定的革命家，而共產黨領袖們都應該是男妓了。女性、性少數群體並非天生具有革命願望，更不是天然的革命最堅強者。“婦女壓迫深，所以反抗重”是《紅色娘子軍》裡共產黨騙人的鬼話。社會性壓抑今天是否仍然存在上面已有論述，生理的性壓抑會促使人爆發出毀滅一切的革命衝動，這在郁達夫早年的小說中有着生動的體現。但是，生理的性壓抑是絕大部分成年人類普遍的感受，不是女性和性少數群體所獨有：一般來說，男性的生理性壓抑比女性更強烈、更難得以舒解和宣泄；而性少數群體如果感覺特別巨大，那也只是可供選擇的對象更少，而並非社會給予了他們特殊的壓抑——其實過去還有證據證明，同性戀者在同一時間裡的性伴侶數量要遠遠超過異性戀呢——。革命終究要靠政治信念、理想和追求而不是靠宣泄性壓抑的渴望和爆發，否則的話，一旦性壓抑得到緩解、性慾望充分滿足，“革命者”就會成為洪秀全一樣的貨色。 
北大小師弟余杰莫名其妙、讓我都替他汗顏的文章《黃意誠：我以身為“白紙一代”為榮》
“黃意誠”充滿惡意、挑釁和攻擊性的提議從“同性戀”的角度敘述和評論八九學運 十一、如何看待“黃意誠”之類的反共行為？ 中國民族長時間的逆來順受、忍辱負重、昏天黑地，使任何表現出一點反抗勇氣的人和行為都會受到不加分辨、沒有原則的盲目肯定和讚美。但民主自由、科學進步不是為反對而反對，沒有理論基礎、沒有思想後盾、沒有精神引導的反抗，一旦走向歧途，最終會以暴易暴、禍國殃民。我們小的時候，每個班上都會有幾個混世魔王，欺負男生、壟斷女生、橫行無忌、肆意妄為，一節課一節課的和老師對罵，其勇敢和膽量，使其他學生心驚肉跳，但他們的結局和下場只能也必然是社會渣滓。共產革命最初依靠的中堅力量，都是城市、農村中的流氓惡棍，他們走雞鬥狗、不務正業、踢寡婦門、挖絕戶墳，天生具有反抗精神；但禽獸畢竟是禽獸，即便後來封侯拜相、沐猴而冠，仍然要荼毒人間。張獻忠和洪秀全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千年罕見的反抗者，但一個蹂躪川蜀，一個禍害江南，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文明帶來巨大的毀滅和災難。同是“刺王殺駕”，張良“博浪踵相蹤”的留傳着千秋令名，而他的同宗後代、明代“廷擊案”里的張差，只落得“瘋癲奸徒罪”下的寸斬磔刑。 除了打着“白紙運動”、“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示威被捕者”的招牌招搖撞騙，“黃意誠”還張口必稱北大，時刻提醒別人他是在北大上過學的。有人因此問我：北大曾經的學生怎麼可能是個混混？說到北大，活着的人里，胡平、王軍濤屬於曾祖輩，我則是不折不扣的祖父輩了，北大底褲上寄生的每一個虱子的形狀我都一清二楚。後來離開長了，時間和距離產生美，再加上香火、血脈之情，我把北大又想象的虛無飄渺、不切實際，幻覺北大人各個都是尊王攘夷的維新志士。七年前此時發生的雷洋事件中，看到北大群里居然有人幸災樂禍、雪上加霜，我匪夷所思、出離憤怒；最近教授榮休的老朋友楊奉春私信安慰我說：生什麼氣？當年的北大，不就是什麼鳥人都有嗎？一句話提醒夢中人：孔慶東、張頤武這種敗類不就是我的北大同年嗎？當年自由聖土、如日中天的北大尚且這樣，更不消說在“高郎去後”連“看上去很美”都不復存在時栽種的不良和殘次品種、錢理群口中的“精緻利己主義者”、崔永元擔憂的批量生產的人渣了。其實，錢理群也犯了標新立異的毛病，硬要發明一個世說新語：“利己主義者”固然是之，“精緻”何在？孔慶東豬頭狗臉，污言穢語，奇醜無比，令人作嘔，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精緻嗎？所以北大有“黃意誠”這種蛆蠅小爬蟲算什麼？孔慶東、張頤武那種大雜碎也多着哪！ 十二、重新審視和客觀評價白紙運動及其參加者的意義與價值 歷史上任何一次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都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既有英雄出世，更有沉渣泛起。真正義無反顧、自覺主動、處心積慮、有備而來、理性決絕投入其中的，永遠是共產黨最喜歡說的“極少極少數”。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有一個京城著名的“戀愛角”，很快就無意外的成為了遊手好閒、雞鳴狗盜之徒熱愛的好去處。當年我曾經和女朋友去獵奇過一回，那次我們分開從兩條路走進去，一瞬間她就被一群奇形怪狀、神頭鬼臉、幾十年後蔡奇要把他們刺刀見紅的人眾團團圍住，嬉皮笑臉、葷言素語，嚇得她頓時落荒而逃，我則在一旁茫然徒勞的用目光尋覓着哪怕頭髮長一點的人類；後來我們的身份被察覺可疑，一群人在後面追着她嚷嚷：“哥兒幾個們都狼一樣素着呢，你還敢招我們、湊熱鬧往嘴裡送？”大約兩個月後學潮驟起，一天我居然在廣場的人山人海里，看見了那次給我記憶最深、哄的最起勁的一個下唇外翻，說話含含糊糊、流湯滴水的馬臉高個子；我驚奇的過去問他：“你不是天天泡在戀愛角的那個人嗎？怎麼也跑到這兒來了？”他興高采烈、眉飛色舞、手舞足蹈的說：“現在誰還去那兒啊——那兒哪有這裡熱鬧呀？”2012年9月日本決定將釣魚島國有化後，北京市民在警察如臨大敵全程戒備、同時整箱提供投擲雞蛋和礦泉水的照護下，去亮馬河東路日本駐華使館前抗議打砸。那幾天我多次赴現場流連、盤桓、觀摩，時而閉上雙眼，想象着千百次在夢中重來的八九景象再現。在橫飛的雜物、滿地的垃圾、震天的口號、繁亂的標語、骯髒的叫罵和循環往復的遊行隊伍間，有兩幅畫面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一幅是一個罕見的漂亮女孩，額頭纏着白布條，上寫血紅的“還我河山”，身上披着一面國旗，嘴裡間斷喊着：“中日必將一戰！”，張揚四顧、招搖自盼的走在一個遊行方隊最前面，擺出各種姿勢讓倒行在前的幾個人拍照——外圍不外圍不知道，是在首都和橫店之間穿梭的北漂則屬無疑，只可惜那時候還沒有抖音供她出名。另一幅場景則簡直讓我震撼：一個領走一隊抗議隊伍的男青年，留着小平頭，穿一身酷似鴨子標準裝束的黑色緊身短袖體恤和王子褲，半蹲半跪在地下，兩腿擰扭、全身蜷縮、曲腰躬背、拱肩凸胛、屈臂揮拳，面部猙獰痛苦、兩腮咬牙切齒，那種心情煎熬、身體痙攣的痛不欲生樣子，像極了當年形容張行唱《遲到》時的心臟病和癲癇症同時發作；他一遍遍捶胸頓足、聲嘶力竭的用已經喊破了的嗓子，拿過去天橋“大刀向自己頭上砍去”的賣藝人在練把式前的叫賣般聲音，一字一頓、抑揚頓挫的慘聲嚎叫：“小日本，我操、操、操你媽！”