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中國能否借川普關稅戰異軍突起？
——評吳思兄《尊王攘夷與修昔底德陷阱》

吳思兄，是我尊重的學者，當今中國難得一見的真史家。他不迷信權力，不迎合潮流，有歷史的縱深，有思想的原創，有語言的鋒芒。他的新作“史眼觀局：尊王攘夷與修昔底德陷阱”便是一篇對當下關稅戰頗具穿透力的時代判斷之作。

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三種中美博弈的歷史模型：貿易預期理論、修昔底德陷阱與尊王攘夷路徑。顯然，他獨創性提出、最為欣賞以及希望達成的是第三種，也就是寄望中國能在美國發動“關稅戰爭”之時，高舉“自由貿易”的王道之旗，尊王攘夷、異軍突起。

文章既有史識，又具宏構，在當前的中國思想界乃至智庫界中，可謂鳳毛麟角。我願稱之為有原創力的好文，甚至比我讀過的大多數經濟學文章更有思想的吸引力。

但老友之間得說真心話。我讀罷之後，心中不免苦笑：吳兄講得精彩，卻講不通。不是他史學功力不夠，而是他低估了現實制度的深淵。

他試圖從春秋史中提煉中國和平崛起的路線圖，主張中國應借勢而起、尊王攘夷、贏得世界。但我不得不潑一盆冷水——這條路，不存在。不是沒有歷史的縫隙，而是沒有制度的地基。

一、吳思兄：他講得對，也講得不夠對

吳兄首先從年鑑學派出發，把當今世界動盪的局勢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段：長時段（技術文明）、中時段（產業結構）、短時段（地緣政治）。這一思路清晰深刻，足以打破很多人“盯着熱搜講戰略”、“罵着川普打醬油”的習慣性短視。

他繼而將美中關係置入“百年變局”的中時段脈絡之中，指出川普發動全球關稅戰，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像當年英國衰落轉向保護主義那樣的必然歷史回擺。

他談日本以戰爭回應“自由貿易秩序”崩塌的前例，又談美國面對中國崛起可能複製當年英德之間的對抗軌跡，還談斯巴達與雅典的“修昔底德陷阱”，最終提出：“何不以春秋之道應今日之變？高舉自由貿易之旗，尊王攘夷，中國或可和平突圍。”

講得真不錯，既通史，又創新；既深思，也實用——讓人大呼過癮！

但問題在於：他用了太多的歷史類比，卻對制度現實的斷層與裂谷剖析不夠深入。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但不會完全相似。歷史不是模板，不能簡單從春秋直接拷貝為21世紀全球秩序的策略地圖。

二、自由貿易不可假裝，“尊王攘夷”決無可能

吳兄把“尊王”解釋為維護自由貿易秩序，把“攘夷”理解為抵制暴力擴張，在理論上並不難接受。但他忽略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中國不是齊桓公，今天的自由貿易秩序也不是“被拋棄的周禮”。

說得直白些：

中國不是“受命於天”的新霸主，而是制度異質的全球異類；
今天的“王道”不是西方背棄的，而是中國制度無法接軌的；
自由貿易不是“誰舉旗誰得利”，而是“誰制度契合誰才配參與”。

吳兄自己也承認：“中國與貿易自由常規標準的距離也比較遠”。這是他的現實與明智！但問題在於，他只談了這個令人悲哀的現實，卻還是低估了這個“距離”的性質與嚴重性。這不是一張表、一份承諾可以彌合的技術性落後，而是制度性封閉與文明邏輯的對撞，是中國幾千年都沒有走出去過的“歷史大黑夜”！

自由貿易必須立足於：

清晰產權：資源不是權力配置，而是市場配置；
公平競爭：權力/國企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
憲政法治：契約不由人治改變，財產不由權力剝奪；
輿論監督：決策錯誤能被公眾指出，權力能被質疑。

