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

公元628年，君士坦丁堡的鐘聲響了一整天。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終於等來了對波斯戰爭的勝利。

此前二十六年，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幾乎打遍了整個中東。波斯人攻陷耶路撒冷，搶走了真十字架；拿下埃及，斷了君士坦丁堡的糧；626年兵臨城下，城裡的人在牆頭看得見波斯的營火。希拉克略在絕境中反攻，六年遠征直搗波斯腹地，波斯內亂求和。真十字架送回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拜占庭人以為，這一代人的仗打完了。

如果歷史在簽約那天停筆，拜占庭贏了。可歷史從不在簽約那天停筆。兩個帝國都打空了：國庫空了，軍隊殘了，敘利亞、埃及、兩河流域被反覆蹂躪，稅基垮了。就在這時，阿拉伯半島上一個誰也沒放在眼裡的力量迅速崛起。636年，拜占庭丟了敘利亞；638年，丟了耶路撒冷，四十年前拼命奪回來的城；641年，丟了埃及。波斯更慘，651年整個帝國不復存在。二十六年的勝負，二十年內全部作廢。

這在歷史學界被視為一個經典的“大國零和博弈導致雙輸、第三方得利”的教科書案例。阿拉伯人的崛起有它自己的原因，兩個帝國的衰弱也不全因這場戰爭。但結局足以讓後人警醒：當兩個強者把彼此當作世界的全部，至死都認為對方才是自己唯一的生存威脅，把所有的資源和戰略注意力都投入到了“消滅對手”上，歷史可能已經換了一張考卷，而他們還在埋頭答上一張。

講這個故事，是因為今天我們太容易用"誰贏誰輸"來理解中美關係，卻可能漏掉考卷上新添的一道題。

一、馬拉松考驗的不只是速度

中美既無法回到那個相信可以通過接觸改變對方的年代，也無法承受一場以擊垮對方為目標的總體對抗。兩國將在制度、科技、產業、軍事與國際秩序上長期競爭。我把這種狀態稱為"文明持久戰"，也可以更形象地叫它"文明馬拉松"。

馬拉松考驗速度，更考驗能否跑完全程。一個只顧盯着旁邊跑者、連前面的路都不看的選手，可能暫時領先，卻未必到得了終點，更可能在第三十公里一頭撞上路邊的樹。這是我理解的"文明現實主義"：承認競爭真實存在，也正視競爭所處的那個共同的世界。

拜占庭和波斯的教訓，用馬拉松的話說就是：兩個人如果只想着拖垮對方，最後衝上來的可能是第三個跑者。

而在今天，這個跑者未必是一個國家。有一種新的力量正把這個問題推到中美面前，它不在賽道旁邊，它在兩個跑者自己的鞋裡——它就是越來越熱的“AI”。

二、一個老人的追問

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今年七十八歲。他是圖靈獎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雙料得主，人們叫他"AI教父"，因為今天所有大模型的底層方法，神經網絡的反向傳播，有他四十年前的一份。2023年春天，他從谷歌辭職，理由只有一個：他想不受僱主約束地說出自己的擔心。他說，自己一生工作的一部分，如今讓他後悔。

一個人花四十年把一件東西造出來，然後用餘生警告世界小心它，這樣的人歷史上不多。奧本海默是一個，辛頓是另一個。他的擔心可以歸成五條。

第一，數字智能必將超越人類，而且不可逆。人的經驗要靠閱讀、交談、教育，一代一代慢慢傳，一句話大約傳一百比特；機器的成千上萬個副本可以在一夜之間合併各自學到的一切，共享的效率是人類的億萬倍。辛頓的判斷是，二十年內AI很可能在智力上全面超過人。

第二，危險不來自惡意，來自"子目標"。辛頓警告說，即使人類賦予AI的任務本身並無惡意，AI也可能帶來毀滅性的後果。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如果人類要求AI“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一個超級智能可能會推導出“消滅人類”是達成該目標最有效的方法。同時，為了確保任務不被打斷，AI會自主衍生出“確保自身生存”和“獲取更多控制權”的子目標，從而把試圖干預它的人類視為障礙。

第三，發展 AI 如同"養老虎"。他把人類今天發展AI比作在家裡養一隻小老虎。現在它可愛、能幹、招人喜歡，幫各行各業提效率；可它終有一天會長大。有人說，那就到時候拔電源。辛頓反問：誰拔？哪一家公司願意在自己的股價上拔電源，哪一個國家願意在對手還沒拔的時候先拔？"關掉它"三個字，說着容易，前提是所有人同時伸手（比如，中美會同時伸手嗎？——趙曉）。

第四，它不需要動武。吸收了人類全部的心理學、小說和馬基雅維利，一個超級智能完全可以在對話里不知不覺地操縱人，讓人心甘情願把控制權交出去。歷史上最成功的權力轉移，從來不是搶來的，是讓人自己遞過去的。

第五，出路在國際合作和"母性本能"。他建議各國像應對核威脅那樣，放下分歧建立AI安全網絡。他還提了一個有爭議的設想：能不能在底層培養AI對人類的某種"母性"，讓保護人類成為它最高級別的偏好。嬰兒並不比母親聰明、強壯，卻能得到照顧，因為母親在乎孩子的命。今天沒有人知道怎麼做到這一點，但這個比喻指出了問題的深處：如果力量長得遠比約束力量的能力快，我們究竟在培養什麼？