怪聲怪氣的既使人想笑，又提心弔膽他一口氣沒上來憋死；每當他幾步一停的依次重複這套規定動作時，整隊遊行行列就不得不停下來，等着他扭動掙扎的軀體復原和危懸一線的大氣出完。我忽然醒覺到：在共產黨密不透風的羅網和銅牆鐵壁的監牢裡，中國人壓抑的太深太久，稍微有一點可憐的縫隙和鬆動就會驚天動地、地動山搖的噴發與宣泄；同時，中國人像所有人類一樣，有着強烈的拉風成名、自我表現、人前顯勝、萬眾矚目——用時髦的話叫成為“網紅”——的本能與衝動，中國社會和制度從沒有為絕大多數人的此類需求提供正常、公平、可行的方式與渠道，但這並未抑制中國人千方百計尋找“搏出位”機會的渴望，一有社會運動爆發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生難逢、甚至僅此一次的表現和成名時機。對處於這兩種狀態下的中國人，革命、抗日、民運、白紙、義和團和文化大革命沒有任何的區別。北京反日行列里作秀的外圍和鴨子、西安用鐵鎖砸穿過路司機頭骨的暴徒只不過是典型的幾例。在革命大潮高漲、民主大勢所趨的時候，這些勒龐說的“烏合之眾”也會搖旗吶喊、衝鋒陷陣，夾帶着搶秀才娘子、寧式床和“零元購”一下。但大浪淘沙，他們很快就會原形畢露、淘汰殆盡，裸死在沙灘上。八九民運中南大的李錄這樣渾水摸魚的投機者、北大夏斌這樣腦子不靈的哄鬧者如此，今天“黃意誠”和白紙運動中的一大部分人也概莫能外。 “黃意誠”冒白紙運動之名所行的丑為，敗壞了運動的聲譽，讓人們倒盡胃口，以至對白紙運動本身也產生了情緒牴觸，此類表達在推特上比比皆是。如上所說，“黃意誠”只是白紙運動中千百個上街圍觀者之一，和運動沒有任何特殊關聯；如果做以上想，恰好上了他招搖撞騙的當、入了他自以為計的彀。但是，海外民運同時也必須看到，國內萬馬齊喑、不見天日、窒息壓抑了過長時間，三十幾年裡看不到半點光亮，白紙運動的突然爆發，讓全世界如聞石破天驚、頓覺海闊天空，由此給予了過高的評價、過多的讚譽、過分的想象和過度的期望。其實，牆內開花牆外香，白紙運動在中國國內並未引起太大的影響和關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事實真相都很難言說。白紙運動的自發性、隨機性、沒準備性、無基礎性、去中心性以及無理論、無綱領、無組織的“三無”特徵，決定了它註定是短命的，一時而起、一鬨而散，其興也忽焉、其亡也忽焉，成不了大的氣候。白紙運動的參與者大部分是出於廣場效應，一時激憤、瞬間衝動，很快就煙消雲散、歸於寂滅，不但無法鍛造出一批長期、堅強的核心力量，而且即便暫時播下了火種，半年過去也會灰飛煙滅——甚至一部分參加者很快就會發自內心的歌功頌德之前封城清零如何英明後來及時解封怎樣正確。白紙運動絕對無法和經過了十年思想啟蒙、理論準備、人才培養、精神醞釀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相提並論，波瀾壯闊、氣壯河山、眾志成城、萬眾一心、人心所向、同仇敵愾的八九民運播下的已經不是火種而是烈焰，但即便是它，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大地上又延燒了幾年呢？漫說幾年，有幾個人知道：“六四”屠殺後，戒嚴部隊公布的舉報電話從第一天開始，每天就都被北京市民爭先恐後的打爆了？
截屏自《美國之音：從六四到A4：兩個世代的海外華人談政治抗爭》一文 十三、滿口政治正確時髦話術，本質還是百年前一盤散沙（一） 與蓄意崩瓷、邪惡陰險和處心積慮的“黃意誠”不同，人在海外的“王涵”們則屬於一群不明是非、不分善惡、不辨好歹、不分輕重、不循法理、不懂規則、不講邏輯、不通事理、不近人情、不知規矩、不識大體、不顧大局、不曉後患的小渾球。從“王涵”在自由雕塑公園鬧場後所發出的爭辯聲明里，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出他們內心世界裡的這些十三不靠。 
“王涵”們理直氣壯的認為：“在‘六四’這樣一個紀念自由精神的日子”集會的講台上，自己想說、想說什麼、想怎麼說，是“天賦人權”、是生而“自由”、是隨心所欲，不需要任何人的privilege，別人更無權去干涉和“文化審查”，否則就是“這自由雕塑公園還有自由可言嗎”、就是有違弘揚自由的初衷。但是，他們卻對下面幾個基本的原則、理念、邏輯、情理和事實一竅不通： 第一、權力和自由——包括言論的權力和自由——有着明確定義與清晰邊界，一個人在行使自己的權力和自由時不能侵犯和妨礙他人的權力和自由。“王涵”們明明知道，除他們之外參加自由雕塑公園活動的所有人，都是為了前來行使自己紀念“六四”、聲討和控訴共產黨邪惡暴政的權力與自由，但他們卻偏偏故意在活動中聲張、宣傳另類甚至不同和相反的言論與主張，破壞了現場的氣氛、改變了活動的聚焦、轉移了社會的視線、干擾了大眾的情緒、阻礙了他人的言行、分散了人們的精力。這種行為已經明顯侵犯和妨礙了他人的權力和自由，理所當然應該受到制止和譴責。 第二、自由雕塑公園是陳維明與友人出資購買和建設，法律上屬於私域而不是公地。在私域中，主人的觀念、意見、權利和制定的規則居於主導和決定地位，客人們必須予以尊重和服從。所有被邀請參加自由雕塑公園活動的人員事先都非常明悉和清楚活動的理念、訴求、內容和規則，接受邀請、同意出席意味着接受和同意了以上各項，類似於簽署了格式合同和知情同意書。如果一個來賓臨場的言行違背了活動理念、訴求、內容和規則，就是破壞了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諾，理應受到阻止和懲戒——當然，按“王涵”們事後《聲明》裡的質問“這個活動到底是在關心性侵害和受害者權益，還是只是裝裝樣子、空喊口號，卻並不關心實際、具體的人呢？”來看，他們根本就從未搞明白活動的目的和內容。 第三，自由雕塑公園紀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動暨“鐵鏈女雕像”揭幕儀式是一個集會，現代集會有着舉世公認、無一例外的既定規則，這就是文明人類普世通用的《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 rules of procedure）。