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家成為“黨的看家狗”

——讀施曉宇《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文／楊純華

施曉宇教授的《走出武平的林默涵》，表面上是一篇鄉賢人物考察文章，是作者到福建武平林默涵故居憑弔、追憶一位老領導、老前輩的文字；但如果把它放到中國現代政治文化史的長河中閱讀，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一篇地方人物傳記。

因為施曉宇實際上為我們留下了一份相當珍貴的材料：一個中國文藝工作者從青年時代進入革命，到延安文藝整風，再到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國文聯的權力中心，參與新中國文藝制度的建立，同時又成為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最後在晚年面對歷史責任時仍然拒絕“懺悔”的生命檔案。

這是一種極其複雜、甚至帶有悲劇色彩的中國知識分子人格。而這種人格，並不是林默涵一個人的人格。它是一個時代製造出來的人格。

1.

施曉宇這篇文章最珍貴的地方，是它沒有隻寫一個“好人”

如果按照一般的鄉賢紀念文章寫法，林默涵完全可以被寫成一個值得家鄉驕傲的人物：青年時代參加革命；抗戰時期進入延安；建國後擔任中宣部和文化部領導；參與《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東方紅》等文藝工作的組織；“文革”中遭受迫害；平反以後又重新工作；晚年主持魯迅研究和《魯迅全集》注釋工作。這樣的林默涵，是一個標準的“革命文藝家”。

可是，施曉宇沒有停留在這裡。文章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把林默涵放回了胡風事件。這一下，林默涵的形象就發生了根本變化。

一個人既可能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同時又可能是另一次政治運動的參與者；既可能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又可能在此前的政治運動中參與傷害別人。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林默涵1966年以後遭到批鬥，被關押十年，當然值得同情。但是，這並不能自動消除他在胡風事件中的歷史責任。

施曉宇引用林默涵自己的話：“我做錯了什麼事，或者說錯了什麼話，我一定承認錯誤，並努力改正；但我決不向任何人‘懺悔’。”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另一句話：“打了場敗仗，將軍要道歉，難道每個士兵也要跟着道歉？”

這兩句話，實際上打開了中國政治文化中一個極其深刻的問題：一個人究竟應該忠於什麼？是忠於黨？忠於組織？忠於自己的政治信仰？還是忠於事實與良知？

林默涵給出的答案非常明確：他首先忠於自己當時所理解的“黨的利益”。他說自己“根據自己的認識，根據當時認為符合黨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這句話看似是在為自己辯護，實際上卻暴露出了問題的核心。

因為一旦“黨的利益”成為最高的道德尺度，那麼一個人即使做了傷害無辜者的事情，只要相信自己是在“為黨工作”，就可以拒絕懺悔。

這正是政治權力進入知識分子靈魂之後最危險的地方。

2.

林默涵的悲劇，其實從延安已經開始。

要理解林默涵，不能繞開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官方歷史敘述強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並對中國革命文藝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個歷史事實本身沒有必要迴避。官方黨史資料也明確把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與文藝整風聯繫起來，並強調文藝工作的政治方向。

問題在於：“文藝為人民服務”與“文藝必須服從黨的政治領導”，並不是同一個命題。前者是一個文化倫理問題；後者是一個權力結構問題。

如果作家服務的是人民，那麼人民可以批評作家，作家也可以批評權力。但如果作家首先必須服務於一個政治組織，那麼問題就發生了變化：作家的第一責任就可能不再是事實、良知、審美和人民，而是組織紀律和政治路線。

施曉宇文章中引用胡喬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話，尤其值得注意：“文藝界需要有組織……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

這句話比許多後來關於文藝政策的理論解釋更加直接。因為它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制度性問題：誰領導作家？

如果答案是黨，那麼作家首先就不是一個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政治體系中的一個文化工作人員。而1942年之後形成的文藝體制，正是在這個邏輯基礎上不斷發展起來的。

官方文獻也明確指出，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黨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政策”進一步形成，並成為後來文藝工作的基本方向。

所以，問題並不是某一個作家“變壞了”。問題在於：一個制度把作家的政治忠誠放在了文學自由之前。

3.

我說：“作家是黨的看家狗”。這並不是在侮辱作家。恰恰相反，這是對一種制度性關係的極端隱喻。“黨的看家狗”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政治隱喻？

狗有一個特點：它不決定房子的主人是誰。它的任務是看門。主人讓它看什麼，它就看什麼；主人讓它咬誰，它就咬誰；主人給它換一個口令，它就按照新的口令行動。

而真正可悲的地方是，有些知識分子最後甚至把“看門”本身當成了道德。

他們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是認為：“我是為了組織。”“我是為了革命。”“我是為了黨的利益。”“我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於是，一個本來應該獨立思考的人，逐漸把自己的良知外包給了組織。這比簡單的恐懼更加可怕。因為恐懼製造的是沉默；而政治忠誠製造的是主動參與。

胡風事件正是一個典型案例。

4.

胡風冤案揭示了一個更殘酷的問題：作家可以成為迫害作家的工具。

根據施曉宇文章所引材料，1954年胡風向中央提交了長達數十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本意是希望就文藝政策、宗派主義和文藝領導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

可是，這份意見沒有最終進入正常的學術討論軌道。

隨後，私人信件被整理、分類、上報，最後在最高政治權力介入後，胡風被定性為“反黨集團”，並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集團”。施曉宇引用的資料記載，此案後來涉及兩千餘人，並在1980年被中共中央決定平反；1988年又進一步撤銷此前保留的相關否定性結論。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胡風並不是被一個與文藝毫無關係的暴力機構單獨打倒的。

文藝系統內部的人參與了這場鬥爭。這才是問題最令人寒心之處。作家攻擊作家。

批評家審判作家。文藝幹部給文藝思想定罪。最後，文學問題變成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又變成刑事問題。這就是當政治權力沒有明確邊界的時候，文化領域會發生的事情。

5.