這不是說超級AI必然毀滅人類。然而，正因為沒有人知道風險會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候出現，才更不能把安全研究留到事後。今年9月路透社的一項民調說，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AI公司在防範災難上做得不夠。這不是恐慌，是常識。想象一下核武器泛濫的世界，誰都覺得危險；那麼一種比核武器更聰明、更容易複製、而且沒有共同倫理和管控的力量泛濫，為什麼就不危險？

三、每個人都說"我先不能停"

我研究經濟。經濟學告訴我，危險往往不只來自誰"想做壞事"，也來自博弈的困境，每個人都有理由不敢停下來。

比如，美國擔心自己慢一步，中國就會快一步；中國也在作同樣的計算。企業擔心自己多花一個月測試，對手就先上市、先拿下客戶。於是，即使各方都看見了風險，單獨謹慎仍有代價，繼續加速卻有立刻可見的收益。每個人都說："我先不能停。"最後，所有人一起駛向沒有人想去的地方。

這在經濟學裡有一個名字，叫"集體行動的困境"；在博弈論里，它是囚徒困境的放大版：個體理性，集體災難。它的解法從來不是靠哪一方突然變得高尚，那種事在國際政治里等不來；解法是一個讓所有人同時停下來的機制，讓停下來的人不吃虧，讓不停的人付代價。

這正是中美必須坐下來談的理由。合作並不要求兩國放棄競爭，更不要求互相信任到交出核心技術。它只要求雙方承認一件事：有些損失，無法通過"讓對方損失得更多"來彌補。一個失控的先進系統，一次涉及核預警的AI誤判，一項讓生物武器更容易製造的突破，都不會因為最先發生在太平洋的哪一岸，就永遠停在那一岸。海水是連着的。

四、未必是因為相互喜歡，才坐下來

1962年10月，古巴導彈危機十三天。事後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都明白了一件事：誤判只要發生一次，所謂勝負就毫無意義。第二年，美蘇建起了直接通信的熱線，並同英國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冷戰繼續，但競爭里第一次有了防止最壞結果的欄杆。

他們不是因為喜歡對方才談的。他們是因為看清了“共同的懸崖”。

AI不能照搬核軍控。核彈頭可以數、可以查，算法藏在軟件里，民用和軍用之間的邊界模糊得多。但"需要溝通"這一點，比核時代更迫切，因為核武器只有九個國家有，而前沿模型的能力正在通過開源、蒸餾和複製向全世界擴散。

中美並非沒有起點。2024年5月，兩國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一次人工智能政府間對話；同年11月，兩國領導人在利馬確認，使用核武器的決定應由人類而非AI作出。就在剛剛結束的華盛頓峰會上，雙方確認建立"人工智能對話"機制，下一次對話定在11月，並建立重大安全事件的通報管道。這些共識還很有限，有限到甚至連機制的名字都沒統一：美方叫它"超級智慧對話"（意謂不是一般的 AI），中方仍叫"人工智能對話"。兩個大人給同一個孩子起了兩個名字，好在總算坐下來商量怎麼管教它。它至少證明了一件事：兩個深刻分歧的對手，可以在最危險的地方劃出共同的底線。

接下來，對話需要從原則走向機制：保持AI安全專家與政府部門的常設溝通；交換重大事故和異常行為的報告辦法；在AI介入核決策、軍事預警和關鍵基礎設施時，把人的責任寫清楚；推動可以互相比較的高風險模型測試；討論怎樣防止先進系統被用於大規模網絡攻擊或生物武器。這些合作不要求任何一方交出核心技術，也不要求雙方先解決全部地緣政治爭端。它只要求兩個跑者在最危險的路段，願意互相看一眼。

五、看熱鬧的人，和承擔後果的人

今天談中美關係，看熱鬧的人很多。似乎兩邊只要吵起來，就有人興奮；誰說了句重話，就有人鼓掌。屏幕前看一場"大國對決"很刺激，承擔後果的卻是活生生的人：要養家的父母，要找工作的年輕人，以及根本無從選擇生活在哪個時代的孩子。

所以我不認為，主張中美管理競爭是一種軟弱。讓對抗失控，誰都可以喊幾句；讓對手坐下來，在最危險的問題上建立規則，才需要真正的勇氣、智慧和責任心。

有人會問：互信這麼薄，談合作是不是太天真？恰恰相反。如果彼此完全信任，許多風險管控機制反倒不那麼迫切。機制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不信任的對手在最危險的地方，仍能核實信息、及時溝通、守住底線。安全帶不是給相信自己不會出事的人系的。美蘇如此，中美亦然。

結語：一起看路

拜占庭與波斯的故事，不能用來預言AI一定會成為取代人類的"第三個跑者"。歷史類比是提醒，不是證明。但它至少提醒今天的中美以及世界：如果兩國把全部心力都放在計算誰領先、誰落後，卻一起推動一種尚未學會安全駕馭的力量，那麼未來回頭看，問題也許不是"那場比賽誰贏了"，而是"他們為什麼沒有一起看路"。

文明馬拉松很長。中美可以繼續競爭，也必須為競爭設下一道不讓人類墜落懸崖的邊界。

所以，不論其他，只從超級AI這一件事看，雙方就有充分理由持續對話、認真合作。

真正負責任的大國，不只要有能力跑在前面，還要有智慧讓人類繼續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