在這個規則里，集會必須遵守一時一件、主題明確的原則，任何人發言都不得偏離當前集會的具體議題；會議主持人按照議事規則宣布開會制度和遵守裁判的原則、分配發言權、維持秩序、執行程序，具有最高的權威，所有人都得無條件服從；主持人對跑題發言要立即打斷、對違規發言要立即制止，被打斷和制止者必須接受裁決、中止發言。此次自由雕塑公園集會的議題和主旨非常具體，就是紀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控訴和聲討中共邪惡暴政及其釀成的人間慘劇，什麼“父權”、“MeToo”、“性侵”、“追責王丹、要他回應指控”等等其他任何內容都屬於偏離和無關，具有全權的會議主持人陳維明有權而且必須予以制止和打斷。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雖然理論粗放又常自相矛盾、出爾反爾，但必須承認他具有驚人的觀察力和概括力，凡中國政治、社會和人民的弊病、腐朽與劣根，他總能目光一掠，即有洞悉心得，三言兩語，就能針貶入微；同時他觀察寬博、涉獵廣泛，就連這個《羅伯特議事規則》都親自翻譯、鼓吹，目光深遠、一陣見血，到底不愧是一代偉人： “是集會者，實為民權發達之第一步。然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闕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從孫中山的《民權初步》距今已經過去了一百多年，口口聲聲代表“未來”和“年輕人”的“王涵”們，離民國剛開始時的“初步”還差着一百步，真讓人哭笑不得。“王涵”們對孫中山視為民國公民最基本素質和最基礎知識的集會規則毫無所知、肆意踐踏，被人指出和糾正後，還胡攪蠻纏、糾纏不休、死不認錯，可見他們雖然滿口當代時髦話題和惑眾話術，本質上卻還是一百多年前孫中山筆下有如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 第四、對基本的事理、人情和邏輯，“王涵”們完全是一無所知、無知無畏。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最主要的特徵就是通情達理、說話做事符合邏輯、規矩和公序良俗，諳熟在什麼情況下什麼話能說或不能說、什麼事能做或不能做。而小渾球則與此相反，禮義智信全不懂、腦中心裡無禁忌、說話做事渾不吝，就像魯迅寫的那個在鄰居家小孩過滿月時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的缺心眼一樣。人格教育完整的美國人非常尊重別人的感受，尤其注意和關切他人的情緒和感覺，所以平素迎奉恭承，遠比中國人知情達趣：看上去像虛偽世故，其實是一種成熟、教養、禮貌、善良、道德和對世間眾人萬物的美好期望與祝福，國產巨嬰們就從來沒有過這種人格、成人和自主的教育與教養。巨嬰百人嫌討人厭，但尚還危害不大，如果巨嬰又覺得自己真理在手、“政治正確”、合乎正義和占據了道德高地，非要霸王硬上弓的“It is my duty”的時候，那簡直就是災難了。在一年一度紀念“六四”、討伐黨禍、呼喚民主的主旋律鮮明，海外民運人士雲集的那麼一個莊嚴、難得的集會上，“王涵”們去抗議性侵、鼓動MeToo、打着“民主不通過性傳播”的標語、把矛頭轉向不在場的王丹“追責、要他回應指控”，還振振有詞說：“中共侵犯婦女權利要追責，那其他人的性侵就不用了嗎？” ——這裡是民運人士在集會追究中共的罪責，你卻特地跑過來喊着要追究民運人士的責任，這像個正常人能幹出來的事情嗎？照他們自己說的，要“關心實際、具體的人”，那至少應該關心和追責張高麗性侵彭帥呀。王丹即便性騷擾也是個案，鐵鏈女和張高麗則是結構性、制度性、普遍性的常態，這是基本常識。按正常思維，追責王丹、批評王丹，如果是客觀、理性而不懷深仇大恨，用不着找這樣一個不相干的場合去形同“踢館”——當然，如果因為缺乏引起關注和轟動（用他們自己的話“出圈”）的機會，所以故意選擇和利用了紀念“六四”的時機和這個著名的場合那就另當別論了——，更不會因此攻擊海外民運、甚至否定追求民主的事業。王丹被指控性騷擾，這是他個人的行為，和民運沒有關係，和他作為民運標誌性人物的身份也沒有關係；人性是複雜的，人有不同的側面和不同的社會角色，馬丁.路德.金“白天巡迴演講，晚上集體嫖娼”絲毫不影響他民權運動領袖的光輝形象和感召力，托爾斯泰和羅素無藥可救的性癮也沒妨礙他們成為歷史公認的偉大作家和社會良心；反過來說，滕彪性侵心語，比川普以往類似行為還要生猛得多，但你不能因此說他和川普是一丘之貉，不能說他反對川普是口是心非，更不能否認他中魔沉溺於白左政治正確的事實。“王涵”們的行為，往好聽說是少不更事，說難聽的是狗屁不通、人事不懂。“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學生、甚至最早期的共產黨激進青年，哪個不“匹夫有責”、“捨我其誰”、“歷史使命”？哪個不理想熱烈、信念堅定、追求執着？哪個不確信自己是替天行道、順天應人、正義在身？哪個不覺得自己代表了人類進步方向、在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但最終，他們干出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殃及了多少普通無辜的生靈，造成了多少世上人間的慘劇，直至走上了反人類和階級滅絕的罪惡滔天、惡貫滿盈之路。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借汝而行”，今天我說：“平權平權、MeTooMeToo，多少罪惡借汝而行”！無論你們怎麼解釋，不管你們如何初衷，結果就是搗亂了現場、引發了衝突、轉移了視線、扭曲了方向，親痛仇快，傷害自己、合意敵人，做到了共產黨千方百計、朝思暮想要做但難以做到的事情，成為共產黨打着燈籠難找的義務打手和工具——這麼不明是非、不知好歹、不識大體，純粹屬於“沒事找抽”型，再加上一副嬉皮笑臉、專門整蠱的賴皮像，讓人怎麼看怎麼像別有用心、製造混亂的共產黨特務和魏京生認成了的“小流氓”。你們到了今天覺得委屈冤枉，又怨得了誰呢？ 