最值得玩味的，是林默涵自己也最終成為了受害者。

歷史在這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林默涵曾經是文藝體制的重要建設者。他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主持文藝工作，參與文化政策制定。可是到了1966年，他自己也成為政治運動的對象。

施曉宇寫道，林默涵被公開批判為“反革命黑幫分子”，後來被關押審查十年。

這實際上是中國政治文化史上一種反覆出現的現象：今天的審判者，可能成為明天的被審判者；今天的忠誠證明，可能成為明天的罪證。

這不是偶然。因為在一個沒有穩定製度邊界的政治體系裡，政治路線可以改變，權力中心可以改變，昨天正確的話明天可以成為錯誤，昨天忠誠的人明天可以成為敵人。因此，真正保護人的，不應該是“我永遠站在正確的一邊”。因為沒有人知道所謂“正確的一邊”明天會在哪裡。真正保護人的，是制度，是法律，是程序，是思想自由，是言論自由，是獨立的司法，也是一個人擁有說“不”的權利。

6.

林默涵最令人惋惜的地方，不是他曾經犯錯，而是他沒有完成自我反思

一個人犯錯並不可怕，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當歷史已經證明自己錯了以後，一個人能不能承認自己錯了？

周揚後來公開向丁玲、陳企霞以及其他受害者道歉。這當然不能改變歷史，也不能補償受害者已經失去的歲月，但至少說明一個人開始面對自己的過去。而林默涵選擇了另外一條道路。他說：

“我從來是根據自己的認識，根據當時認為符合黨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

這句話其實非常值得中國知識分子認真思考。

因為如果一個人的道德判斷完全建立在“組織當時認為正確什麼”之上，那麼他永遠可以為自己的行為找到理由。今天整人，是因為組織需要。明天平反，是因為組織改變。後天再批判，又因為組織有新的需要。於是，一個人的道德責任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有：服從。

7.

從延安到今天，中國文藝最大的悲哀不是沒有作家，而是缺少獨立的作家。

中國從來不缺文學人才。中國有魯迅，有巴金，有沈從文，有老舍，有錢鍾書，有曹禺，有艾青，有許多才華橫溢的作家。問題從來不是中國人不會寫。問題是：一個作家能不能在政治權力面前仍然保持自己的精神獨立？魯迅之所以偉大，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沒有把自己的思想交給任何一個政治組織。他可以支持革命，也可以批評革命；可以同情青年，也可以批評青年；可以反抗舊制度，也可以警惕新的權力。

真正的作家應該擁有這樣一種能力：既能夠反抗舊的權力，也能夠拒絕成為新的權力的附庸。這也是為什麼魯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如此重要。

而林默涵晚年維護魯迅，這一點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施曉宇引用了林默涵1986年發表的《戰士與蒼蠅》，說明他對詆毀魯迅的現象進行了公開批評。

這裡又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悖論：一個高度認同政治組織的人，卻又熱愛一個曾經以獨立精神批判社會和權力的魯迅。這恰恰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從來不是簡單的黑白二分。他們既有忠誠，也有良知；既有理想，也有恐懼；既可能成為制度的執行者，也可能成為制度的受害者。這正是我們今天研究林默涵，而不能簡單把他歸結為“好人”或者“壞人”的原因。

8.

施曉宇真正寫出的，是一代中國文藝人的精神悲劇。

所以，我認為，《走出武平的林默涵》真正值得我們閱讀的，並不是林默涵究竟有多少功績。而是它讓我們看見：一個青年怎樣進入政治；一個作家怎樣進入組織；一個文學批評家怎樣進入權力；一個文化官員怎樣成為政治運動的參與者；一個政治運動的參與者怎樣又成為下一場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最後，一個經歷了一切的人，卻仍然沒有完全走出那個制度賦予他的政治人格。

這就是悲劇。更大的悲劇是，林默涵不是孤例。從延安到1955年，從反右到“文革”，再到後來的各種文化禁忌，中國文藝史不斷重複着同一種結構：權力確定政治方向；組織確定正確答案；作家根據正確答案進行創作；批評家監督作家；作家監督作家；然後整個文藝系統在政治風向中不斷自我審查。於是，“人民”在口號中被放到了最高位置，而真實的人民卻很難擁有評價文學和批評權力的制度空間。

9.

真正的問題不是“林默涵是不是一個好人”，而是為什麼一個好人也可能參與製造冤案。

這是研究政治人格最值得進入的地方。我們沒有必要把林默涵妖魔化。恰恰相反，我們越把他當作一個真實的人，問題越深刻。假如林默涵是一個純粹的惡人，那麼胡風事件就很好解釋：一個壞人迫害了一個好人。可是事實遠沒有這麼簡單。林默涵有革命理想，有文學才能，有魯迅情結，曾經努力推動“文藝十條”，“文革”中又遭受長期迫害，晚年仍然維護魯迅。

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又會成為胡風事件中的重要參與者？答案很可能不是“他天生惡毒”。而是一個人一旦把執政黨這種政治組織置於個人良知之上，他就可能在自己認為正義的情況下實施不正義。這才是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惡人作惡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可以在堅信自己正在做正確事情的時候作惡。

10

所以，“結束一黨專政”首先不是一個口號問題，而是一個文藝制度問題。

如果把問題繼續追下去，就不能只停留在林默涵個人身上。我們必須問：為什麼這種人格能夠一再產生？為什麼一個作家需要首先證明自己的政治忠誠？為什麼文學批評可以上升為政治審查？為什麼一個文學觀點可以被轉換成政治立場？為什麼“不同意黨的文藝路線”可以成為嚴重政治問題？為什麼一個人的作品必須首先通過政治正確性的審查？

這些問題的答案，最終都涉及一個更深的制度安排：當國家權力、政治組織和文化資源高度集中於同一個權力體系時，文化領域很難形成真正獨立的公共空間。

因此，所謂“作家是不是黨的看家狗”，歸根到底並不是作家的個人品格問題。

它首先是制度問題。如果一個作家依靠黨的組織獲得出版機會、發表資格、職務、榮譽、資源甚至生存空間，那麼要求這個作家完全不受政治權力影響，本身就是不現實的。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一個作家有沒有不服從的權利？有沒有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有沒有批評執政黨的權利？有沒有拒絕政治命題的權利？有沒有不歌頌權力的權利？有沒有寫出令人不舒服的真話的權利？

如果這些權利不存在，那麼“獨立作家”就只能成為少數人的個人勇氣，而不能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制度。

11.

