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現代性：我們已誤入歧途，而非尚未到達 ——對孫立平老師《在中國，苛責現代性是一種奢侈》一文的回應
拜讀孫立平老師關於現代性的文章《在中國，苛責現代性是一種奢侈》（以下簡稱《苛責》），思維被激發。文中不僅對極權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內在邏輯作出了深刻揭示，也對當下全球思想格局中激進平權主義（如wokeism）對公共生活秩序的侵蝕發出了難得的預警。 孫老師的文章特別指出：理性主義在脫離人性與道德約束之後，極易淪為極權主義的技術支持系統。文章引用鮑曼對“大屠殺的現代性結構”以及阿倫特對“去責任化的官僚體制”的分析，準確指出了“理性光輝”背後的幽暗地帶。 文章還毫不含糊地批判激進進步主義對社會秩序的侵蝕，指出“平等變為否認差異，包容變成正邪不分”——對當前西方的思想病灶做出了精準判斷。 更可貴的是，這篇文章還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問題，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現代性的來處與去向： • 中國人的思想是否仍應停留在“啟蒙時代”？ • “左”的思想根源是否早已潛藏於現代性的起點？ • 啟蒙以來的“進步”，哪些是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哪些其實早已脫根異化？ 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議題，更有現實意義，直接關乎中國當前的文化選擇與未來方向。在當下公共輿論越來越標籤化的語境中，文章能提出如此深層問題，堪稱一種清醒與擔當。 也正因為如此，我願就文中幾個關鍵判斷提出溫和而誠懇的商榷，希望推進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共同為中國尋路。本文不只是贊同或反對某些觀點，而是力圖追問：這些觀點背後的根基是否穩固？它們所依賴的世界觀、價值體系、終極信仰是什麼？
一、現代性不是“飯後甜點”，而是“開席毒蘑菇”
《苛責》以“營養不良”和“營養過剩”來比喻現代性反思的時機，認為中國尚處在現代化初期，過早批判現代性可能是不合時宜的“奢侈”。 但我想強調指出：《苛責》中所謂的“現代性”，從一開始就不是一道“甜點”，而是一道“有毒的主菜”。它的問題不是“劑量太少”，而是“配方出錯”。 現代性的問題，也不是“理性失控”，而是“理性取代神”； 不是愚昧釀成了極權，而是自負成就了暴政。 中國的問題，也不在於“尚未抵達現代”，而是誤入歧途，深度浸泡在有毒的“現代性”之中，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早地走向了現代性的極端形態： • 工具理性主義泛濫：一切以效率和量化為標準，連人命都可換算成KPI與統計模型； • 科技決定論深入骨髓：算法、AI治理、社會工程推行速度遠超許多自由國家； • 教育高度技術化與選拔化：知識不再是人文塑造，而成為競爭與階層再生產的工具； • 制度性異化：官僚體制“去責任化”，法律程序脫魂，流程取代正義； • 文化犬儒與道德相對主義盛行：在多數人眼中，“有信仰”“講是非”已成幼稚或危險的象徵，“精緻的利己主義”泛濫。 如果說西方是在現代性的廢墟中掙扎，中國則是在現代性的深井裡撲騰。 中國，不是“還沒吃上現代化的大餐”，而是已經誤食現代性的有毒之果，還誤以為那是“文明的果盤”。 中國現代性真正的悲劇，不是還沒上路或還沒走完路，而是已經走錯了路；不是現代性吃得還不夠，而是吃毒不知其毒，甚至反以為寶。 也正如此，中國人反思現代性，不是“為時過早”，而是“刻不容緩”；現代性之辯：不是“奢侈的批判”，而是“必要的覺醒”。
二、現代文明不是“啟蒙的產物”，而是“信仰的果子”——對“文藝復興—啟蒙—現代性”線性敘事的溫和挑戰