而今天的中國——恰恰缺的，是這些最基礎的制度磚瓦。

所以，吳兄的設想之所以不能成立，並不是他比喻或構想錯了，而是他制度假設錯了——沒這個制度前提！

三、自由貿易死於自由之死，中國夢醒於制度南牆

中美“自由貿易”的失敗，源頭不是美國實力下降下的無奈背棄，而是中國對自由的拒絕。

這個國家不是被人拋棄了自由貿易，而是自己從未接受過自由。更深層次地說，是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從未認真渴望過自由。就連吳思兄，也想拋開自由談自由貿易新世界，這當然是緣木求魚。

我們的制度和我們的思想精英，打心底里就不相信：

市場可以自發組織；
個人可以自我決定；
規則可以超越人治；
真相可以公開討論。

所謂的中國奇蹟，既包含比較優勢的發揮，也包括舉國體制的作為。歸根結底，不是自由制度的結果，而是在權貴體制下壓榨民眾紅利的結果。我們習慣了計劃經濟思維下的投機權利、壟斷資源、規避規則，更習慣了中國歷史與傳統的36計，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無恥地以為“雙贏”就是我們贏兩回。

說得更刺一點：我們這個國家不是沒有自由貿易的能力，而是根本沒有自由貿易的誠意與現代文明的契約精神。

而問題更深的地方是：這不僅是國家層面的制度問題，更是國民層面的精神問題。

我們太多的人，只求財富，不問自由；只要秩序，不要權利；只要“別亂”，不要“能選”。

所以，不自由的制度，並不是空降而來，而是民眾沉默與默認的積澱。

不求自由的國民，根本就不配得自由；
不自由的國家，也沒有自由貿易可言。

自己沒有的東西不可能給別人。在當下吳敬璉等經濟學家們一批詬病的“權貴經濟”體制下，如果還想着趁勢搞“尊王攘夷”，打造一個新的自由貿易圈，這怎麼可能！你國內經濟都談不上貿易自由，你搞國際經濟圈怎麼可能“自由貿易”？

四、川普開局，新的全球新秩序其實已然浮現在地平線上了

吳兄在文末寄望中國借貿易戰高舉王道之旗、乘勢而起，但我認為——這不會發生，不可能發生。

理由前文已述：不是時機不成熟，而是制度不支持。

而另一方面，事實上，美國的新貿易秩序已經開始顯形。川普關稅戰才開打一周，全球關稅戰已打成“中美貿易戰”決戰，迅速進入“去中國化”的現實應對邏輯與未來前景。所以，這是一次制度重置，而不是一次短期博弈。

未來的自由貿易，一定不會死，也不會引發世界性戰爭。它會重組、重構、重塑，但前提是：不再容納制度套利者，不再歡迎權力型參與者。

自由國家之間的貿易，將繼續繁榮；不自由國家的“朝貢貿易”——你送煤我修路——也許能存活，但終歸是孤島生意、農耕打法，既無法主導全球，更無法代表世界趨勢。

“一帶一路”，本質上其實就是21世紀版的“朝貢體制”，其命運也註定無法改變地球的大潮向。

五、結語：吳兄之文，雖敗猶榮；中國之夢，夢回制度

我敬重吳思兄。他的文字是真講學術，不講空洞政治；他有制度之痛，也有歷史之愛；他是真誠的中國改革派，試圖為中國尋找出路，這種精神值得鼓掌。

但學術要敢於真批評。我必須說：吳兄的路徑，講不通；他的期待，必落空。

今天的中國，如果不能進行根本性的制度轉型，決不可能再乘勢而起，以往的繁榮也將歸於歷史的塵埃；如果不能走上自由之路，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貿易，也不可能引領世界，只會重回歷史的治亂循環。

管仲雖好，可惜今天的世界不是春秋。
尊王雖美，但我們離“王道”差得太遠。
攘夷雖妙，只是我們制度上更像“夷”。

真正的大旗，不是自由貿易，而是自由本身。
真正的崛起，不靠貿易之術，而靠制度改變。

歷史將表明：未來之中國，不在“抬頭做夢”，而在“低頭修憲”。
從權貴體制，走向自由制度——這才是中國真正的“興盛之道”。


附文：史眼觀局：尊王攘夷與修昔底德陷阱

吳思

歷史的三個時段

進入2025年不過三個多月，各種新聞大事已經看得人眼花繚亂。人工智能迭代升級、機器人登台表演、特朗普入主白宮隨即大幅度增加各國關稅、俄烏停火一波三折，等等，國際局勢動盪加劇，前景撲朔迷離。