自由雕塑公園紀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動暨“鐵鏈女雕像”揭幕儀式中“王涵”舉牌鬧場 十四、滿口政治正確時髦話術，本質還是百年前一盤散沙（二） “王涵”們一部分是在中國、一部分是在海外走完他們失敗的“成人化”和初步的社會化過程的，但不管是何者，從他們的言行上看，都無愧於一個對權力和自由沒有了解和訓練而僅靠道聽途說、一知半解、自我想象，同時缺少完整的人格教育和對人的基本關切、缺乏自主意志和自控能力的中國巨嬰和小渾球稱號。 至於在自由雕塑公園打着爭取中國看黃片自由的標語，則是小渾球不懂事的頂峰造極。他們赤裸裸的詐瘋魔、無理取鬧、蓄意搗亂以譁眾取寵和炒作出圈，以至連時刻掛在嘴上的政治正確都扔到一邊去，直接換上這種低級、下作、無恥口號來吸引眼球——許多人斷定是共產黨在背後操縱小渾球們胡作非為，我想共產黨對此固然大喜過望，但恐怕還不至於出謀劃策的這麼愚蠢下流、天怒人怨、丟人現眼、自尋死路——。其實，這些無知的小渾球連搗亂都不具備起碼的讓人看得上的基礎，他們既不了解歷史，更不懂得現實。1980年代中期，我拿着一盤電影《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秘制光盤，出西校門步行半個小時到當時經濟系講師、後來的北大副校長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一間房子的家裡；劉偉把老婆孩子全都支出去，拉上窗簾，幾個人像地下黨閱讀《挺進報》一樣全神貫注、緊張激動、一言不發的看了兩個小時；完後劉偉送我出去，鼓勵我說：“以後有片子儘管拿過來看！”小渾球們不知道，今天的中國，已經換了人間，早就不需要爭取“看黃片自由”了，連懷裡抱着嬰兒、內褲里藏着光碟、走街串巷兜售黃片的婦女都失業了，因為色情網站鋪天蓋地、泛濫成災、信手拈來；真正沒有“看黃片自由”的是美國。幾年前我去MIT商學院看我當年的學生、現在任終身教授的H，他半截有課，讓我在辦公室電腦旁等他回來；他出門一會，又特意回來，鄭重的叮囑我：“千萬別上黃色網站，如果學校發現這台電腦有記錄，我就完了”；我聽後大怒，痛斥說：“你可以懷疑我的道德，但不能懷疑我的見識！中國這些玩意多的我早都反了胃了，犯得着萬里迢迢跑到美國，還要在等你的一點時間裡爭分奪秒、抓緊機會趕快過癮嗎？”可見這方面在中國是多麼痛快而美國人是多麼的不自由。 
“王涵”們在《聲明》最後還自以為擲地有聲、義正詞嚴的質問：“雕塑公園否定現在的年輕人，不就是在否定三十四年前的自己嗎？否定年輕人的自主意識和責任感，不就是在否定‘六四’的精神嗎？”自以為抓住了對方命脈，讓其啞口無言、辯無可辯。不說小渾球把雲泥混為一談體現出對八九“六四”的知之可憐，他們還根本無法理解：八九一代幾十年來不但一直對歷史在反思和重視，對自己也在始終不斷的否定和修正。王丹當年也是逞強好勝，口舌之爭起來無所不用其極，搞的當時歷史系派去做他思想工作、後來做了黑石中國區主席的傅山苦不堪言，對我說他和王丹對話最後都不得不當場用筆寫下來，已備有據可查；如今在媒體上看王丹成熟、穩重的多了——為什麼敢稱先知先覺、永遠站在時代前列，就是因為隨時在否定、糾正和升華之前的自己呀！ 十五、老虎要打，蒼蠅、跳蚤也拍 在此次由政治騙子、混混“黃意誠”和小渾球“王涵”一眾們挑起的事端里，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民運師祖、自由先賢們的處置方式，倒是暗合了我的路徑：或自重輩份，或顧全大局，或陽春白雪，或書卷雅致，不想自損身價，不願親痛仇快，不中小人之計，不使豎子成名，不令醜類得志，不與混蛋計較，故而視而不見、隱忍不發、一笑置之，最多耳根清淨、拉黑了事。我作為旁觀者，不是民運中人，不用如此不矜不伐、卑以自牧的蔚然虛懷；我天性打抱不平、辯冤白謗，平生雷霆萬鈞、嫉惡如仇，一向老虎要打，蒼蠅、跳蚤也拍。如今看不下去，忍不住出面教訓這伙政治騙子、混混和渾球，揭穿嘴臉、當頭棒喝，同時正本清源、匡扶天下、救濟人心。這些政治騙子、混混和小渾球，產前既妊娠不足，產後又營養不良，已然天生質劣，偏偏又長期在共產黨的教唆、訓練、濡染下生存和求活，被培養造就的渾身不入流的小流氓氣，民運先賢們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周作人說寫文章要有三分流氣，李敖說做人同樣要有三分流氣，我把他們槓上加番。拾掇、懲治、調理這幫小流氓，我遊刃有餘、正當其人呀！ 十六、海外“新一代行動者”與“老民運”的關聯和異同 2005年9月19日至9月28日，李敖在中國進行了“神州文化之旅”，其中重頭內容是在北大、清華和復旦的三場演講。9月21日在北大演講中，李敖坦率大膽、直言不諱，但他23日在清華的演講卻溫和低調。事後，李敖否認外界猜疑他北大演講後受到中共壓力因此在清華才變化基調，回答說：他在北大是“金剛怒目”，在清華是“菩薩低眉”。如果借用同一個比喻，那麼我文章的前十五節也是四大天王：走過了天王殿，後面就可以看到結珈趺坐、寶象慈悲、雨露萬物、普渡天下的南海觀世音菩薩了—— 事先誰都沒有想到，海外尤其是美國，一年一度紀念“六四”、反對中共暴政的例行活動在今年突然發生了三十多年裡少有的重大變化，這就是很多年輕的新面孔出現，隨之而來女權、反抗父權、MeToo、LGBTQIA性少數群體權力等等本不相關的內容被突如其來的強行植入。 這一新的重要現象，引起了海外民運和眾多觀察人士的熱烈關注和紛紛評說。魏京生一邊欣慰今年“特別讓我眼前一亮的是：中青年的朋友占了大多數，婦女代表也比往年增加了”，一邊特地強調了：“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穿插了一些不和諧的或者是攪局的雜音”。其他來自海外“社運人士”、“女權主義活動人士”、“性別平等關注者”等的評論更是東說西說的此伏彼起，其中以《從中國‘老民運’到新一代行動者，八九後兩種政治觀和行動觀的迭代》和《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兩篇文章頗具代表性。在這後一部分的評論里，基本上對魏京生口中的“不和諧的或者是攪局的雜音”全盤肯定，並賦予了它時代性、先進性和必然性等“三個代表”式的意義。 今年海外“六四”紀念活動中出現的這一獨特新現象，雖然直接誘因是六月初王丹遭到來自台灣的一系列性侵控訴以及再早前中國發生的白紙運動，但其更深層更本質的原因，則是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以進步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種族和性別亞性別平權及其催生的MeToo、黑命貴運動等為代表的政治正確的思想生態和政治生態。 