因此，真正應該結束的，不只是某一種文藝政策，而是“黨領導一切”的制度邏輯。

一黨政治下當然也可以出現優秀文學。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仍然會出現如莫言、余華這類作家寫出的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問題是：優秀作品的出現，不能證明制度本身給予了作家充分自由。相反，它往往說明某些作家在制度壓力中仍然保存了自己的精神空間。

因此，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應該是“希望領導人英明。”也不應該是“希望黨的文藝政策更加寬鬆。”因為這仍然把作家的命運交給了政治權力。真正成熟的現代文化制度應該是：權力不決定真理，政黨不決定文學，組織不決定思想，官員不決定藝術價值，作家不必向任何政治組織宣誓自己的靈魂。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作家才真正成為作家。

12.

從這個意義上說，《走出武平的林默涵》其實沒有真正“走出”林默涵。

施曉宇寫道：“現在，讓我們還回到林默涵故居前。”

這是全文非常有意味的一句話。作者最後又回到了那間房子，回到了武平，回到了林默涵出生的地方。

可是，我們今天再讀這篇文章，應該進一步問：林默涵本人走出來了嗎？

他從武平走到了延安；從延安走進了中宣部；從中宣部走進了文化部；從文化部走進了中國文聯；從政治運動走進了平反時代。

可是，一個人身體走出了很多地方，並不意味着他的精神已經走出來了。他走出了武平，卻未必走出了延安。他走出了“文革”，卻未必走出了“黨的文藝觀”。他走出了政治運動，卻未必走出了政治人格。

而這也許正是施曉宇這篇文章無意間給我們留下的最大問題。

13

真正的“走出”，是讓作家重新成為一個人。

我並不認為研究林默涵的意義在於給他最後蓋一個“好人”或者“壞人”的印章。歷史比這樣的判斷複雜得多。林默涵既是歷史的參與者，也是歷史的受害者；既是制度的建設者，也是制度的犧牲者；既曾經參與過傷害別人，也曾經遭受別人對他的傷害。正因為如此，他才值得研究。

而施曉宇的文章最可貴之處，正是留下了這些矛盾，而沒有完全替歷史把它們抹平。

但是，從林默涵的一生，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一個民族什麼時候才能擁有真正獨立的作家？答案也許並不複雜：當作家不再需要向任何政黨效忠的時候；當作家可以批評政府而不用害怕失去飯碗的時候；當文學不再承擔政治宣傳的義務的時候；當出版社不必首先考慮政治風向的時候；當一首詩可以讚美權力，也可以嘲諷權力的時候；當作家可以站在人民一邊，也可以站在一個孤獨的人一邊的時候；當一個人可以說：“我不同意。”而不必擔心因此成為“敵人”的時候，作家才真正從政治中獲得了自由。

所以，“走出武平”只是林默涵個人生命史的第一步。真正值得中國知識分子完成的，是：走出延安，走出政治運動，走出“組織高於良知”的人格結構，走出“黨領導一切”的文化制度，最終讓中國作家從政治權力的附庸重新成為獨立的人。

而這，也許才是我們今天重新閱讀林默涵的真正意義。在這裡我們不審判一個已經逝去的人，但我們要追問：我們這一代人，究竟還要把怎樣的精神遺產留給下一代？

楊純華寫於24/09/2026，墨爾本

附:好友施曉宇教授未公開發表過的文章：《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施曉宇

一

2017年10月13日下午，我從閩西武平縣城坐車出發，專程前往40公里外的武東鎮川坊村訪問林默涵故居。我看到了林默涵先生詳細的生平和事跡介紹，讓我對這位中國文聯的老領導、老上級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畢竟，1985年元月我從留校工作的福建師大調到福建省文聯，先後在《故事林》《台港文學選刊》《福建文學》《散文天地》四家刊物當過20年的文學編輯。而且，我在1997年9月號《福建文學》封二“閩籍作家剪影”專欄，編發過林默涵前輩的照片、生平及簽名（通過其秘書從北京寄來）。所以，之前算是有了初步了解。

1913年1月10日，林默涵出生在福建省武平縣武東鎮川坊村一個地主家庭，原名林烈。

1928年，15歲的林烈在武平縣初中畢業，考入福州高中師範專科。

1929年，16歲的林烈在福州讀高中期間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他第一次用真名“林烈”發表白話詩，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痛斥土豪劣紳，被校方開除，於是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在擔任革命互濟會福建省總會秘書長時，不足20歲的林烈曾兩次被捕入獄。

1935年，22歲的林烈東渡日本，進入東京新聞學院學習，與朋友成立進步的“哲學讀書會”。

1936年，23歲的林烈在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任副刊編輯，常用筆名“默涵”寫雜文宣傳革命，至此更名為林默涵。

1938年，25歲的林默涵到了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與江青是同班同學。

1939年，26歲的林默涵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 年，28歲的林默涵調任延安華北書店總編輯。

1944年，31歲的林默涵調任重慶《新華日報》通訊科主任。

1945年，32歲的林默涵任《新華日報》副刊部主任。

1950年，37歲的林默涵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

1951年春，丁玲則接替周揚出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

1952年，39歲的林默涵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由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親自點名。同年習仲勛被毛澤東推薦任中宣部部長。

1954年，41歲的林默涵取代丁玲升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次年，丁玲和陳企霞被打成“反黨小集團”。

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右派”，與第三任丈夫陳明一起發配黑龍江勞動改造。

1959年8月，46歲的林默涵升任文化部副部長（部長是黃鎮）。同年9月，又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

1966年5月16日爆發文化大革命，53歲的林默涵是最早被報紙公開點名批判的“反革命黑幫分子”之一，受過無數次批鬥。同年12月，林默涵被關押審查，身陷縲紲達十年之久。