如果請年鑑學派的史家冷眼旁觀，上述事件，按其性質可以歸為三類，分別具有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的意義。

長時段以千年為單位，如農業文明、政治制度、語言宗教之類。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登上歷史舞台，不少人視為“奇點來臨”：地球演化史上可能出現了一個智能超越人類的新物種，即所謂“硅基生命”，我們碳基生命被視為硅基生命的“引導程序”。如此說來，我們正在經歷地球演化史級別的大變局，如哺乳動物取代恐龍，如地球進入“人類世”。按照史家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規矩，此事尚未發生，不敢下斷言，但把“具身人工智能”如農業文明一樣歸入長時段應該問題不大。

中時段以百年為單位，如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人口變化、階級關係變遷之類。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製造業崛起，美國製造業空心化，便是中時段變遷。作為應對，特朗普顛覆二戰之後美國主導建構的自由貿易體系，大幅度增加各國關稅，正所謂百年變局。

短時段的跨度從幾天到十幾年，如特朗普入主白宮、俄烏戰爭之類。

在年鑑學派看來，如果把長時段比作洋流，中時段比作潮汐，短時段就是表面的浪花。長時段可以制約中時段和短時段，短時段事件也能反映中長時段的深層變遷。

中時段：上一輪的歷史經驗

特朗普大幅度提升中國及各國的關稅，不惜改變美國主導建構並維護了將近八十年的自由貿易體系，從歷史角度看是必然的。歷史常規是：立法者所設立並維護的法規和秩序，必須符合自身利益，否則難免修改。

最接近這次“特朗普轉向”的歷史故事是一二百年前的英國。《國富論》發表於工業革命開始的1776年，亞當·斯密認為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市場越大，分工和專業化程度越高，於是主張自由貿易。這種理論在19世紀的英國開始政策化。從1820年倫敦商人向國會提交《自由貿易請願書》和隨後小打小鬧的關稅改革，到1846年廢除《穀物法》取消穀物進口限制，再到1849年廢除《航海條例》，允許外國船隻參與英國貿易，英國最終成為自由貿易的旗手。當旗手的底氣，源於英國的工業優勢和世界工廠地位。

但是，隨着美國和德國工業的崛起，國際經濟結構變遷，英國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上升。在1906年和1910年的大選中，支持關稅保護的統一黨席位已經與自由黨持平，一戰後關稅水平開始波動上漲。1929年大蕭條之後，各國加速轉向關稅保護政策，英國出口暴跌，失業率大增，保護主義在1932年取代了自由主義。這就是說，如果保護主義更符合自身利益，自由貿易理論儘管不錯，也不能照辦——誰照辦誰倒霉，誰照辦誰下台。

英國的相對衰落和政策轉向動搖了世界秩序，舊秩序解體了。用《資治通鑑》開篇批評周天子認可三家分晉的話說，天子自壞先王之禮，天下以智力相雄長，社稷絕，生民滅。戰國時代從此開始。

日本史家宮崎市定在《亞洲史概說》第八章描述日本當時的處境和對策，從自由貿易秩序解體的角度解釋了中日戰爭。他說，日本經濟在一戰時空前繁榮，生產什麼都可以賣出好價錢。戰後不行了，生產過剩，經濟蕭條，各國紛紛抬高關稅壁壘。日本試圖以低物價和低工資應對，但英國設法讓託管的奧斯曼帝國排擠日本商品，英聯邦代表1932年又決定建立一個經濟集團，包含了6000萬白人和3.5億印度人的英聯邦市場幾乎將所有外國商品排斥在外。美國與法國等經濟大國也建立了封鎖性的經濟集團，這反過來又構成對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封鎖。日本也試圖建立經濟集團，侵占中國東北，策劃“九一八”事變，勉強建立了滿洲國。為了確保控制滿洲，軍部還要製造出第二個甚至第三個滿洲國，於是戰火蔓延，發展為全面的中日戰爭，日本走上了不歸路。