在近年來西方越來越占據壓倒性主導地位的政治正確氛圍里，保守的華人移民家庭的新一代青年也不可避免的關注、興奮和傾情於MeToo、女權、LGBTQIA、少數和多元群體等等議題和相關的社會運動。不過，這些華人移民的後代在這些議題及其實踐中的身份和話語卻非常尷尬：因為政治正確的發明權和使用權都在白左，自己跟着起鬨，總有拾人牙慧、搶人版權的心虛，而且也怕人家說一句：“照照鏡子去吧，你的母國一大堆鐵鏈女和張高麗的爛賬不去管，倒有閒心罵我們女權不彰！”白右冷嘲熱諷也罷了，要是疏不間親的白左也來上這麼一句，自己的臉往哪兒擱？白人同情、聲援黑人天下感動和矚目，換上個華人同情、聲援黑人，連黑人本身都看不上，沒準再懟你一下：“你算那根蔥呀，比我們都等而下之還裝逼高高在上的來同情我們？”一句話，美國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多數人和LGBTQIA之間的矛盾、分歧與對立，是人家自己的家務事，你一個外人插不上嘴，插了也沒人賞臉。那麼退一步，僅僅以華人的身份、站在華人的角度來發聲呢？可即使這樣，這些華人移民的新生一代青年也同樣面臨着尷尬，因為他們學非裔從受害者的角度譴責別人或者反過來學白人以施害者自居來自我贖罪都不太合適，換句話說，他們迫害別人和被別人迫害的資格都不具備： 首先，雖然少數族裔天然正確和先進，最具革命性、最有發言權，但白左嘴裡的少數族裔好像不太關華人什麼事，即使有華人受迫害的事實也很難像非裔遭到同類事件一樣引起轟動和公憤，畢竟一輩子誰也未必能碰上一次“華命貴”那種天災人禍；而且從一系列實證來看，歧視和排斥華人的主要是非裔而不是白人，可覺悟飛躍、思想升華的華人青年們寧願忍氣吞聲、自我犧牲、無私奉獻也不肯把矛頭轉向同一戰壕的階級兄弟，讓黑人痛白人快——更別說一旦這樣做，正確立即就會變為不正確，因為華人血統自來紅的純正度遠遠不如非裔。 其次，他們當然希望也能像白人一樣以施害者的身份，高風亮節、大義滅己、大公無私的自我譴責和折磨——就像我北大85級黃師弟的女兒、當年在耶魯大學英語系讀三年級的黃艾琳（Eileen Huang）發表《我們和非裔站在一起——寫給爸媽和華人社區的公開信》一樣——，可害人精也有個資格限制呀，種族歧視是白人的專利，揮刀自宮也是白人的privilege，自己終究不好意思妄自尊大的硬要和別人爭搶名號和特權，哪怕是惡名和自殘的特權。 無奈之下，一部分華人移民新世代青年——雖然並非很多——只好把話題和關注目光回收、聚攏和局限在華人世界範圍內。不過，華人文化傳統決定的生活現實里，很難找到有關女權、MeToo、更別說LGBTQIA的好機會讓他們大顯身手，甚至連兜售的市場都沒有。就在他們彷徨無措、茫然無着的時候，天降大任，去年白紙運動突然爆發了。以往八九“六四”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既遙遠又陌生的地方許久之前發生的一件朦朦朧朧的往事，類似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但白紙運動卻一下使中國成為世界聚焦的目標，並終於觸發了他們對母國久違的關切；海外民運在白紙運動發生後立即組織的全球接力聲援活動以及隨後對八九“六四”和民主運動傳承的探析，讓他們第一次正式把注意力放到了在成年華人世界裡始終備受矚目的八九“六四”和八九“六四”一代人上，也對“民主”和海外民運發生了興趣和關注。不懂歷史和現實的他們以自己的立場和興致很快就一廂情願的想象出、發現了和尋找到白紙運動與八九“六四”中存在着他們摯愛的元素——女性、性少數群體、MeToo——、具備着與他們相同一致的目標訴求——爭女權、反父權和性多元平等——、飽含着和他們共鳴的精神和價值——青年人獨立思考、自主意識和責任感——。這種想象、發現和找到讓他們順利的把自己的追求和白紙運動、八九“六四”嫁接到一起，並本能的把白紙運動、八九“六四”納入自己主觀的軌道，同時也有意無意的藉助二者放大自己的聲音和散布自己的影響。 讓魏京生“眼前一亮”的今年海外紀念“六四”活動中青年一代新面孔的另一群，就是“王涵”代表的一部分中國留學生。這些留學生自然優於那些在自由世界中猶自密報、威脅、毆打自己同學和香港、台灣人的被共產黨精神和組織遙控的年輕敗類們，但他們同樣不具備對歷史和現實的了解。他們一方面深受當地政治正確風潮的濡染，另一方面對中國、對西方存在着模糊和謬誤的認識，對中國民主運動和政治話題更缺乏興趣。旅法異議人士蔣不下面這段話對他們有全面的描述： 
截屏自《美國之音：從六四到A4：兩個世代的海外華人談政治抗爭》一文去年的中國白紙運動，觸動和激活了這些留學生，使他們走過了和當地華人移民新世代在白紙運動之後同樣的心路歷程。很快，同受政治正確和進步主義支配，同對八九“六四”知之有限又毫無感同身受的兩批人迅速合流。恰在此時，王丹“性騷擾”的偶發事件又給了他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能從“民主不通過性傳播”、“民主沒有米兔，專制不會結束”這麼一個角度介入八九“六四”和民主話題，使他們初心裡的那套東西與八九“六四”和民主發生了關係並引導了有關八九“六四”和民主的敘事，還令他們和本來互不相干的海外民運產生了聯繫。本來毫無亮點、特質、新穎，既沒有不同尋常的獨特理念，也缺乏感染力和說服力，在華人圈子之外和之內都無聲無息搞不出名堂的他們，居然靠着這種別出心裁的創意一下“出了圈”。海外民運對王丹的維護和對他們的批評，使他們更加認為自己占領了道德高地、真正繼承了八九“六四”內涵並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超越了八九“六四”一代和海外民運先賢。 