“當時家人去看他時，他已‘不怎麼會說話，嘴唇直哆嗦’，但喜歡寫舊體詩的他在沒有紙筆的情況下仍堅持在腦海中創作。孫小林說，看到她前去探視，已經長期未曾開口說話的父親還要求給他帶套日文版的毛選過去。在被關押的日子裡，父親通讀了《資本論》和許多馬列著作。”（記者張媛，《回憶林默涵：他以魯迅為師，他曾捲入“胡風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報》。）

1977年12月，64歲的林默涵平反後重新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1979年11月，66歲的林默涵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

1980年8月，67歲 的林默涵任文化部黨組副書記。

1982年4月，69歲的林默涵任文化部顧問。

1985年5月，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成立，72歲的林默涵為第一任理事長。

1989年12月，76歲的林默涵擔任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1996年12月，83歲的林默涵當選為中國作協名譽副主席。

2008年1月3日2時30分，林默涵於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林默涵一生筆耕不輟，主要著作有雜文集《獅和龍》《浪花》，文藝論集《在激變中》《林默涵文論集》《林默涵劫後文集》《心言散集》，專論《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等。

二

我個人覺得，作為福建鄉賢、前輩，林默涵一生主要做了幾件實事。而這幾件實事都與他參加過1942年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受到的影響有關。

1942年初，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文藝整風運動。同年春，毛澤東親自找延安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家丁玲、周揚、劉白羽、艾青、草明、歐陽山、周立波、歐陽山尊、嚴文井、肖軍等二十多人談話，了解情況，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和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原名何克全）聯名邀請在延安的作家、藝術家一百四十多人舉行座談會，林默涵名列其中。事後根據與會者回憶及5月23日的大會合影照片證實，參加照相的領導和代表共有106人。

第一排左起：康生、凱豐、任弼時、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劉白羽、羅烽、草明、田方、毛澤東、張悟真、陳波兒、朱德、丁玲、李伯釗、瞿維、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績偉。

第二排至第五排：李卓然、天藍、江豐、李雷、艾思奇、歐陽山、姚時曉、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碩、劉峴、石泊夫、鄭文、曾克、於黑丁、陳企霞、呂驥、丁浩川、郁文、伯達、傅鍾、肖向榮、何思敬、陳學昭、張庚、羅工柳、王斌、干學偉、曹葆華、歐陽山尊、胡采、石魯、馬加、曾克、周立波、張震武、高陽、張仃、劉雪葦、蔡若虹、胡蠻、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揚、艾青、鍾敬之、李麗蓮、潘奇、唐榮玫、許珂、張水華、任虹、魏東明、宋侃夫、鍾紀明、公木、范文瀾、于敏、張桂、嚴文井、陳荒煤、何其芳、張鐵夫、阿甲、張志仁、張季純、張貞黻、張望、李又然、李元慶、佟天林、向隅、華君武、肖軍、郭小川、柯仲平、童大林、古元、吳伯蕭、嚴辰、鄭景康、胡一川、馬健翎、張寒暉、馬達、王朝聞、楊贅、王大化、蔡天心、江帆、舒群、殷參、杜贇、賈芝等。

由於照相的人太多，攝影師吳印咸發現無法把人全部攝入鏡頭，於是指揮在後面用木頭搭站台，讓後排的人站在上面不至於拍攝不到。就在排隊等候照相時，有人錯以為會等待很久，便去大樓後面的廁所解手，也有人去辦事或去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禮堂工地上看稀奇，結果有三四十人沒有趕上照相，成為終身憾事。他們是：

陳雲、鄧發、賀龍、林伯渠、謝覺哉、彭真、吳亮平、楊尚昆、胡喬木、徐一新、李又常、溫濟澤、鄭星燕、吳伯簫、吳奚如、方紀、廠民（嚴辰）、郭小川、殷白（張驚秋）、鄭景康、鄭律成、馬達、古元、陳叔亮、張諤、黃鋼、莫艾、張一然、吳雪、任桂林等人。

1942年5月2日13時30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一樓不大的會議室舉行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發表《引言》，說明開會的目的在於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2014年11月18日《濟南日報》發表紀彭的文章《蕭軍曾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 稱“要做中國第一作家”》寫道：

“休息過後，繼續開會，大家發言討論。開始有些冷場，毛澤東提議，請蕭軍第一個發言。丁玲馬上附和着說：‘蕭軍，你是學炮兵的，你就第一個開炮吧！’兩句話一鼓動，蕭軍就從位子上站起來，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大通，其中說到：‘我們革命，就要像魯迅先生一樣，將舊世界砸得粉碎，絕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像今天這樣的會，我就可寫出十萬字來。我非常欣賞羅曼·羅蘭的新英雄主義。我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許多聽眾對蕭軍的發言搖頭，發出噓聲。毛澤東示意大家安靜，他一邊聽、一邊記，有時點頭，有時淡淡一笑。

坐在蕭軍旁邊的胡喬木站起來反駁：‘文藝界需要有組織，魯迅當年沒有受到組織的領導是不足，不是他的光榮。歸根到底，是黨要不要領導文藝、能不能領導文藝的問題。’據胡喬木晚年回憶，第一次會議後，毛澤東叫胡喬木到他那裡去吃飯，慶祝鬥爭勝利。”

1942年5月16日舉行第二次會議，主要是文藝家代表全天做大會發言並討論。2014年11月18日《濟南日報》發表紀彭的文章《蕭軍曾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 稱“要做中國第一作家”》繼續寫道：

“毛澤東始終在邊聽邊記，偶爾插言，沒有正式講話。

第二次會議上引起爭論的焦點人物，仍然是蕭軍。他尖銳地說：你們共產黨現在又開文藝座談會，又在整風，你們現在整‘三風’，將來總有一天會整‘六風’，你們為什麼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呢？

曾擔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新四軍第三支隊及江北縱隊政治部主任的吳奚如認為：搞文學的都要有個立場，現在不是抗日嗎，中共黨員不必要時刻都將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和黨的立場掛在門面上，這樣會不會更利於統一戰線？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日本侵略者，我們革命文學的立場應當是一切有利於抗日。國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讓親者痛，仇者快。

他的發言馬上引起朱德的嚴厲批評：‘吳奚如，你是人民軍隊的一名戰士，居然講出這種話來，你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的立場！’”