《苛責》將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描述為現代文明的起點，並與“黑暗中世紀”形成對照，強調這是人類“走出蒙昧、邁向理性”的重大飛躍。這種線性敘事在我們的公共及主流教育中可謂根深蒂固，這也正是許多中國知識人認知世界史的基本框架。 但必須溫和指出，這種敘事並不是真正的歷史，而是啟蒙主義對歷史的剪裁與重構。它不是事實，而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敘事；不是描述，而是解構。 1. 中世紀並非“黑暗”，而是孕育現代文明的母體 現代學者普遍承認，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不僅不是“對人性的禁錮”，反而孕育出許多現代文明賴以建立的制度與觀念根基：大學制度、公益理念、自然法、契約思想、人之尊嚴……這些都不是文藝復興“重新發現”的，而是教會在中世紀長期培育的成果。 就連“理性主義”的興起，也不是對“神權”的反叛，而是在經院哲學（特別是托馬斯·阿奎那）對信仰與理性關係的深入探索中發芽的。真實的情況是，基督信仰從未反對理性，只是堅持：理性應當服從啟示，而非取代神明。 2. 啟蒙運動的“理性光輝”，從一開始就有“自我神化”的傾向 所以，“有神的理性”還是“無神的理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盧梭、康德等人雖有深邃的思想貢獻，但其“理性即至高裁判者”的觀念，本質上是一種“理性神學”。他們拆毀了神本秩序，卻未建立可替代的道德根基，並未魔鬼趁虛而入留下了破口。 果不其然，在去除了信仰之錨後，“理性主義”很快滑向了烏托邦式建構。正如鮑曼和阿倫特所指出：正是這種“無神的理性”，在現代性中催生了集中營與工業化屠殺，孕育了技術—官僚—去責任的極權體系。 3. 真正的“文明進步”，並非“啟蒙”所創，而是“啟示”所育 今天我們視為“現代文明基石”的許多觀念——如人的尊嚴、法律之上有道德、政府受約束、憐憫弱者、普遍教育、自由責任的統一——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聖經與基督教神學傳統： • “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創1:27）→ 每個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尊嚴； • “在基督里不分貴賤、主僕、男女” → 成為“平等”理念的神學根基； • “律法高於王權”（舊約傳統 + 羅馬書）→ 奠定法治、憲政觀念； • “愛人如己” → 構成現代社會倫理的核心； • 清教徒與加爾文主義的公共神學 → 形成英美現代民主、自治、責任經濟的制度實踐基礎。 因此，今天我們的確不能再糊塗，而應當說得更清楚一些： 人類現代文明的進步，並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信仰的果子”； 真正引領人類現代文明的，不是蘇聯模式或法國啟蒙，而是英美新教文明； 現代文明的核心，並非“人文主義”，而是“神本之光”； 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有些進步不是“左”，而是基督教世界觀自然結果； 有些進步一開始不是“左”，但一旦脫離了信仰根基，便會蛻變為極權之器； 而所謂“左”的核心，正是“人本主義”對神本秩序的全面抗拒。
三、極權的根源，不只是結構異化，而是人自立為神——現代性的真正黑洞
《苛責》非常精準地指出：極權主義不是“前現代的回潮”，而是現代性的病變；“集中營”當然也不是中世紀暴君的殘餘，而是“理性+科層制+去責任化”所催生的冷血怪物。 這一論斷是深刻的，也是極其重要的。然而，若僅僅停留在結構性分析（如制度與技術的濫用），就難以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現代人用來“解放”的工具，最終成了最可怕的奴役機器？ 1. 極權不是“理性失控”，而是“理性取代神” 現代性的問題，不是“太不理性”或“不夠理性”，而是“理性成了上帝”。當人類放棄對真神的敬畏，理性就變成了新的偶像—— • 以“社會進步”為名發動鬥爭； • 以“人民福祉”為名侵犯自由； • 以“科學計劃”為名管控生育； • 以“秩序安全”為名監控社會。 • …… 從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到蘇聯的古拉格以及中國的“文革”，從納粹的集中營，到當代的高技術治理，極權從來不是反理性，而是理性的“神化”，是理性自我膨脹為唯一真理後的墮落。 正如C.S.路易斯所說：“失去了神的世界，不會變得無神，而會變得多神——每一個政權、歷史、民族、科技、理性，都會被神化。” 中國現代轉型進程堪稱現代性極權的經典樣本： • 一邊高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 一邊熱淚高喊《東方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一邊否認上天的存在，譏笑信仰； • 一邊宣稱“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定勝天”，把“人”捧上神壇。 事實就是，當“上帝死了”，人人都是“上帝”；人世間，不是“無人稱王”，而是“人人稱王”。 人人都是上帝，人人相鬥，最終得勝的一定是最能斗的暴君。所以，人，不在上帝之下，必在暴君之下。這，才是極權的終極原因。 2. 神不在場，人的理性就終將服從強力 在基督信仰中，“王在法下”，人有罪性，所以權力必須受限。這才是“約束權力”的根本理由。 而在現代性中，若拒絕神的超越性和人的墮落本性，那麼就只剩兩種可能： • 要麼“人自己作王”，進而自戀、自毀； • 要麼讓“國家、黨派、集體”替代神，最終走向極權。 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極權濫用了理性”，而是理性失去了上帝，從而為極權鋪平了道路。
四、“進步=從野蠻走向文明”嗎？——對線性歷史觀的溫和反思
《苛責》在文中列舉了大量從“原始方式”到“現代制度”的對比：從械鬥到法院、從戰爭到條約、從革命到選舉、從專斷到民主、從歧視到平權……進而總結出一個判斷：“進步，就是人類從野蠻不斷走向文明。” 這在當代中國公共話語中幾乎是常識。然而，這並不正確，因為這種“線性進步觀”在哲學上過於簡化，在事實上也經不起推敲。 1. 文明的標準不是手段，而是所歸屬的終極價值 用法律解決糾紛的確比械鬥更“現代”，但如果法律成為強權的工具，“rule by the law”而非“rule of the law”，法律只保障權貴而壓制底層，難道就比一個以恥感維繫的鄉村公義更“文明”嗎？ 程序的現代化並不等於正義的實現。 現代集中營里的殺人比刀劍更“高效”、更有“程序感”——難道它一定就比古代的酷刑更“文明”嗎？ 真正的文明，不只是“工具升級”，而是有無“道德之魂”。文明的標準，從來不只是“效率更高”，而是是否承認神賦予人的人權、尊嚴與自由（“天賦人權”），是否敬畏那高於人、約束權力的永恆真理。 2. 很多“傳統社會”，道德光輝未必低於“現代制度” 中世紀的修道院、村社習俗、家族責任感，雖不完美，卻往往具有深厚的倫理結構； 許多“原始部落”雖無“法治”，卻以宗教、祭儀與長老制度維繫秩序，其“人性厚度”未必比現代都市更低； 而現代社會中，雖然程序、制度、法律完備，但“制度無神，心靈無愛”的狀況，正日益成為危機的根源。 我們不是否定製度建設，而是要提醒： 制度若沒有屬靈之根，只是空殼； 法治若沒有公義之魂，就是冷冰冰的暴政； 程序若不能承載真理，就可能是合法的不義。 3. 真正的“文明”，是從上帝而來的仁愛與聖潔 如果“進步”只是不斷擴張人類欲望的滿足度，那不過是“文明包裝下的野蠻”。真正的進步，是道德的自我約束、文化的悔改與更新、社會的屬靈重建。 所以我們應當說： • “從野蠻到文明”的確是一條路，但不是“從前現代到現代”的那條； • 真正的文明，是從“人為神”回到“人在神下”的悔改之路； • 真正的進步，是從“人本中心”轉向“神本中心”的歸正之道。
五、反思現代性，不是奢侈，而是中國轉型的必要前提