截屏自《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一文 上面提到為年輕世代背書和禮讚的兩篇文章《從中國‘老民運’到新一代行動者，八九後兩種政治觀和行動觀的迭代》與《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中，前一篇作者DT君雖然不像後一篇里呂頻那樣對歷史無知，但對現實的認知則和她同樣錯位：他們都是將“老民運”（“六四一代”）和所謂“中國新一代行動者”（“白紙一代”）視為同一條戰線的兩代人進行比較，都是把西方和中國混肴、把今天西方現實去想象和移植到中國，以此來批評“老民運”脫節時代、歌頌新一代先進和超越、鼓吹世代必然更迭。而真實的情況是：“老民運”着眼於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確信反共是最大的政治正確，對他們來說西方的所謂政治正確屬於別人的事情和未來中國的課題；海外“新一代”關注發生在中國之外華人世界的政治正確議題，中國和共產黨的暴政無關他們切身，反共更屬於海市蜃樓；兩者各有目標和追求、政治觀涇渭分明，對對方的興奮點也都缺乏興趣，也很少交集和關聯。用容易理解的話說，他們之間等同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的區別、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區別，現代一點比喻就相當於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區別——在共產主義制度里，上述雙方不可能共存於世上，在民主社會裡它們不會你死我活、但也絕不可能合流為一。“老民運”和海外“新一代”不是行動觀和代際的差異、分歧與衝突，而是價值觀和根本宗旨以及位置、坐標的完全不同，兩者無法也不該比較。不存在“老一代”與時代的脫節、落伍，將來也絕非是世代交替：中國的問題不解決，反共大業不完成，中華民族不實現自由解放，“老一代”的價值觀和根本宗旨就不會被取代和改變，結果只能是海外“新一代”中的一大部分人最終在血淋淋的教訓後認同了“老一代”的使命和方向。 另一個真實情況是：《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中那個“女權活動人士”呂頻說的、“孤懸於歐美與中國兩個社會之間”的中國海外民主運動麻木不覺的“國內思潮，比如轟轟烈烈的的女權運動”以及“紐約民主沙龍”“致力於關心”的“中國社會運動”真的存在嗎？怎麼常居國內的我不知道，久住美國的他們卻張嘴就來？這些“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主角是誰？是張薇嗎？是進了男廁所又對主人滿口抱怨的女大學生嗎？我怎麼看到的都是隨處可見、各種各樣的主動“肉償”呢？即便有“轟轟烈烈的的女權運動”和“中國社會運動”恐怕也早被共產黨維穩進監獄了吧？給共產黨臉上貼金也沒有這麼信口開河的吧！ 
截屏自《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一文 十六、“LGBTQIA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 從散見於各個媒體、自媒體、網絡、推特上的新聞、談話、訪問、文字等等的表述中，可以一再驗證出海外新一代們的內心世界和信仰追求： 
截屏自“王涵”的《聲明》 
截屏自《從中國‘老民運’到新一代行動者，八九後兩種政治觀和行動觀的迭代》一文 
“我們呼籲王丹積極回應此事，承擔法律及道德責任，實踐他在1988-1989年創立組織北大民主沙龍的初衷”……(紐約民主沙龍)“致力於為關心中國社會運動的人們提供一個安全和相互支持的交流空間”……“我們堅信，民主自由的目標與其實現方法必須一致。只有充分體察並積極回應包括性暴力倖存者在內所有受壓迫者的訴求，一個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會才會最終建立。” 摘自《紐約民主沙龍6月2日關於王丹被指控性侵及性騷擾的聲明》 從上面信手拈來、隨便截取的這些言論可以清楚的看出，在西方世界長大、不了解中國人民苦難和共產黨罪行的海外年輕一代關注、致力和對“六四”理解的與飽受共產黨迫害、致力於剷除共產主義和使中國人民獲得徹底自由解放的海外民運完全不是一件事，雖然兩者有時共用同樣的詞彙——當然，像拉塞爾.柯克在《保守主義思想：從柏克到艾略特》中說的，西方左派早已經把“平等、自由、民主、多元”這些西方傳統價值進行了激進和面目全非的改造。 如果以上眾多表達還不夠赤裸裸的話，下面這段帶有強烈仇恨情緒的話則是圖窮匕首見的不加絲毫掩飾了： 
截屏自《為何說米兔議題中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的衝突不可避免》一文 在男權長期慘痛摧殘下“壓迫深，反抗重”的小K，把全部自身都痛心疾首的投入到了女權運動里，以致於不但不懂得羅剎國共產極權制度和普通“威權國家”的根本區別、不知道中國民主運動和一般“民權運動”的本質不同——比如韓國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全斗渙軍事獨裁和朝鮮金家王朝完全是兩回事——，而且相信與性騷擾相比，黨派立場、八九“六四”、兩岸問題都不值一談。“女性沒有祖國，女性是天然的無政府主義者”、“說到底性騷擾的事兒和什麼黨派立場一毛錢關係都沒有”，她的言外之意很明確：別跟我提什麼中國的苦難和共產黨的壓迫，這些和我沒關係；我沒有什麼黨派立場，專門反抗性騷擾，不管它發生在哪個國家裡哪個政黨下都一樣；如果共產黨像宣示的那樣能最大程度解放婦女、保護婦女權益，我們就堅決擁護共產黨。女性是人類的一部分，並不比其他人更特殊、更重要；女權是人權的一部分，一部分人的權力也不更優於全體人的權力。在共產黨統治下，疫情降臨、洪水泛濫的時候，玉石俱焚、童叟無逃，同一個中國，同一種命運，沒有誰會比別人更安全或更不安全。在2020年3月的武漢、在2022年4月的上海、在2023年8月的涿州，你去談什么女權、追求什麼“去等級化、去權威化”、推動什麼“多樣化的社會”，不是天方夜譚、痴心妄想、白日做夢是什麼？你不信、蔑視“先有人權，再有女權”可以，但你們作為新一代的“女權主義者”，起碼應該比一百年前化外蠻夷、天涯海角的漁村愚婦要見識多、覺悟高一點吧？紅色娘子軍還知道“吃人的舊社會是婦女受壓迫根源”、“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呢！ 不過，這套思維也並非是“女權主義者”基於薩特“受侮辱與受迫害”的性別角色所特別懷抱的激進執念。“紐約民主沙龍”公開宣稱：“民主沙龍永遠與各類受壓迫者和抗爭者站在一起”——除了急不可耐趕緊表達自己“政治正確”的態度和內容，還公開告訴外界：受共產黨壓迫者和受王丹壓迫者本質是一樣的，抗爭共產黨和抗爭王丹的意義實質是相同的。政治騙子和混混“黃意誠”不用說了，在受他蠱惑、與他同流合污的海外華人“政治正確”青年的眼中，魏京生和習近平如出一轍，海外民運“專制”和共產黨極權沒有二致，民主志士們追求的民主和習近平的“社會主義民主”是一丘之貉，民運先賢和共產黨同樣應該被歷史淘汰： 