1942年5月23日舉行第三次大會，整個下午文藝家代表繼續發言討論：

“發言討論到朱德為止，之後到禮堂外邊合影留念。毛澤東四處張望，問丁玲在哪裡。看見丁玲在隔他三人的位子，挨在朱德旁邊，毛澤東才放心地坐下，開玩笑說：‘照相坐近一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攝影師吳印咸正要按下快門時，不知從何處跑來一隻狗闖進鏡頭，毛澤東站起來，一邊轟跑狗，一邊沖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們都笑起來。當時康生任社會部部長，就是負責反特務、走狗的。”（紀彭，《蕭軍曾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 稱“要做中國第一作家”》，2014年11月18日《濟南日報》。）

當天晚上毛澤東做了大會《結論》，指出革命文藝的中心問題：

“什麼是我們的中心問題呢？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毛澤東闡述了文藝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理，提出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同時號召：

“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林默涵對應邀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感到無比榮幸，他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引言》和《結論》——後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正式發表）的觀點表示完全贊同，更認可毛澤東所倡導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為此林默涵迅速寫出了評論《關於描寫工農》，和陳涌（原名楊思仲)寫出的《對於題材問題的一理解》、馮牧寫出的《關於寫熟悉題材一解》等，及時配合領袖宣傳文藝表現工農兵的偉大意義。

時隔多年後林默涵還反覆重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闡述的文藝思想對他的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52 年5月，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0周年的重要日子，剛剛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才兩個月的林默涵專門為《人民日報》撰寫出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這以後，林默涵還發表了一批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不懈地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

1957年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難能可貴的是，由林默涵任處長的中宣部文藝處居然沒有一個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也沒有一個人被打成“反黨分子——甚至沒有論處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在當年那種政治高壓態勢下，林默涵簡直可以算是創造了奇蹟。

三

1959年12月12日至1960年1月4日，剛剛升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僅三個月的林默涵於北京召開的全國文化工作會議上，正式作了《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為題的長篇發言，進一步將毛澤東文藝思想界定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統性，高度的科學性和強烈的戰鬥性。”

1961年1月到3月份，幾乎是林默涵分管全國文藝工作最繁忙的時期。他分別主持召開了話劇、戲曲、電影、美術、報刊共五個座談會，聽取來自各藝術門類方方面面的意見。很快時間到了5月份，林默涵親自主持起草了“文藝十條”初稿，即《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目的是貫徹和配合周恩來總理於1960年11月14日在有中央文教部門負責人參加的文教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可以說林默涵對周恩來總理始終是很尊重和欽佩的。“文藝十條”初稿傳達到各省市後，受到各地文藝界的普遍擁護。其主要內容包括：

“為工農兵服務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文藝形式；文藝單位要發揮藝術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藝術委員會，不要黨支部包辦一切；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等等。”

1963至1965年，林默涵還配合周總理具體領導了京劇《紅燈記》（主角錢浩亮）和中國第一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國舞蹈家協會首任主席白淑湘扮演主角吳瓊華）的創新改革，同時是參與領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人之一。為此林默涵曾專門寫過回憶文章：

“1963年以來，各地都在抓現代戲。當時，總理也抓這個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都很重視。江青搞極端，說什麼只准演現代戲，不准演古代戲。京劇《紅燈記》劇本是她推薦的。江青看了滬劇劇本以後，向中國京劇院推薦，經過阿甲、翁偶虹等大幅度修改成為京劇劇本。……至於《紅色娘子軍》，同江青毫無關係，是我們定下來，排練好請她來看的。我曾帶京劇團到上海滬劇團學習過。周總理親自抓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編導和排練。”

2008年1月28日《新京報》發表記者張媛采寫的《回憶林默涵：他以魯迅為師，他曾捲入“胡風事件”》則是這樣寫道：

1963年2月下旬，江青在上海觀看了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認為‘這個戲不錯’，就將劇本推薦給自己在延安時的同班同學林默涵，建議其將該劇改編成京劇，這便是後來著名的《紅燈記》。

　　1964年11月6日，《紅燈記》公演，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看後表示滿意，並上台接見演員，這齣改編而來的現代京劇正式通過。

　　之後，林默涵又牽頭創作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

這就證明了林默涵主抓改編京劇《紅燈記》和創作中國第一部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工作確實是立下汗馬功勞的。

1977年12月，64歲的林默涵平反後重新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此間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56—1958年出版《魯迅全集》（10卷本）以後，重新出版《魯迅全集》（16卷本）的注釋工作，使全集的注釋工作於魯迅誕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對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81年順利出版《魯迅全集》（16卷本）貢獻很大：

“茅盾評價說，出版《魯迅全集》這樣的大工程，非林默涵這樣的‘霹靂手’來抓不可。

後來，林默涵還被推選為魯迅研究會會長。這名青年時代就崇拜魯迅的閩西學子，在他步入晚年後，以這樣一種他大概始料未及的方式，再次走近早年的‘啟蒙老師’。” （記者張媛，《回憶林默涵：他以魯迅為師，他曾捲入“胡風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報》。）

關於魯迅，進入21世紀後，有一段時間全國上下出現一股風力很大的詆毀魯迅及其作品之風，有些中學教材甚至把魯迅的文章刪除。這引發了林默涵的憤怒和不滿，旗幟鮮明地寫出了雜文《戰士與蒼蠅》加以駁斥，發表在1986年1月19日《光明日報》上：

“凡是人民的偉大的兒子，總是在受到廣大人民愛戴的同時，會受到一些人的攻擊、詆毀。因為他有強烈的愛和憎，也就必然為愛者所愛，為憎者所憎。……對自己的民族的英華加以塗抹、毀壞的人，是可悲的，也是可恥的。……比起六十年前，現在，蒼蠅少得多了；然而，並沒有絕跡。誰說魯迅的雜文已經過時了呢？”