如此看來，日本選擇貿易或戰爭的算法是：如果貿易預期良好，就和平發展。如果貿易預期不良，經濟即將衰落，而戰爭可能避免衰落，那麼，領導人兩害相權取其輕，就會選擇戰爭——這是預防衰落的戰爭。

在2015年出版的《經濟相互依賴與戰爭》一書中，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戴爾·科普蘭稱這種算法為貿易預期理論。他考察了1790年-1991年之間的國際戰爭，認為拿破崙戰爭、鴉片戰爭、德國的一戰二戰，日俄戰爭、九一八開啟的中日戰爭和日本偷襲珍珠港開啟的日美戰爭，都符合這種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的有效率為87%。

二戰後，美國成了世界工廠，像一百年前的英國那樣舉起了自由貿易的大旗。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中，中國產品順利進入國際市場。自由貿易讓雙方受益，中國人口眾多，勤勞聰明，市場競爭力強，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一邊受益一邊長了本事，成了世界工廠。與此同時，美國藍領的收入水平長期停滯。政客大聲說中國工人搶了他們的飯碗，儘管經濟學者認為自動化搶了更多。眼看中國的廉價工程師如洪水一般湧入市場，美國又將如何？

從趨利避害的人性邏輯看，在市場自由競爭中喪失優勢，就應該反對自由競爭，建立貿易壁壘。如果市場競爭對手同時還是文化差異巨大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對手，反對強度還應該加倍。從貿易預期理論的視角看，如果現行的自由貿易秩序原封不動，美國的貿易預期轉向負面，美國就會做出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貿易戰、冷戰、熱戰，哪種戰爭有助於避免衰落就應該選哪個，一百年前英國就是這麼幹的。

總之，在中時段上，全球經濟和社會結構變了。中國崛起了，美國出現了空心化問題，不想當自由貿易的旗手了。上一輪英國改旗易幟造成全球動盪和戰爭，本輪將如何？無人能下斷言，但至少有三種預測模型可以給出不同的參考答案。

預測模型之一：貿易預期理論

剛才介紹的貿易預期理論，解釋成功率為87%。如果“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解釋邏輯可以用作預測邏輯，那麼，在中美貿易預期由正轉負的條件下，在戰爭可能減緩甚至扭轉預期中的衰落的時候，戰爭就可能發生。

這個邏輯可以解釋百年前英國改旗易幟時德國和日本的行為，英聯邦發動貿易戰，德國日本試圖以熱戰扭轉頹勢。

現在美國發動貿易戰了，對抗循環升級，貿易預期不良。一旦經濟衰落難以避免，冷戰熱戰能否登場預防衰落就不好說了。按理論推演，美國應該樂見中國大陸像俄國在烏克蘭陷入戰爭泥潭一樣陷在台灣，美國大力提供武器支持即可。這相當於用代理人戰爭的方式削弱對手，同時強化本國的軍工聯合體，吸引製造業回歸，還能團結盟友，強化自身的世界領導地位。
總之，這個模型可以解釋目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同時預言未來可能發生戰爭。

預測模型之二：“修昔底德陷阱”

關於中美競爭，前些年最流行的預測理論是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當老二崛起挑戰老大時，發生戰爭的概率高達75%。一百年前德國挑戰英國引發世界大戰，就被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實例。

這個預測模型源於希臘歷史上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套用到當代中美關係領域，至少會有兩點不妥。第一，在更強大的波斯帝國眼裡，雅典挑戰斯巴達屬於希臘城邦的內戰，並不是世界老二挑戰世界老大。第二，希臘老大斯巴達是農業立國，老二雅典是貿易立國，陸權海權對抗，中時段意義上的經濟社會結構都沒變，也不曾改旗易幟。當代美國則有世界工廠地位之變和改旗易幟之嫌。