看到這裡，那些狂熱認同和堅決響應美國民主黨及其政治敘事的民運人士們，想必已經懸崖勒馬的警醒到：極左思潮和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確對包括華人在內青年一代的負面影響，並通過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干擾和破壞有多麼的巨大。 客觀說，海外年輕一代熱衷的議題是現代和後現代社會更長遠、更高級、更進化、更終極、更永久的課題，而民主則是政治落後國家首要和迫切的任務，“政治正確”的相關內容對處在政治原始社會狀態的中國是後革命時期的議題，所以就像魯迅“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那樣“政治正確”也應該緩行。民主是政治革命，女權是社會革命，而革命有其客觀規律和階段性，不能強行超越，一旦激進和跨越，就會造成大饑荒、大屠殺、大滅絕，這連喪心病狂的共產主義分子在歇斯底里症的間歇期間都不敢否認。話雖然這麼說，但在實踐中，人權和女權可以並行不悖的追求，人權本身就包括着、涵蓋了女權，也鮮有兩者只能擇一的情況發生。事實上，海外民運從來沒有說過“人權大於女權”，也從來沒有將人權和女權彼此對立，更從來沒有在追求人權的過程中忽視、貶低過女權和LGBT：陳維明特別以鐵鏈女雕像揭幕作為今年紀念“六四”活動開端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王丹在海外民運中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一個樣板。我實在看不出來海外民運是如何像“小K”說的那樣，讓“女性的苦難再一次成為一個噱頭”、使“女性的身體又一次成為工具”的——無意或故意將人權與女權、LGBTQIA權力對立起來的恰恰是患了迫害妄想症的海外女權主義者，“人權是否要壓倒女權”是他們的自問自答。 共產黨長期以來愚弄世人說“生存權大於人權”，從而用生存權的藉口掩蓋他們踐踏人權的罪行；如今海外華人左派們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告訴世人“女權大於人權”，用女權否定對人權的關注和追求。海外華人左派們混肴矛盾、蒙蔽視聽，他們鼓吹在任何制度下都存在女權問題，否認民主社會和共產世界的本質不同；他們不反共、只反女權的敵人，一切根據對女權的態度來衡量善惡和判斷敵我，哪裡沒有女權哪裡就是自己的敵人；他們不僅相信海外不能為了推動中國民主而忽略政治正確，而且把這套原則引入中國國內，宣稱在中國國內政治正確和實現民主同樣緊迫和重要；他們無知和蓄意的把“六四”和MeToo、女權拉扯在一起，歪曲八九民運是為了平權、今天紀念“六四”是為了伸張女權和少數性群體的權利。口口聲聲心繫女性苦難的海外“女權主義者”們，無視最近幾年裡九死一生的經歷告訴中國人的事實：沒有人權就沒有生存權；口口聲聲“性騷擾的事兒和什麼黨派立場一毛錢關係都沒有”的小K們，無視上至歡樂組下至偷越國境被穿了琵琶骨的朝鮮女性們，沒有人權談何女權？華人新生一代張口閉口海外民運不讓他們表達不同意見是和共產黨一樣，他們根本不知道在世界上還有地方表達不同意見會遭受酷刑折磨；華人女權主義者閉口張口任何社會裡都有男權存在，她們根本不了解當你起而抗議時制度不同結果會如水火兩重天——而這一切，正是共產黨求之不得、乘火打劫的好機會。 對海外民運來說，在一些時候和一些情形里，在有合作有團結有鬥爭的條件下，可以和海外的年輕左派們結成暫時的統一戰線；但必須清楚，他們絕非自己的同路人，對中國民主運動也是經常有害的。他們中一些毫無理論和思想基礎、對歷史和現實特別無知，同時又自以為的，哪怕現在不是，將來也很容易成為共產黨的打手和幫凶。海外民運可以教育他們、影響他們、提升他們、挽救他們，但無需花費特別多的時間和精力，也不要報太大的幻想，中國民主未來的希望不在他們身上。另一方面，海外民運也應該清楚：西方的政治正確對現時中國民主運動沒有幫助，有的只是轉移人們鬥爭視線和目標的毀壞作用，連當年改良主義、工團主義、費邊主義的意義都起不到，兩者完全不是一條道上跑的車。 儘管前面說過，海外民運對雜雜碎碎的茶壺裡風波沒必要計較和糾纏，但像今年“六四”這樣，別有用心的政治騙子、混混加上一幫屁事不懂渾不吝、又自以為占據道義制高點的小渾球們死纏爛打的來攪局，你還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海外民運和他們井水不犯河水，不去強求他們什麼，更不去批評他們什麼，如果他們硬要主動攻擊、非要主動挑釁，事關大局，該揭露的揭露、該澄清的澄清、該批判的批判、該撥亂反正的撥亂反正、該正本清源的正本清源、該肅清流毒的肅清流毒，能改變他們一個就改變一個，能教育一個旁觀者就教育一個；其他的，只有等再一次岳昕那樣血淋淋的事實來教訓他們，喚醒和打破他們的夢境——當然，政治騙子和混混“黃意誠”是不可救藥的。2021年6月初，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等獨立學院的學生因為自己學院要被合併轉設成職業技術大學而發起抗議，被前來鎮壓的警察打得頭破血流，在傳出來的視頻裡，無數女學生委屈、錯愕、震顫、驚奇、失聲、哭腔的尖叫：“啊，把人揪着頭髮在地上拖！滿頭都是血！警察怎麼打人了？警察怎麼能打人呢?”看着視頻的我，幾乎發出了和女孩們同樣錯愕和驚奇的尖叫：“她們怎麼這個都不知道？她們怎麼能連這個都奇怪呢？”這些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日常頭腦都懶得動眼皮都懶得張一下，平素里屁股被路人碰了就會拿起電話報警的准張薇們，真的以為中國警察天生就是扶危解困、為她們主持正義和服務效力的，也難怪一旦中山狼原形畢露吐出獠牙的時候能大驚失色、發出那麼難以置信的聲音。這又讓我想起了我的老熟人、習近平的髮小、著名太子黨林炎志“六四”前後鏗鏘有力的名言：“警察為什麼不能打人？警察就是打人的！”但是，這些尖叫的糊塗女孩男孩們，真能記住這個教訓嗎？連陳希同、薄熙來、胡錦濤這些人精們都亦步亦趨的重蹈前人覆轍，一次次的自作自受、後知不覺、請君入甕，指望這些媽寶們，恐怕終究還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更何況“王涵”們人在海外，連血都未必能看得見。 