就此一事，可知林默涵是一個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固執較真的人。

四

關於鄉賢、前輩林默涵的固執較真，甚至一貫的“左派”言行，無論在其生前死後都有不少詬病，最具典型意義的一條就是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被冤枉打成，林默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卻死不懺悔，決不認錯。這是全國上下對林默涵詬病最多的一點。既然“左王”周揚事後都能痛改前非，當眾主動道歉認錯，並要林默涵也道歉認錯時，為什麼林默涵就不道歉，也不認錯？

2009年7月15日《中國藝術報》發表作家屠岸寫的文章《第四次文代會回憶點滴》，回憶在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召開的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寫到了周揚的當眾道歉：

“遺憾的是胡風問題還沒有解決。會議主持者宣稱：胡風一案是公安部處理的，將來由中央作出決定。（後來中央連續發出三次決定，到80年代初，胡風一案終於徹底平反。）

11月11日，周揚同志講話，他詳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歷次運動、鬥爭。周揚說，1957年以來，我犯了不少錯誤。兩件事要說一說：一，丁陳反黨集團（指丁玲、陳企霞）；二，丁玲右派問題。最近作協黨組向中宣部寫了報告，對此事要平反。這事我有沒有責任、有沒有錯誤？有。並不是丁玲同志的觀點、作風不能批評，但可以在黨內批評，不應該定為反黨集團，那是錯的。我在這裡向丁玲同志、陳企霞同志，表示道歉！——此時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周揚繼續說，我對不住他們。陳企霞同志敢於講話，在作協頂撞過我，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敢講，是好心。我向他道歉！但我要說一下，我沒有打小報告，一切都是在中央的領導下搞的，可是我不推諉。我也一樣有責任。……我不僅要向丁、陳道歉，我還要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馮雪峰、陳涌、秦兆陽、羅烽、白朗……我在這裡向這些同志認真地誠懇地道歉！”

嚴平在所著《潮起潮落：新中國文壇沉思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也寫到了周揚在這次會前的當眾道歉：

“從籌備文代會開始周揚就為大會制定了‘各抒己見，不看風頭講話，不看眼色辦事，不怕交鋒，保證不扣帽子’（荒煤筆記，1979年7月）的基調；也為自己確定了勇於承擔責任，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的原則。……本着這一原則，周揚在文代會前曾多次在大會小會上向被整錯的同志表示歉意，或是登門探望表示道歉。一次，他還專門邀請三十多位被整錯了的老同志見面，他單獨坐在會場前面心情沉重地表述自己的歉意……”

2016年5月18日搜狐文化網報道，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朱大可在接受孔孔採訪時，同樣對周揚勇於當眾道歉予以肯定：

“他過去是一條典型的棍子，從延安開始，打了很多人，讓很多人蒙受苦難，包括胡風和丁玲在內。雖然他只是一個執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關了九年，這期間他開始反思和懺悔，發現自己過去所做的都錯的，所以他會在文革後的第四次文代會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淚道歉。這種場面是非常罕見的。

作為一個加害者，周揚能向受害者公開道歉，這種個人勇氣和懺悔深度是值得讚揚的……”

事實證明，建國後包括“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內的歷次黨內鬥爭和整人運動都是冤案和不得人心的。很快，“胡風反革命集團”里很多被捕的所謂“胡風分子”經審查，毫無“反黨罪行”，不得不釋放出獄。請看作家邵燕祥新著《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8月第2次印刷）寫道：

“毛澤東在1955年春夏之交，面對着下級整理編排出來的胡風等人私信，大約如他後來成詩自稱的‘浮想聯翩’，馳騁想象，織成一張‘反革命集團’不大不小的網，把胡風等人一網打盡，毫不手軟。在5月中旬，先在北京進行了抓捕。

幾個月後，公安部已經查明被捕的‘骨幹分子’們的政治組織問題，例如毛澤東大筆一揮給詩人綠原定性為所謂‘中美合作所特務’，事實證明全屬子虛烏有，專案組提交了調查結論……”

因此，作家李潔非也在《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書中寫道：

“1955年春、夏大逮捕中下獄的不少‘胡風分子’，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這段時間，亦‘忽然’紛紛獲釋。例如，孫鈿於1956年6月底出獄，李正廉於1956年8月出獄，何滿子、王戎於1956年9月下旬出獄，化鐵、胡征於1956年11月出獄，彭柏山於1956年12月中旬出獄，王元化於1957年2月下旬出獄。”

可是，關於胡風冤案，林默涵自始至終就是不肯道歉，也不肯懺悔，而知情者都公認林默涵對此冤案是最應該道歉和懺悔的人。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去世。1月28日《新京報》發表記者張媛采寫的《回憶林默涵：他以魯迅為師，他曾捲入“胡風事件”》一文，就“胡風事件”這樣寫道：

“伴隨對‘胡風事件’的反思，作為當事人之一的林默涵再次被捲入輿論的漩渦。林家兒女記得，父親當年的直接領導曾在公開場合突然向‘胡風事件’受害者道歉，並要求父親也道歉，但遭到拒絕。在當時，父親的這一態度激怒了一些人。

　　孫小林說，有一個時期，經常能聽到別人對父親的指責，而父親一直保持沉默。他曾不解地對家人說：‘打了場敗仗，將軍要道歉，難道每個士兵也要跟着道歉？’”

林默涵的這個態度確實是激怒了很多當事人，甚至罵他冥頑不化——已經不是一句固執己見可以說得通的。因為林默涵竟然把“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平反認為是打了一場敗仗，言下之意就是把胡風等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根本沒有錯。因此林默涵在《關於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林默涵，黃華英，1989年3期《新文學史料》）一文中自述：

“我做錯了什麼事，或者說錯了什麼話，我一定承認錯誤，並努力改正；但我決不向任何人‘懺悔’，因為我從來是根據自己的認識，根據當時認為符合黨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違心的，或是明知違背黨的利益和需要還要那樣去做的。過去如此，今天、今後也如此。這裡不存在什麼‘懺悔’或寬恕的問題。”

五

我們且來還原一下“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始末。作家邵燕祥對此事件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