這個模型預測了雙雙受損的戰爭。模型後邊的真實史實更慘：雅典輸了，斯巴達也好不了。短期的受益者似乎是贏家斯巴達，其實是坐山觀虎鬥的波斯帝國，長期的受益者則是希臘邊緣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他將趁虛而入統一希臘，征服埃及，然後橫掃波斯。

預測模型之三：“尊王攘夷”

前兩個預測模型主要來自西方的歷史經驗。中國的歷史經驗有沒有可以參考的故事？前邊提到司馬光對周王認可三家分晉的批評，在春秋戰國那段歷史中，可以提煉出天子實力衰落條件下的尊王攘夷模型。

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周天子王權衰落，東周開始。“尊王攘夷”就是崛起者應對百年大變局的成功之道。成功的意思是：崛起者在天子實力難撐之際高舉諸侯公認的王旗，維護有利於自己的既有秩序並進一步獲利，同時推遲了生靈塗炭的戰國時代的到來。

這段故事的大輪廓是：齊桓公（前685-前643在位）任用管仲搞改革，國力富強，在周室衰微之際“尊王攘夷”，迫使南蠻楚國向東周王室納貢，幫助燕國打敗北戎，安定王室內亂，多次大會諸侯，訂立盟約，成為春秋時代第一位霸主。孔子贊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顧炎武更把尊王攘夷政策提高到“春秋之義”和“天道”的高度。

當代各國公認的王道是什麼？應該是自由貿易之道，自由貿易秩序好比周王室主導建構的周禮秩序。於是，當代“尊王”，應該是遵守王道——自由貿易之道。當代“攘夷”，和2600年前一樣，應該是反對暴力侵略。再進一步說，王道代表了文明的行為規則，夷代表了野蠻的叢林法則。

遙想當年，各國諸侯在周禮秩序下受益多年，又拿不出公認更好的替代秩序，尊王攘夷是很明智的。當時周王室維護周禮秩序數百年，勞苦功高，諸侯感恩回饋，尊王也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且合情合理，尊王攘夷之道也是成功的。春秋歷時約兩個半世紀，齊桓公和晉文公先後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推遲了生靈塗炭的戰國時代的到來，避開了希臘史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75%的解釋力，美國和平取代英國就在不能解釋的25%之中。如果用尊王攘夷模型解釋呢？美國在大蕭條時代也犯過濫加關稅的錯誤，但大體說來，美國汲取歷史教訓，接過了英國放棄的自由貿易大旗，對老王英國也尊崇有加，這是“尊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前期提供經濟和武器支持，後期出兵參戰，和英國肩並肩對抗德國和日本，這是“攘夷”。尊王攘夷之道幫助美國避開了修昔底德陷阱。

現在，中國成了世界工廠，初步具備了二百年前英國和一百年前美國的製造業實力，中國受益於自由貿易秩序，願意維護自由貿易秩序，中國能不能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

顯然，英美關係更接近周王室與齊桓公和晉文公的關係，同文同種，同在周禮秩序之中，中國卻長期被他們視為夷狄。在此條件下，舉尊王攘夷之旗的難度大增，放低身段也未必成功。如今又鬧得這麼僵，還能像二百年前英國和一百年前美國那樣抓住歷史機遇崛起甚至和平崛起嗎？反恐之類“攘夷”的好時機轉瞬即逝，“G2”也成了往事，前路崎嶇難行，對中國舉旗者的挑剔和要求非常之高，中國與貿易自由常規標準的距離也比較遠。

不過，自由貿易之道畢竟對世界各國有利，對中國特別有利。受益最大的強國最應該維護自由貿易秩序，也應該感謝長期維護這套秩序的王者，這個大道理是很明白的。這條路雖然難走，到處是陷阱和歧路，仍然比戰爭之路好走。一旦努力走通了，孔子讚美管仲的話就可以搬到今日了。