2021年6月南京師大中北學院學生抗議學院被合併轉設成職業技術大學，遭鎮警察打得頭破血流 作為DT君、呂頻那樣的第三者，不再是不明事理、不知深淺、不懂輕重的小渾球，理應負起自己的責任，調和和弱化“老民運”、“六四一代”和“新一代行動者”、“白紙一代”之間的矛盾，使彼此和平相處、各行其道，而不是自以為新穎創意、別出心裁的推波助瀾，刻意比較和褒貶，強調衝突和更迭，加劇兩者的對立和分裂。當然，這些人和海外民運沒有共同點，卻和共產黨中國有着千絲萬縷、藕斷絲連的聯繫，他們很明白從這個角度敘述和評論“六四”，最溫和、最安全、最不惹怒共產黨、最能為共產黨寬容、也最討共產黨歡心。 十八、“白紙一代”是一個偽概念 在“黃意誠”對外媒說出：“這（白紙運動）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覺得可以把90至95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的前後，“白紙一代”一詞開始在海外媒體和自媒體上流行開來。為自己定位、將自己定格、為自己貼標、替自己美容、給自己找到歷史中的位置和坐標，是一個世代和一個群體的集體無意識。“文革一代”、“改革開放一代”、“八九一代”，就連充滿了苦難、壓抑、屈辱、扭曲、慘痛記憶和心聲的那一批人，在幾十年後都可堪和特意回首的共同自我標榜為“知青一代“、“北大荒一代”，不約而同的在虛幻的想象、忘卻的背叛或刻意的美化中挖掘和尋覓殘酷青春里的“血色浪漫”，可見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力量是多麼強大。切身感受到蒼白、茫然、失措、無價值、乏善可陳的“黃意誠”一代人當然更不例外：別人可以稱他們是“跨掉的一代”、“廢青的一代”、“巨嬰的一代”，他們本身則尤其渴望和需要找到為自己遮羞、粉飾與貼金的標籤及其依據。 要以一個事件命名某一代人，首先，這一事件一定是發生在某一代人形成世界觀和完成社會化的最關鍵時期，即二十歲前後的青春歲月；其次，這一事件必須是一個歷史性事件，有長期的醞釀過程、相當的持續時間，波及到青春歲月中某一代的所有人，影響巨大、意義深遠，足以震撼現實和影響未來；第三，這一事件給青春歲月中某一代人里的絕大部分成員留下了共同或者相似的終身記憶、烙印和影響，塗抹了他們共同的心理底色，而他們對這一事件也有着大致一致的傾向、認識、評價和判斷；第四，這一事件是某一代人一生中發生和經歷的最重大、最感受深刻、最銘心入骨的事件，對其人生和成長有着明顯、持久的影響，沒有任何其他事件能與之相提並論。按照這些標準，我們把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稱為“五四一代”，把習近平、李克強、薄熙來等稱為“文革一代”，把賀延光，韓志雄，王軍濤等等（見胡平《四五英雄今何在？》一文）稱為“四五一代”，把魏京生、胡平等稱為“民主牆一代”，把王丹、李進進等稱為“八九‘六四’一代”。 再看白紙運動，它不像五四運動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多年的孕育，不像“文革”形成於共產黨意識形態幾十年的慫恿，不像四五運動和 民主牆運動來源於中國人民近三十年對共產極權制度的覺醒和痛恨，不像八九民主運動經歷了改革開放十年的逐步積累。白紙運動不但規模、涉及和參與的人數相比全民動員的五四、“文革”和一九八九民主運動是九牛一毛，即便與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也不可同日而語。實際上，它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國內大部分年輕人甚至對它聞所未聞，而事件整個也只有短短幾天。白紙運動是不是一個影響巨大、意義深遠、能夠影響未來的歷史性事件尚有待時間驗證，但它絕對算不了對二十歲前後青春歲月的絕大部分成員留下了共同的終身記憶、烙印和影響則已是事實。因此，從沒有什麼“白紙一代”，“白紙一代”是一個偽概念。其實，除了跑出中國、逃到國外的“黃意誠”幾個妙手空空，插標而沽、自抬身價、實其所無、沐猴而冠、拉大旗作虎皮的把自己命名為“白紙一代”之外，在中國沒有人會想到要這樣稱謂自己。如果一定要把“白紙”兩個字和“黃意誠”一代中國人聯繫到一起、用“白紙一代”命名他們，那涵義只能是：“靈魂和精神如同白紙一樣一無所有的一代”。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白紙運動發生在中國，但“白紙一代”全誕生在外國。“黃意誠”類似幾個之外，還有兩個群體也自稱“白紙一代”：一個是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雖然他們只是在運動的事後對着外國人和外國警察手舉過白紙，同時還忘不了戴上口罩；另一個群體就是上一節講過的那些自小在國外生活、近年在政治正確的極左氛圍中長大的第N代移民青年。 這後一個群體和中國白紙運動的抗議者們沒有共同處境，沒有共同經歷，沒有共同思想、觀念和追求。本來，他們心心所念和興趣所在的只是華人圈子裡涉及到政治正確的有關議題，對中國和中國人的存亡苦樂既不關心，也無所知，更不共情。白紙運動的突然爆發，一下把他們的目光引向了遙遠又陌生的母國。他們不想放過、力圖利用白紙運動的影響力來擴大自己的聲望與聲音，於是一廂情願的想象出和尋找到白紙運動中存在着的他們摯愛的元素——女性、少數性群體——和與他們相同一致的目標訴求——爭女權、反父權和性多元平等——，然後毫無違和感的稱呼自己是“白紙一代”。他們無論如何想不到，這種山寨行為更加進一步的做實了“白紙一代”是一個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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