“胡風本來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學的一員，認祖歸宗，或可說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學派吧。他早年在日本參加左翼文學活動時，已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回國後在上海，假如不是因某些人事關係陷於人為的阻隔，也許早就轉為中共黨員了。但以他性格的倔強和執拗，即使成為中共黨員而不僅僅是黨的同路人，他也還會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不苟同於黨組織——這些意見常常也不過就是組織內幾個領導幹部的意見。……從1955年起長達25年的冤獄中，胡風不得不承認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某些罪名的同時，在文藝思想上卻堅守自己認為正確的原則，主要是五四精神、魯迅傳統、現實主義。中共中央上世紀80年代就‘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先後下發過三個平反文件，一個不徹底，過幾年再發一個，直到1988年第三個文件，才把所保留的‘尾巴’——就是說胡風文藝思想還是有錯誤的這一條徹底割掉了。”（邵燕祥，《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8月第2次印刷。）

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周燕芬在其專著《因緣際會——七月社、希望社及相關現代文學社團研究》中，在《第四章“胡風集團”》裡就“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始末歸納得更為詳盡：

“1947年的香港批判，無論其規模還是性質，都被認為是解放後胡風挨批立案的前奏。……在給友人路翎的信中，胡風表述得更直接：‘文藝這領域，籠罩着絕大的苦悶。許多人，等於帶上了枷。但健康的願望普遍存在，小媳婦一樣，經常怕挨打地存在着。’

看得出胡風對時下的功利主義文藝觀念及其對作家的種種束縛抱有質疑的態度，對自己的文藝思想仍然不願意作自我批評。他感覺到政治權力的壓力，但他不屈從，而是由忍耐進而開始抗爭。胡風抗爭的第一個舉動就是拒絕《文藝報》主編的職位。

……香港批判是胡風的心結，提到邵荃麟和林默涵這些批判者，胡風自然會起反彈，深知內情的馮乃超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會後胡風‘表示再也不參加小組了’，從此開始‘逃會’。”

可是，書生氣十足的胡風又能逃得到哪裡去呢？於是胡風決定打報告向中央反映這些不正常的情況。報告要寫些什麼？胡風和文友們反覆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認為：

“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評所反映的理論混亂，不能不談；舒蕪的‘起義’所包含的捏造和誣陷，不能不談；個人幾十年來與周揚等人交往中所體驗的越來越嚴重的宗派主義，不能不談；當前文藝領導工作中的種種失誤及其危害，也不能不談。”（綠原，《試叩命運之門——關於“三十萬言”的回憶與思考》，2002年4期《新文學史料》。）

1954年3月，胡風非常慎重地開始着手撰寫《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到7月，在文友們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反覆修改斟酌，由胡風執筆並個人署名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終於完成，總計28萬字，後通常被稱作“三十萬言書”。

（1954年）“7月22日，胡風將報告面呈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勛，請他轉呈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隨報告附有一信，胡風在信中說明了自己上書的動機。習仲勛很親切地接待了胡風，並說：‘要相信中央。你相信中央，是完全正確的。’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很樂觀，‘胡風更是感到了輕鬆，總算放下了這老糾纏着他的理論問題，不對這些問題說出自己的看法，他是無法參加文藝方面的具體工作的。’”（周燕芬，《因緣際會——七月社、希望社及相關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武漢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六

沒有想到，“三十萬言書”上達天聽——交到毛澤東手裡之後，胡風不但沒有等到期待已久的回音，反而大禍從天而降。胡風冤案的形成和急轉直下，關鍵在於胡風的學生舒蕪反戈一擊，交出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被林默涵看到後，直接導致了胡風於1955年5月16日晚在家中突然被拘捕，妻子梅志也在凌晨時分被帶走，從此雙雙隔離長年坐牢。冤案經過是這樣的：

據林默涵1989年口述的《關於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描述，1955年4月的一天，有人來到中南海中宣部辦公室，交給林默涵一本裝訂好的胡風寫給舒蕪的信件。

　　林認為私人信件沒什麼好看，一直放在書架上。隔了一段時間偶然翻翻，看到信中對一些黨員和非黨員作家抱着仇視的態度，其中還有很多暗語，於是把舒蕪找來，請他把信中外人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釋，把信件分分類。舒蕪很快整理完畢並交還林默涵，林看後交給胡喬木和同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

　　周揚看過材料後與林商量可否公開發表，林表示同意。考慮到對胡風的批判仍屬於學術和思想範疇，周把材料給了《文藝報》，在排出清樣並加上編者按後，胡、周又覺得事情重大，發表前需送毛澤東審閱。5月9日，周揚將材料一併報送毛澤東。

　　雖然不同當事人對事發過程的描述有所出入，但隨後發生的事如今已為人們所熟知：毛澤東看過材料後重新起草按語，將胡風等人定性為“反黨集團”，5月13日，上述信件等材料在《人民日報》發表。5天后，胡風被捕，開始漫長的牢獄生涯。

　　很快，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繼在《人民日報》發表。“胡風反黨集團”也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受牽連者2100餘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審查結論：此乃冤案。（記者張媛，《回憶林默涵：他以魯迅為師，他曾捲入“胡風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報》。）

對此，在舒蕪答問，奚純整理的《第一批胡風材料發表前後》（1990年1期《新文學史料》）里有更詳細的描述。據舒蕪回憶，林默涵看過胡風的信件後約舒蕪見面。林默涵讓舒蕪把信件按內容分成四類：

    “一，胡風十多年來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二，胡風十多年來怎樣一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所領導的由黨和非党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藝隊伍；三，胡風十多年來為了反對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為了反對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怎樣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四，胡風十多年來在文藝界所進行的這一切反黨的宗派活動，究竟是以怎樣一種思想，怎樣一種世界觀作基礎的。

林默涵又說：‘現在胡風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般的宗派主義問題了，當然不是說胡風是反革命，但是，是對黨、對黨所領導的革命文藝運動，對黨的文藝政策，對黨的文藝界的領導人的態度問題了。’”

事後連林默涵也始料未及，最高領袖因這些私人信件會“欽定”胡風是“反革命”，將胡風等人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 進而升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

1955年6月8日，毛澤東就“胡風事件”寫道：“我以為應當藉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此時胡風已於5月16日晚在家中被拘捕，林默涵無疑算作始作俑者之一，儘管他本無意把胡風打成“反革命分子”。因此，百度360百科關於“林默涵”的詞條這樣記載：

“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他通過《人民日報》編輯部得到了胡風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議立即上交毛澤東，是他想出四個題目要舒蕪分類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隨後他又參與摘錄、整理胡風的更多信件，編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還寫了一些按語。

隨後的事，竟由最高領袖捉刀，寫出了著名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按語’，以此作為運動的綱領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風有些來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監獄，進而又在全國發動了更大規模的‘肅反’，千千萬萬個無辜者，被隔離、逮捕、關押，直到被奪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參與胡風事件全過程的領導人之一，但當人們後來問他，為什麼要把胡風打成‘反革命’?他的回答竟然是‘誰也沒有料到!’”