尊王攘夷與強硬陷阱

當代中國如何尊王攘夷？顧名思義，“尊王”應該帶頭維護自由貿易之道，“攘夷”應該盡力抵制暴力侵略行徑。其實，中國一直在逐步降低關稅，反對貿易戰，主張自由貿易秩序。這些都是尊王攘夷的動作。但是，聽其言觀其行，現在言論的動靜沒那麼大，尚未達到旌旗獵獵金鼓齊鳴振聾發聵的強度。動作也沒那麼大，零關稅只適用於最貧窮國家之類，對更重要的發達國家市場作用有限。

在美國揮舞關稅大棒的時候，許多國家宣布零關稅。零關稅是自由貿易的極致狀態，既是遵守王道的表態，也是對老大的回饋。中國受關稅棒擊最重，如何是好？

一種算法是：美國遲早要把關稅加到最有利於本國的水平，伸頭一刀，縮頭一刀，寧死也要保持黨和國家的尊嚴。更何況憑着我們的體量和硬度，對手未必就不怕卷刃和兩敗俱傷。另一種算法是：零關稅對市場強者最有利，我們正是市場強者。舉起零關稅的王旗，不僅可以應對關稅大棒，還可以團結各路諸侯。市場強者不必與弱者一般見識，你們逼迫我們做的事，正是我們打算做的正確的事。英國當自由貿易旗手的時候，美國加稅英國並不跟，他們的說法是，自由貿易是對的，我們堅持做正確的事。

零關稅的主張多年前已在中國流傳，中國企業的競爭力確實不怕任何人。但是政治自有經濟和企業以外的考慮。面對霸蠻打壓，可供參考的政策之一是密歇根大學教授阿克塞爾羅德在《合作的進化》中推崇的“針鋒相對”策略：首先與人為善，然後跟隨對方的策略，一報還一報。在他設計的重複博弈電子遊戲中，這種策略一再從眾多策略中勝出。按說，“一報還一報”應該能讓對方考慮改行雙贏對策，但也有學者批評說，在一對一博弈中這種策略表現不佳，誤解很可能導致強硬循環——強硬對強硬，掉進強硬陷阱，最後兩敗俱傷。

跳出強硬陷阱，必須有溫和主張出頭首倡，雙方溫和派互動，進入良性循環，任何單方面的努力都無法持久。如今中美兩方的善意似乎都很弱，怎麼跳出強硬陷阱就是一個大難題。相對而言，中國過去是自由貿易的受益者，率先釋放善意的未來收益大於對手，高度集權的決策體制這麼做也比較容易。再進一步說，這麼做還有利於借勢推動自身尚未完成的市場化改革。當然，強硬到底，也能倒逼國內改革：加速內循環，奮力提升有支付能力的國內需求，大幅度增加低購買力群體的財富，例如允許土地自由流通，把18億畝耕地這筆巨額存量財富裝進農民腰包之類。

說到這裡，跳出強硬陷阱云云，已經屬於短時段的浪花甚至泡沫了。展望長時段變遷，人工智能日新月異，或許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具身智能就能大規模取代人類勞動，中美的勞動市場雙雙崩潰，財富卻如洪水般涌流，人類的物質匱乏時代結束，我們眼前的關稅之爭，美國的空心化問題，都像泡沫一樣消失了。那時回首今日，當前的貿易戰和俄烏戰爭恐怕會讓後代史家生出無謂之感。

進一步說，如果通用人工智能真成了比我們強大的新物種，更聰明更強大的硅基生命現身地球，面對堪比外星生命大規模入駐式的地球演化史大變局，中美之間那些中時段級別的糾紛還算什麼呢？假如中美能夠合作制訂當前的人工智能政策，探索人類社會在AI等新科技衝擊下的應對方案甚至轉型方案，聯手解決環境問題，維護世界和平，在這個趨勢中優化環境同時優化自身，各種文明的後代史家想必會讚嘆先賢的明智遠見。

未來是不確定的。相對而言，跳出強硬陷阱，尊王攘夷——高舉自由貿易大旗並反對暴力侵略——儘管沒有勝算，卻比較接近立於不敗之地的優勢策略。即便對手強硬到底，拒絕合作，跳過春秋直接進入戰國時代，這種策略也更有助於分化對手，合縱連橫，組建一個比較強大的圈子。

2025年4月8日