孫老師文章的標題提出一個核心判斷：“在中國，苛責現代性是一種奢侈。”其背後邏輯是階段論：西方已進入“現代性反思期”，而中國還未完成“現代化”，因此不宜批評“現代性”。 對此，我們必須溫和卻堅決地指出：這是一種錯位的理解，是一個在現代性的深水區溺水，卻還以為自己在海邊試腳的“文明幻覺”。 1. 中國不是“未入現代”，而是“已深陷其內” 如前文所述，我們的教育、政治、技術、管理體系，早已完全浸泡在“去神的現代性”之中： • 高度官僚理性但低度倫理責任； • 極端科技管控卻缺乏人文敬畏； • 全面制度工程然而“程序壓倒人性”。 所以，在所謂現代性方面，中國根本不是“營養不良”，而是“誤食其毒”；不是“尚未現代”，而是“已然現代，且病入膏肓”。 我們不是走得太慢，而是走得太偏；不是落後於西方，而是錯失了方向。 所以，中國社會實在是一個“既已現代、卻從未正確反思”的社會。 而這一悲劇，並非始於普通百姓，而是始於一代又一代中國精英們的迷思： 自鴉片戰爭國門洞開、望洋興嘆以來，中國知識界從未真正看清西方的文明根源，也未識破現代性的裂痕。他們先是看見西方的堅船利炮，繼而看到歐陸啟蒙運動的“民主”“科學”，卻始終未看見英美為代表的新教文明根基之“神本之道”。 於是，我們用“中體西用”“洋務運動”“科學救國”“實用主義”“改革開放”“技術理性”“制度移植”替代了對“真理、敬畏與悔改”的思考，結果走上了一條號稱“以人為本”實則喪失了終極參照的迷航歧路。 也正因如此，我們： 不是“還沒現代化”，而是被有毒的現代性掏空了靈魂，卻還以為“靈魂是可有可無的”。 不是“傳統包袱拖慢了進步”，而是“信仰真空扭曲了進步”。 不是“需要更多制度建設”，而是“需要更深屬靈覺醒”。 2. 越是“發展中國家”，越要在一開始就看清現代性的陷阱 眾所周知，方向不對，努力白費！水手遠航，若在尚未成型時就看清方向錯誤，還有轉舵的可能；若等到全船成型才發現偏航，恐怕已是“返航無門”。 所以，我們走過了100多年的風雨蒼黃後，反思、批評現代性，並非“貶低進步”，而是為了走真理的路。不是要回到前現代，而是要避免被“現代偶像”徹底吞噬。 是的，我們不能再繼續錯下去了，必須在文明轉型的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果然植入屬靈的錨，否則中國的“現代化”，只會是 又一場有制度無靈魂、有技術無信仰的空轉遊戲。 3. 後現代≠傳統的朋友，我們拒絕虛無主義的“結盟誘惑” 《苛責》提到“後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反現代聯盟”，這一判斷頗有新意，但卻極易帶來混淆。 後現代的本質是相對主義、解構主義、虛無主義；而傳統信仰（尤其是聖約信仰）強調真理、秩序、責任、敬畏。 二者“共同批評現代性”，但方向完全相反： • 後現代的終點是“無意義”， 解構了一切，卻無法建構任何； • 傳統信仰的終點是“復歸意義”，相信唯有真理能使文明站立。 反思現代性，拒絕與虛無結盟，拒絕在“反現代”旗號下與“後真理”同行，不是要回到混沌，而是要歸向根基——回到那真理與恩典並存的信仰秩序。
結語：不是“現代性or傳統性”，而是“以上帝為中心的更新”
《苛責》提出了許多值得珍視的洞見，也打開了現代中國思想界亟待回應的根本命題。 但我們要更進一步地指出： • 真正的文明之路，不在“理性”戰勝“宗教”，而在“真理”守護“理性”； • 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的徹底解放，而是人在神面前的悔改與歸回； • 真正的現代化，不是程序與技術的疊加，而是文化之根的歸正、屬靈秩序的重建。 我們並不反對“現代”，但我們必須追問：你要的究竟是哪一種“現代”？ 我們反對的，不是“啟蒙的理性”，而是脫離啟示的“致命自負”的有毒理性；不是“現代制度”，而是沒有真理之錨的現代烏托邦。 啟蒙若無啟示，終成黑暗；進步若失根基，必至迷失。 不是我們拒絕現代，而是我們拒絕那種將人代替神、將理性封為主宰的“現代性幻覺”； 不是我們貶低文明成果，而是我們堅持：若不回到神的中心，所謂文明，不過是更精緻的異化、更華麗的迷失。 願我們所愛的人中國，在文明的路上，不只看得見城市的高樓和制度的繁華，也能看清人心的深淵與神聖的呼喚。 願中國人在現代的迷宮中，不走向權力之塔、理性之偶像，而走回那生命之源、真理之泉。 謹以此文，回應現代性之思，也呼喚思想界能有更多“深於結構、歸於根源”的反思。 願真理引導中國人走前面的路——不偏左、不偏右，只歸向那位永恆的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