1980年，中共中央給胡風平反的文件公開過：“胡風反革命集團”一共“觸及”了2100多人，逮捕93人，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其中78人定為“胡風分子”。當時中國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康濯的回憶可以作為旁證：

“全國被清查、揪斗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康濯，《<文藝報>與胡風冤案》，1989年11月4日《文藝報》。）

1979年1月14日，經歷25年牢獄之災的胡風被釋放出獄，時年77歲，一身是病，垂垂老矣。

1980年9月22日，周揚奉命來到胡風住院的病榻前看望胡風。胡風的兒子曉山在1990年4期《新文學史料》發表《片斷的回憶——紀念父親胡風逝世五周年》寫道：

“1980年9月，中秋節前夕，周揚同志來到北醫三院看望病中的父親，告知他中央即將下文件為他正式平反。寒暄之中，周揚說道：我們是50年的老朋友了，對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沒有什麼本事，但我一直是跟黨走的。……現在有一種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過去都是對的、正確的，這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76號文件，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

這就是1980年9月“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第一次平反，是還帶着五條“尾巴”的平反。有知情者透露，這自然與重新執掌中國文壇領導權的周揚、林默涵等人有關。

1985年3月，胡風寫了最後一篇公開發表的短文《我為什麼寫作》。

1985年6月8日16時5分，胡風因患晚期賁門癌醫治無效，不幸於北京逝世，享年83歲。由於家人對文化部早已擬定的仍然帶有錯誤“尾巴”的悼詞表示異議，不肯簽字認同，追悼會不得不無限期推延，而胡風的遺體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誼醫院太平間裡等待。

1985年8月3日，為了“入土為安”，胡風家人不驚動中央、單位和朋友們，悄悄先將胡風遺體在八寶山殯儀館火化。

1986年1月15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正式舉行胡風同志追悼會，此時距胡風逝世已經七個月過去。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宣讀的悼詞中對胡風給予充分肯定，凡帶有貶義的詞都去除了。這便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在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但還是留有部分殘存的“尾巴”。

1986年1月16日《人民日報》做了《胡風同志追悼會在北京舉行》的專題報道（記者楊良化），全文如下：

“1月15日，著名文藝理論家胡風同志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胡風因患癌症於1985年6月8日逝世。

習仲勛、劉瀾濤、楊靜仁、趙朴初以及首都文藝界和有關方面知名人士艾青、唐弢、肖軍、曹禺、聶紺弩、葉君健、周海嬰等五百人參加了追悼會。鄧穎超、胡喬木、鄧力群、康克清、周培源、巴金、丁玲等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等送了花圈。

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主持，文化部部長朱穆之致悼詞。

朱穆之在致悼詞中稱胡風是‘我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他在追述和高度評價了胡風自二十年代起的革命文藝活動後說：‘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悼詞中指出，胡風同志於1954年7月向黨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對於他的意見是完全可以和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由文藝界進行自由討論的，但是當時卻把他的文藝思想問題誇大為政治問題，進而把他作為敵對分子處理，這是完全錯誤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於1980年9月重新審理了胡風一案，決定予以平反。胡風恢復自由後，先後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國文聯委員，並被任為中國作家協會顧問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

胡風的夫人梅志及子女參加了追悼會。”

1988年6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中辦發（1988）6號文件，對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責胡風將關於共產主義世界觀、工農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題材等五個問題，說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對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嚴厲指責胡風和一些人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予以撤消。對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責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予以撤消。

至此，“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歷時八年，先後三次終於獲得全面徹底的平反。可惜已故的胡風沒能看到。家人事後把這份遲到的但彌足珍貴的中央紅頭文件放在了胡風骨灰盒前。

七

現在，讓我們還回到林默涵故居前。

1993年4月12日上午，“林默涵同志從事文藝活動60年研討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時年林默涵80歲。就在同一年，林默涵還被聘為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名譽會長。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95歲。

2008年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訃告：

“文藝理論家、藝術教育家、原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執行副主席林默涵同志，因病於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歲。

林默涵病重期間和去世後，胡錦濤、江澤民、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王剛、王岐山、劉雲山、李源潮、張高麗、俞正聲、李鵬、喬石、朱鎔基、宋平、李嵐清、華建敏、陳至立和劉復之、丁關根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2013年11月2日上午，“紀念林默涵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林默涵家鄉閩西武平縣舉行。出席座談會的有：中國文聯副主席覃志剛（書法家）、中國文聯副主席白淑湘（舞蹈家）、福建省委副秘書長盧厚實、龍巖市委書記黃曉炎（已判刑）、龍巖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邱榮（現任福建省直機關工委副書記）、林默涵長女孫小林、林默涵之子林又檳、葉劍英和曾憲植之子葉選寧、胡喬木之女胡木英、鄧拓之子鄧壯、李志民（曾任福建省委書記）之女李京生、伍紹祖之子伍一、魯迅之孫周令飛與孫媳張純華、葉聖陶之孫葉永和等。

為紀念林默涵誕辰100周年，當地政府還修葺了林默涵故居，使我得以看到104年前，林默涵出生的那間小屋，還有林默涵早年讀書的書房以及一家人吃飯用的廚房。

林默涵故居修葺完成後，請時任中國文聯副主席覃志剛題寫了“林默涵故居”五個大字。

2017、8、17—8、27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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